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学会唱歌

姚鄂梅

今天的晚饭不错，满满一大盆排骨藕汤，绿葱花细若针头，点缀淡粉色汤面，四周簇拥着的几个小菜和咸菜也颇有精神。

我想起心欣昨晚说过的话，就拿起汤勺给爸妈（我的岳父母）一人舀了一勺。我十四岁起就住在这里，吃他们的饭，睡他们的床，在他们家的超市里工作，二十一岁那年，我从雇员变成他们家的上门女婿。从那以后，我就像染上了一种面部霉菌，终日眼皮沉重，喉咙发紧，这症状导致我不爱正视一切事物，包括迎面走过来的爸妈，当然也不爱张嘴说话。

刚一放下汤勺，心欣就用母羊般的眼睛瞥了我一下，她知道我不是个嘴甜的人，能有这个动作，已经算是把她的话听进去了。你不看他们，也不跟他们说话……昨晚她在床上这样嘀咕。我承认我很重视这个警告，于是决定用这勺汤把脸上那些霉菌冲洗一下。

某些方面，心欣的确比我用心，她会当着我的面定期往大石坝打电话。妈，您还好吧？累了就歇两天，不要着急，明年干脆不要种田了，我们给您买米回来，您只要种点菜就可以了。我们还好。生意还可以。妈那我挂了？每次都是这几句不需落实的话，但她自然而然的语气令人心服口服。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里面应该有个比例，比如说，她往大石坝打三次电话，我给爸妈舀一次汤，毕竟现在大石坝那边只有母亲孤单单一个人，我们这边却是满满当当一屋子。有次母亲笑着跟我抱怨人世的苦恼：人口少了真没意思，吃饭都提不起兴致。

我捏了根牙签，离开饭桌，来到外面。

我喜欢在晚饭后给母亲打电话。天边余霞落尽，大地暗如抹布，树影幢幢，蠢蠢欲动，分明是憋了一天急着出来透气的鬼。母亲说我小时候有关门哭，每天天将黑，我铁定要坐在门槛上嚎啕大哭一场。后来她说，那事儿是有个说法的，叫做“太阳落土，儿寻母。”

电话没人接，直到深夜，还无回拨，看来明天得回去一趟，不用说，母亲的晕病又犯了，我仿佛看见母亲木头人一样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动，风嘎吱嘎吱摇着窗外的晾衣杆，对她来说，那声音像催命符一样可怕。她常常咒骂自己好了伤疤忘了痛，总是不记得在杆子上挂件重东西，这不怪她，虽然这病陪伴了她大半生，她还是没摸清发病的规律，否则她一定会抢在病发前死死压住那根随风摇晃的晾衣杆。

母亲的晕病其实就是城里人说的美尼尔氏综合症，发作时，病人需要像花瓶一样静置，像经过野兽旁一样噤声。

我不想跟爸妈说我回大石坝了。就在五天前，我刚刚回去过一次，一个星期超过两次的话，就算他们不背着我嘀咕，我自己也有点不自信。以前我们有过约定，一个月可以回去一两次，也就是说，平均两个星期我可以回大石坝一次。

我去跟爸说：该订土鸡蛋了。他扫了我一眼，又去看手上那些信件：下次他们送货的时候讲一声就行了，没必要专门跑一趟。他肯定看穿了我的心思，没关系，顶住，找一切理由死死顶住，这是我在他们面前的一贯策略。我说：有人在跟我们竞争了，交点订金才能稳定货源。我看着窗外，听着自己忧心忡忡的声音，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当演员的料。爸说：那就写个条子，到柜台上去拿。他最近总能收到信，都是他的同姓族人写给他的，他在收集资料，准备编一本家谱。这两年，稍微挣了点钱的人家，都喜欢编家谱，好像活人能挣钱真的是死去的祖先在保佑。

那个养鸡户靠近大石坝。翻过最后一道山梁，就望得见大石坝了。沿路都是两层小楼，方方的小盒子，顶上加盖几片亮晃晃的仿硫璃瓦，不锈钢门窗在太阳下闪着银光，把猫狗的毛映得灰不溜秋。

我们家也跟别人家一样，不锈钢大门上还贴着新华兴不锈钢有限公司的标签。这里盖楼房根本不用设计，钱攒够了，交给村里的泥瓦匠，他自会带着一帮人来没日没夜地给你做，不出一个月就完工。因为出自一个泥瓦匠之手，村里的房子基本上一个样儿，就像一胞多胎。

簇新的小楼里住着新婚不久的哥嫂，当然，他们现在不在家。如果我没有爸妈的超市，肯定也跟他们一样，活跃在城里某个工地或车间。从这个角度说，我是大石坝同龄人中的异类。楼房墙角边，有一间附属屋，像新鲜竹子褪下来的笋壳，又像失去弹性的旧袜子松松地堆在脚腕。母亲就住在这间附属屋里，门房一样看守着被哥嫂锁得死死的小楼。因为这事，我们兄弟俩差点反目，最后还是母亲出来息事宁人：只要你们过得好，和睦，我住猪圈都心甘情愿。

