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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美国经济开始从萧条中恢复。商业领域的表现（尤其是铁路行业利润）开始迅猛增长。当时，一篇来自英国的专业经济分析报道就此预言道：“月圆月缺是有固定时间的，而美国相对于英国的经济优势，将像月亮的圆缺一样，到时候必然会实现。”
吉诺斯和许多美国人一样，相信总有那么一天，美国的经济表现将会超过英国，从此不必再看英国人的资本市场眼色行事。他自豪地对朋友说：“我们没有人预料到美国会有如此喜人的资本增长。总有那么一天，人们不用再焦急地关注位于针线大街上的英格兰银行的汇率，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如果将美国经济的复苏看作病人的康复，那么正是铁路债券提供了神奇的疗效。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国内铁路债券市场火热增长。曾几何时，纽约股票交易所每周交易量达到1000股，就算相当高了，但到此时，每周的股票交易数量已经达到上百万股。
铁路债券市场催生了投资的繁荣，使许多投资公司专门围绕铁路建设资金，提供理财服务。邓肯·舍尔曼公司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家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是斯科特曼·邓肯和威廉·舍曼，他们联合控制着400多万美元的财富，引来伦敦的高度评价。那是精明的皮博迪所投出的关注目光。
皮博迪相信，这家公司拥有足够的资本、能力和企业规模，将来可升级为大型的金融企业。他对吉诺斯说：“我看好这家公司，他们拥有足够的资本、能力以及企业规模，将来能成功地经营一家大型的金融企业，它在美国几乎是唯一的。”皮博迪承诺，邓肯-舍尔曼公司能在自己公司获得无限制的信贷额度，而其他各家美国银行都没有类似待遇。皮博迪还考虑，委托邓肯·舍尔曼公司代理自己在美国的事务。
皮博迪没有考虑到美国资本市场的进化速度。1857年时，这家公司已经不甘心只充当皮博迪的业务前端了，他们甚至还想要在伦敦找公司，作为自己的代理。到这年7月，吉诺斯和舍曼之间的谈判终于形成了决定。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的空前繁荣，大家都不愿意充当欧洲的分公司，反而想要将经营势力范围伸展到大西洋的另一边。于是，双方不再讨论谁主谁次，而是以加强企业之间的联系为目标进行合作。
这个合作方案中有条附加约定：摩根将要到邓肯-舍尔曼公司，担任办事员，同时不领取薪水。舍曼先生写信对皮博迪说：“（这样做，是让摩根）在美国的银行业务中得到训练……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年轻人。”
1836年，在经济萧条爆发前的混乱中，吉诺斯狼狈地逃离了华尔街。现在，他将重返那里的期望寄托在儿子身上。7月底，摩根去往纽约，一路上，他随身携带着重要的信函和文件，大多数是父亲所写，其中包括在开船前，父亲让人送来的便笺。他在上面谆谆叮嘱儿子要仔细检查文件，以确保安全。在便笺最末，父亲写道：“我希望你能了解到，你现在正迈出的一步有多么重要，它将对你以后的生活有多么巨大的影响。你自己应保重，好自为之。向舍曼夫妇问好，后会有期。上帝祝福你，关爱你的父亲会一直为你祈祷。”
纽约，是美国过去时代也是当下时代最大且最有吸引力的城市。这里有早期荷兰移民的后代，也有法国的新教徒后代、英国后裔、德国后裔和犹太人。多种语言和文化并存于纽约繁荣的城市中，人口流动积极，商业体系广泛开放。无论人们从哪里来，都能在这里找到梦想。这一点，和波士顿的欧裔贵族文化、费城的传统家族文化、查尔斯顿的南方种植园文化，都显得有所不同。纽约人充满活力，他们中既有移民、商人、艺术家、奋斗者、实干家，也有赌徒、逃犯、骗子、海盗……成千上万的市民在此绵延数代，但他们相信迟早能凭借能力实现梦想。
摩根年方20，外表看上去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但他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游历、学习和生活过，知道自己最喜欢的环境。刚到纽约，他就喜欢上了这里，将这里看作事业的起点。事实证明，这里也将成为他后半生的归宿，纽约华尔街也终将成为世界金融之都。
