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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考恢复后第二批高材生，段永平毕业后的去向不用发愁，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届的大学生很特殊，他们是在十年文化断裂中依然坚持学习的人，他们普遍有一种“知识饥渴症”。所以，他们在考上大学之后，会抓住一切机会，汲取知识，给自己充电。因为这不仅仅在于打败了全国 90%以上的人，更在于高考恢复的背后所代表的重要意义：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有的处境，所以更会铆足劲地学习。
无怪乎有人评论道：“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 77 级、78 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 级、78 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 77 级、78 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这就注定了 77 级、78 级要出人才。”
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未来中国的企业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威震中国家电行业的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康佳集团掌门人陈伟荣以及TCL董事长李东生，三人都在 1978 年春天成为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系无线电技术专业的一员，而且在同一个班。鼎盛之时，他们掌管的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40%，故而被业界称为“华工三剑客”。
此时段永平还未完全展露出他的经营才华。因为专业的关系，毕业后他被分到北京电子管厂（774 厂），这是一家走在中国电子工业前列的科技型国企，同时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子管生产企业，光员工就有近 1 万人。北京著名的 798 艺术区就是由北京电子管厂旧址改建而来的，其规模可见一斑。
企业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身为外地人的段永平还获得了额外福利——北京户口，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也正是基于此，北京电子管厂虽然给的待遇不高，却集聚了众多人才。只是这里的氛围不太好，“大家都觉得自己很能干，大家都觉得自己待遇低，可是大家什么都不干”。
当大部分人随波逐流、碌碌无为时，有一部分心怀梦想的人选择了奋斗，其中有两个人后来成为中国工业史上的标志性领袖人物，一位是段永平，另一位是和他一同进厂的王东升——京东方集团创始人。
不过，王东升是带着光环进来的，他被时任总会计师原孝钟挑过来担当重任，而段永平只是电子管厂众多工人中的普通一员。
即便没有王东升那样耀眼的背景，段永平依然是很多人眼中的幸运儿，毕竟电子管厂是当时国企中的龙头，进入这家企业就相当于有了衣食无忧的“铁饭碗”。然而，科技的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猝不及防，上一秒还是勇立潮头的弄潮儿，下一秒就是被时代的浪潮拍打在沙滩上的咸鱼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北京电子管厂也面临这一困境。随着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电子管厂赖以为生的关键技术正迅速地被时代抛弃。而厂领导并没有意识到发展半导体技术的重要性，错失了转型良机。
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财政的节流导致军品订单大幅下降，而电子管厂此前最重要的“甲方”就是军工单位，国家政策的变化让它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依靠。所以，当段永平进入这家大国企时，它曾经的荣光已经慢慢消散，衰败是它难以扭转的命运。
然而，身处其中的很多职工却没有任何危机感。在接受分配之前，段永平也没料到曾经赫赫有名的国企已经沦落到如此境地，毕竟他只是一个刚毕业的、没有任何背景和后台的工科生，从江西农村漂到杭州，又被国家分到了北京。当然，即便电子管厂遇到了严重的发展困境，给段永平的待遇也不高，但是能在这种大型国企工作，其所代表的社会地位是那些私企所不能媲美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渴望得到认同的北漂。所以，段永平在这里兢兢业业地工作了四年。
1985 年，电子管厂已经连续好几个月不能按时发工资了。这一年，段永平最终下定决心辞去工作。即便电子管厂已经不能按时发工资了，周围的人对段永平辞职的决定还是很不理解。毕竟，对于一个不能拼爹拼妈、没有多少钱的年轻人来说，再去找一个这样的大国企谈何容易。这些人的担心正是段永平辞职的理由：“在找工作的时候，总是听说谁是谁儿子，我就想，我是谁的儿子？”段永平深知能靠的只有自己，只有让自己更加强大，才能不被社会洪流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