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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往往孕育着伟大。让张勇感到幸运的是，贫穷的经历并没有让他变得自卑。相反，这经历在他身上磨砺出了一种与生长环境极不相符的自信。这种自信有一部分源于阅读，他很早就从阅读中拥有了超越同龄人的视野和眼界。即便物质生活贫乏，但他的内心世界却从未贫瘠过。
张勇的母亲是小学教师，由于这个原因，他很早就接触了阅读，母亲还为他订阅了《少年报》等儿童读物，张勇就成了大杂院里唯一一个拥有课外书籍的小孩。
这件小事对张勇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阅读带给他的快乐，弥补了物质上的匮乏，也让张勇避免了一段尴尬的经历。男孩子一般到十四五岁就会进入变声期，而张勇变声期延续的时间比大多数人都长。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说话的声音又尖又细。
十四五岁的男生大都渴望周遭同龄人的关注，希望在同龄人面前呈现最好的状态，张勇也不例外。但张勇因为声音变不过来，不敢跟女同学交流，他害怕一说话就会被人嘲笑。在张勇为数不多提到成长的采访中，他自己描述过那段经历：
男孩子变声期，我变不过来，这事很重要，可以说奠定了我思想的基础。你嗓子说不出来，别人就会笑你。一笑你就会自卑、紧张，根本不敢去跟女孩子交往，到现在我还不会跳舞，那个时候流行歌曲已经进来了，我也没办法学。
最后还是阅读化解了这段时期的尴尬。处在变声期的张勇找到了一个秘密基地，在那里他可以完全抛开烦恼，自由呼吸。每个少年在成长中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就像电影《树上有个好地方》中那样，主人公巴王超过的秘密基地是一棵大树，每当遇到烦恼时他就会躲在树上，在那里，他可以看学校禁止的课外书，抛开一切烦恼做自己喜欢的事。直到有天大树被砍了，他也长大了。
张勇的秘密基地是县图书馆。改革开放以前，人们的思想还非常保守，图书馆的藏书也大多是一些“伟光正”的书籍。20世纪80年代，国内图书馆建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诗歌类、史学类的书籍开始大量涌进图书馆。
县图书馆成了张勇的第二个“家”，变声期的尴尬在这里得到了缓冲。通过大量阅读，他早早地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20世纪80年代，受改革开放的社会大环境影响，报纸上经常刊登的自由主义思想浪潮文章成了张勇每天的必修课。他被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宣扬的平等、自由的观念所打动，内心深处相信：人人生而平等，不平等的可以通过努力去追求平等。
当大院的孩子们忙着玩游戏，每天期待村口的卖货郎又会带来什么新鲜玩意儿时，泡在图书馆里的张勇已经对尼采、孟德斯鸠、泰戈尔等西方哲学家的书籍如数家珍，甚至还看完了《仲夏夜之梦》《亨利四世》这样的文学性书籍。
爱思考、爱琢磨，再加上大量阅读的缘故，张勇比同龄人显得更成熟、更有想法。他经常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听收音机，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尚属高科技的收音机成了张勇了解时事的重要途径。
因为博览群书，又关心时事，张勇很快就收获了一个忘年交——和张勇在同一个大院里的国营招待所经理。经理比张勇大了整整二十多岁，他见多识广，喜欢读书看报、关心时事，是大杂院里最有地位的人。但经理有个特点，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喜欢找人聊天，他谈论的话题一般人听不懂，张勇自然成了大院里唯一一个和经理聊得来的人。
他们坐在简陋的板凳上，张勇看着经理用掰碎的花生米下酒，听他天南海北地聊事情，有时经理还会跟张勇分享他在外面见到的新鲜事物。这些事情，让张勇对简阳外的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他心里有个想法愈发强烈：一定要走出简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时候的张勇就开始和经理讨论民族性、人性的问题，也讨论贫困问题和社会公平的问题。懵懵懂懂中，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已经在他心里生了根。
年龄相差二十多岁的两个人，交流起来毫无障碍。“高山流水遇知音”，很自然地，经理也对这个比他小很多的年轻人刮目相看。他常跟人说起：“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而张勇那时候也在心里认同了经理的话，他后来在采访中说：“那时候觉得自己将来应该能做一些大事情，很成功。”
等张勇长大一些后，经理对张勇说：“以后我出差，带你出去开开眼界。”
张勇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什么教育给你什么思维，如果你接受的教育是传统的那种，你对打工者的看法就是传统的，这个跟管理没有关系。为什么我能做到员工有什么事情我都很真诚地去管，这跟思想、价值观有关系，也就是跟十四五岁时的那一段经历有关系。”
从张勇的人生历程来看，这段特别的成长经历为张勇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这对他价值观的形成，包括后来创立海底捞，致力于创造公平公正的平台，提出“双手改变命运”的企业理念，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