摩根将住处定在浴西17大街45号。19世纪20年代，华尔街初兴，私人住宅被雨后春笋般的银行和办事机构所占据。富豪们看中了偏僻的格林尼治地区，建造新的住宅。19世纪40年代，由于贸易带来的车水马龙和嘈杂吵闹，有钱人开始向北面撤离。在联邦广场附近的街道上，他们建起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特色的楼宇和成排的房屋，道路两边树荫繁茂，环境安逸。摩根就住在这里。
每天早晨，摩根都会乘坐公共马车或步行，从17大街穿过百老汇大街的车流，到邓肯-舍尔曼公司的办公楼去。办公楼位于拉索路口的松树大街11号。办公室东侧的窗户下方就是威廉大街，那里有始建于1817年的纽约股票交易所。
摩根日复一日地走过这条路线。他总是准时地走进工位，开始一天的工作，和所有新员工那样到点吃午饭，在小憩一会后，继续完成上午未做完的事情。但邓肯-舍尔曼公司并不支付他薪水，父亲吉诺斯每个月“补贴”他200美元。他的第一个工作任务，是为公司的联络部抄写信函。吉诺斯对此很支持，为了帮助摩根提升信心，他说：“我相信，只有在联络部才能接触到更多有关业务方面的广泛信息。”
在这里，摩根惊喜地遇到了查尔斯·达布尼。他是公司负责财务的合伙人。达布尼这个姓，让摩根想到曾在费亚尔岛上照顾他的达布尼一家。没错，查尔斯·达布尼是他们的亲戚。
摩根幸运地有了第一位职场导师，并从他那里汲取财务知识。摩根很快接收到来自伦敦的秘密任务，皮博迪公司希望他充当纽约方面的代理人，负责对信贷的非正式审查工作，并在纽约股票交易市场执行公司指示，为公司客户和合伙人办理利息与分红。当然，摩根也没有忘记利用一切渠道，向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父亲，传送美国的金融、经济和社会消息。
由于浩大的大西洋电报电缆工程距离投入尚有9年，伦敦的银行家们只能通过书信来获得美国方面的所有消息，在纽约的摩根便成为皮博迪和吉诺斯的重要信息来源。他的工作表现很好，到秋天时，向来严厉的父亲写信称赞他：“你在所有这些事情上表现出的热情和行动，使我非常高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应当保持机灵和清醒，要和其他人一样，尽快获得并妥善利用所有信息。你的迅速反应，也使皮博迪先生非常高兴。”
随着对环境的熟悉，年轻的摩根迅速成熟起来。但有时候，在舍尔曼先生眼中，他似乎又太早熟了。
在邓肯-舍尔曼商行做了一年多后，摩根受命去古巴哈瓦那采购货物。当轮船停泊在繁忙的新奥尔良港时，摩根决定下船转转。此时正是盛夏，天气炎热，太阳正无情地吸干地面上的一切水分，整个新奥尔良似乎都弥漫着水蒸气，人人都感到面前黏糊糊的。
摩根刚下船，就看到一位穿着不错的中年男子，正忧心忡忡地在码头旁转来转去，逢人就说什么，又被人不断拒绝。男子颓然地坐在街边，埋头抽起了烟斗。
出于好奇和友善，年轻的摩根决定去打听一下。
“先生，怎么了，遇到什么麻烦了吗？”摩根问道。
这位中年男子将无力的眼神聚焦起来，打量着摩根，大约发现他气度不俗，眼神里又有了亮色。他拍了拍身边的一个小皮袋，看上去是刚从船上带下来的货物样品：“要不要看看我的咖啡豆？这可是上好的巴西货。”
听说和生意有关，摩根来了兴趣。他蹲下身子，打开小皮袋，抓起一把咖啡豆仔细闻了闻，然后又碾碎一颗，观察豆子的干燥程度。半晌，他不动声色地说：“先生，您这是遇到麻烦了吧，请告诉我怎样帮您。”
这话显然触动了男子的心事，他重重地吸了口烟斗，叹息着吐出烟雾，抱怨起自己时运不济。原来，他是位船长，咖啡是从巴西运过来的。货物到了新奥尔良，美国的买主却已破产跑路了，满船的咖啡豆眼看就会变质，船长急得只能在码头逢人就推销。
摩根略加思索，决定自己掏定金，用商行的名义买下这批咖啡。他将咖啡样品带到商行在新奥尔良港的客户那里兜售，并向邓肯和舍尔曼先生发去电报，解释这次交易机会的难得，无法先行报告。
舍尔曼先生没说什么，邓肯对摩根这种行为非常恼火。他认为，一个员工就应该老老实实按指令办事，即便再好的机会，也要先由领导定夺之后再行通知。邓肯越想越来气，立即发电报给摩根，要求他不得使用商行名义做这笔生意。
摩根没想到自己的一腔热情遭到了否定。他的倔脾气上来了，决定不再使用商行名义完成交易，而是从父亲那里拿到资金和许可，买下船上所有的咖啡豆。
事情果然如他预料的那般顺利。由于这一年巴西咖啡豆大幅减产，市场上咖啡价格成倍飙升。摩根很快将手中的咖啡豆推向市场，赚到实习生涯中的第一桶金。消息传来，父亲对他连连称赞，听到消息的邓肯、舍尔曼也发自内心地赞许这个年轻人。不过，邓肯还是认定他有些目中无人，对他只能限制性地加以任用，避免惹出麻烦。
