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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界，尤其是在国内私营经济开始蓬勃发展的那几年，走上神坛和跌落深渊常常是一夜之间的事。当年的企业家们的起落沉浮，常给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悲怆之感。
在杜国楹被奉为营销鬼才之前的那几年，一个人的存在已经刷新了商业传奇，甚至一度成为媒体和政府的宠儿，以及青年大学生最崇拜的对象。时间来到1998年，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银桦路南侧，一座正在建造中的大厦突然停工，曾立志要把它建设成“全国第一高楼”的史玉柱此时正因巨额负债逃离珠海，巨人大厦也因此被迫停工长达24年，几乎成了珠海市最年迈的烂尾楼盘。
史玉柱不顾实际地一再加高楼层，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的前车之鉴本应让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引以为戒。但遗憾的是，有着相似的营销天赋、曾被奉为偶像的前辈的跌落，在当时并没有给盲目冒进的杜国楹敲响警钟。
后来，对于自己当年的决定，人到中年的杜国楹说：“那是一次如坐过山车一样的体验。”因和毛相国的官司纠纷，“背背佳”和整个矫姿带市场都在1998年后陷入了集体萎靡的阶段。年轻气盛的杜国楹没能及时刹车，继续大手笔投资广告，不顾实际地把所有精力和资金全都砸到了媒体上。这样的做法很快就迎来了他的创业“滑铁卢”，背水一战的孤勇在颠扑不破的商业定律里，再次以遗憾收场。无论是毛相国还是杜国楹，他们都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消费者对矫姿带是否有效的质疑和广告是否涉嫌虚假宣传的疑问，已经将“背背佳”及其他同类产品拒之门外了。此刻，无论是多么花哨、活泼的广告，都已经不再能打动消费者的心了。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才刚刚成为富翁的、不到30岁的年轻人就成了债务缠身的穷小子。
“我赚了第一个亿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下一个李嘉诚，我觉得我无所不能，我一定会做得非常非常优秀。”在后来的采访中，杜国楹对自己当年的自负毫不遮掩。在那个年代、那个年纪，拥有那样的资产，这对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小伙子来说，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但商海的起落沉浮和变幻莫测还是让他再次回到了原点，甚至可以说比回到原点还要糟糕。“那是事业中最黑暗的时刻。”多年以后，杜国楹回想起那段时期仍然心有余悸。
有人问他，后来和保暖鞋的专利权人还有联系吗？杜国楹笑着说：“不联系，没联系，他深深地伤害了我。”
从长春回到北京以后，杜国楹开始给各地的经销商打电话叫停。因为此时，在沈阳市场又出现了保暖鞋中的碳纤维熔断的问题。杜国楹明白，保暖鞋再卖下去会出大问题。当时，保暖鞋的仓库地址在天津，全国各地的货全都被退回了天津仓库，几千万元成本的鞋子被当成废品卖掉了。不得不说，年轻的杜国楹在做产品的时候还是缺乏基本的试用和调研环节。尽管之前就已经有经销商给他反馈过产品存在的问题，但杜国楹说，当时的自己有些头脑发热，甚至有点狂妄，因此对很多建议是“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
当时知道杜国楹已经破产的人并不多，甚至连家里人都不知道，只有仍在销售产品但情况并不乐观的“背背佳”副总知道这件事。也是在他们身上，杜国楹感受到了人情冷暖。在他的回忆中，大概是在2001年的春节，杜国楹从北京开车去济南看望他当时的女朋友，此时活得也非常艰难的“背背佳”副总给杜国楹打电话说一定要和他见一面。在天津的外环线上，杜国楹见到了他，见了面杜国楹才知道，原来对方不过是想给他两瓶茅台酒和两条中华烟，希望他能好好过年。
为了给公司里的员工安心，杜国楹为普通员工保留了基本工资，而管理层的核心骨干则比较艰难，完全是靠着心理建设和他坚持下来的。“那个期间的同事，这20年过去，在我心里肯定都是分量很重的，经历过生与死，在最难的时候都没有离开我。”很多年以后，杜国楹非常感慨地说。
2001年，负债累累的杜国楹因为资金支撑不住，不得不回到老家河南，在郑州的一个居民区里领着几个留下来的核心骨干开始兜售医疗器械，靠着每个月的微薄利润还债。那段时间，他的手机24小时都保持开机状态，无论接到谁的电话，他都承诺这笔钱会尽快还上。
“所有的东西，只要能换成钱还账的我都变卖完了。心里还是非常非常不服气，所以我就留了一辆宝马车，坚决不卖。因为如果这辆车卖了，我所有的梦想也就等于都被放弃了。它在，就证明我内心还很强大。后来债还完了我才把这辆车卖了，去去晦气。”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当时那个坚决不卖宝马车、仍然盼着自己能够东山再起的创业老板，其实心里比谁都没底。最愁的时候，杜国楹的头上长了好几块像一块钱硬币那么大的斑秃。企业经营状况的急转直下并不在他的预料之内，巨额债务更是让他感到迷茫且无从下手。当时，北京最好的房子差不多一万块钱一平方米，一般的也就五六千每平方米，可见杜国楹的4600万元人民币的负债在当时的确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巨额债务。这些钱能否真的还上，还上以后自己要去做什么？这些问题都在他心里打着大大的问号。
高额的负债让杜国楹无暇顾及太多，28岁的他和留下来的几个员工一起，大大小小的生意都做，只要能赚钱、只要能还债，这就是他当时唯一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