历史给予摩根的适应时间，窄小得就像纽约楼房背后林立的消防楼梯。这位未来的金融大亨，出生在经济大萧条中，也很快将面对人生的第一次金融危机。
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美国铁路公司以狂飙突进的速度发展。从大西洋沿岸向西到五大湖地区，总共铺设了长达2.2万英里的铁路轨道。铁路交通线和随之跟进的电报系统，就像不断延伸的神经元，让美国逐渐拥有完整的经济大脑，将对财富的追逐欲望转化成现实行动力。此外，加州新发现的黄金矿脉、宽松的信贷政策、物价上升、市场需求扩大、股票和土地领域的疯狂投机行为等，都吸引了来自欧洲的资本。所有投资者都明白一道简单算术题的答案：投资英国国内债券，利润只有5%，而投资美国铁路债券，利润能达到10%。该选谁出手，是不言而喻的。
顺着铁路涌入北美土地的，不只是外国商品，更有外国金钱。1853年时，欧洲方面总共控制美国价值大约2.22亿美元的债券，占全美所有股票和债券的19%。美国经济依赖外国资本的程度，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已并驾齐驱。
吉诺斯经历过上一次经济萧条，在狂热投资的气氛中，他隐约感受到了风暴将临的紧张感。从1856年开始，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俄罗斯粮食重新进入欧洲市场，美国农产品的海外客户需求减少。与此同时，为了阻止资金向外过多流出，英格兰银行大幅抬高短期贷款利率，并开始撤回投向美国的资本。作为连锁反应，中小投资者开始将其持有的美国股份售出，拿回伦敦去赚取更安全的回报。吉诺斯就此预言，1857年的秋季，美国金融市场将面对新一轮季节性的考验。
10月，风暴果然降临了。美国铁路公司开始走下坡路，相关的债券和股票价格一跌再跌，贷款方开始要求偿还资金，借贷方迫于资金压力无法偿还，许多企业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况中。尤其是位于美国东北地区的大城市，损失最为惨重，有将近20万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失业，其中纽约城就有4万人。
1857年至1858年的冬天，美国东部尤其寒冷。走投无路的失业工人铤而走险，闯入煤炭工厂抢夺燃料。更多失业者集合起来，抗议经济危机，继而发生暴乱。宗教界只能无可奈何地呼吁人们保持理性，举行数千人的集体祈祷活动。新闻界将矛头对准华尔街，指责他们应当对经济危机承担责任，而企业、银行或外国市场都不在其中……
吉诺斯写信给儿子说：“你的商业生涯，一开始就遇上了多事之秋，就让你现在所见到的一切，给你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吧。在通往致富的道路上，有多少人都是因为急于求成而倒下了！”他同时也提到，英格兰银行积极向信誉好的企业贷款，控制了金融危机，而美国金融界却哀鸿遍野，看不到真正的领军人物，只有各自保命的平庸者。
此时，皮博迪公司的几家美国客户均告破产，其英国方面的债权人开始设法收回贷款。邓肯-舍尔曼公司也遇到了麻烦，很多债务人拖欠他们的债款，公司又拖欠皮博迪公司的债款。到11月时，吉诺斯开始坐不住了，他发现公司的巨大债务款项已达到230万英镑，折合1150万美元左右。如果英格兰银行不能批准给予借款，皮博迪公司将面临破产。
吉诺斯积极行动自救。在纽约，摩根与公司领导们一起等待消息。按约定时间，本应由位于加拿大新斯科舍岛的码头发来电报，通报皮博迪公司的营业进展。但直到11月下旬，依然渺无音讯。邓肯和舍曼感到迷茫和焦急，最终决定派摩根到纽约电报局查找信息。
摩根急迫地赶到电报局，才知道保密消息被加拿大方面的代理扣留了，因为代理不清楚内容，担心消息被舆论知悉而产生不利。摩根又找到哈利法克斯方面，终于拿到电报内容：“GP公司已经从银行收到了10个亿，并一切安好。”
GP公司，指的正是乔治·皮博迪公司。摩根反复确认了消息内容无误，连忙跳上马车，向公司赶去。当他来到公司办公楼前，发现已经有人群聚集在这里，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抓着一张报纸，上面用醒目的加粗字体写着《皮博迪公司已停止支付 即将破产》的标题。
摩根无暇过问，他推开那些企图拥上来的小报记者，穿过脸色慌张的讨债人群，挤进了公司办公室。舍曼先生马上投过来期盼的眼神，摩根将电报放在了他的桌前，大声说道：“先生们！公司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