附属屋的房门闩着，敲了一会没反应，我从墙缝里找到那根鞋拔子般大的木片，轻轻一拨，门就开了。

母亲的床放在靠窗的位置，床的对面有一扇通往主楼的门，被哥以安全为由封死了。床边有一个老式衣柜，是她当年的嫁妆，油漆掉了一半都不止，一条腿断了一截，塞了半截砖头撑着，柜门也坏了一只，斜斜地挂在那里，能看到里面四季的衣服。近门边是一只大泥灶，灶后边是我最熟悉的饭桌，以前，我们既在它上面吃饭，也在它上面写作业。母亲躺在床上，见我进来，微微哼了一声。

我绕过泥灶和饭桌来到床边，地上有只塑料盆，放在跟枕头平行的位置，盆里铺了一层柴火灰，用来吐痰，果然又犯病了。我站在她枕头边，尽量不往盆里看。

几天没吃饭了？

她闭着的眼睛艰难地掀开一道小缝：不记得了。

我提议带她去镇上挂水。你忍着点，我来背你。

她皱着眉头，一只手坚定地、幅度很小地摆了摆。

这样躺着，就算不病死，也会饿死。

她不吱声，好像她知道并且愿意承受这两种结局中的任意一种。

我在她床前一声不吭站了近二十分钟，如果我是女人，也许可以跟她絮絮叨叨地说点什么，可惜我是儿子，是男人，还是一个不爱说话的男人。我看看窗外，想起超市里还有另一件事等着我。既然她不想去挂水，那就让她安安心心在家里躺着吧，反正她每次犯病，都是用躺治好的。我把手伸向衣服暗袋，那里有我订土鸡蛋的钱。跟养鸡老板说说情，货到付款，应该没有问题。我从没在他那里赊过帐。

我用极轻的动作掀开枕头一角，把钱塞了进去，叫她病好后去买点有营养的东西来吃。她本来闭着的眼睛用力再闭了一下，表示听到了。我知道她是不会把这钱拿来买东西吃的，她一向认为，把钱用在嘴巴上，是最败家最无耻的行为。我也相信她不会躺很久了，说不定明天就能起床干活，钱对她来说，是个极大的宽慰，胜过任何一种注射到身体里去的药物。

这栋在太阳下静静发光的小楼，跟我心中的蓝图有点距离。白色的墙体我不反对，但我没想到它看起来那么像卫生间的墙，不锈钢我也不反对，但我没想到它装上去之后那么像一间生意不好关了张的商店，或是一个没有执照的小加工厂。尽管浑身都是缺点，它仍然耗尽了我们的钱财。

事情要追溯到十年以前，那时我才十四岁，刚刚考上高中，我是我们这一带唯一一个光荣考上县重点高中的学生，也就在那年，我们家爆发了全面危机，当时哥也在另一所中学读高二，有个周末，我们从不同的学校回到家中，临到返校时刻，突然发现我们都拿不到下一周的生活费了，借也没地方借，之前已经把所有能借的地方都借了一遍，而且都还没还，也不知道如何还，求告无门的处境令父亲泪流满面，但他是个干脆果断之人，当即擦干眼泪召开家庭会议，告诉我们，我们一直都在蒙着眼睛朝前跑，并不知道我们其实是跑在一条错误的跑道上，读书不花钱的好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没赶上，这才读高中，已经这么艰难，万一我们都考上了大学，肯定还需要更多的钱，是现在的几十倍上百倍甚至上千倍，到那时又怎么办？与其千辛万苦考个大学再失学，不如现在就退学算了。我们被父亲的分析弄得哑口无言，我们一向听他的，不然还能听谁的呢？何况还有他的眼泪，那可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我们给震撼得像两只风中寒蝉。话又说回来，我们能读到高中，在大石坝已经是走了鸿运，很多人只读了个小学，就背着被窝卷出门了。父亲叫我去趟学校，拿回我的书，还有一个学英语用的步步高复读机，以及字典什么的，我不想去拿，既然不用读书了，那些东西拿回来又有什么用？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个地方伤害了我，之前一直鼓励我，诱惑我，害我专心致志地学，兴致勃勃地考，真的考上了，又用钱这个东西把我拒之门外，这不是流氓加无赖吗？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避免提到学校两个字。父亲连夜出去为我们找出路，以证明他的不读书一样可以活得很好的理论。我的出路很快就找好了，就是镇上的王宏发超市，那时还不叫超市，只是一个门面稍微大一点生意相对好一点的杂货店，里面什么都卖，连农药都卖。那里缺一个营业员，父亲报上我们兄弟俩的名字，老板二话没说选中了我。这孩子我知道，我们这里第一个考上县一中的，这样的孩子不要还能要谁？哥的出路就没那么好找了，首先，父亲不想让他的高中生儿子去干挖煤修路上建筑工地一类的体力活。他初二就戴上了眼镜，父亲夸他“一看就是个读书人”，父亲希望哥能跟我一样去学门手艺（他把杂货店店员的营生叫做学做生意）。他先给哥谋到一个去书店做学徒的机会，正好哥也喜欢看书，很对路子，但哥一去，人家并不安排他做书店学徒，只吩咐他骑着三轮去火车站接货，再往各地送货，根本没机会靠近书店，这还不算，还要自己管吃管住，不用算都知道收不抵支，连白干都不止。父亲说，我们又不是来学蹬三轮车的。后来又让哥去学修汽车，很大的汽修厂，我们都觉得这条路不错，车总是会坏的，坏了就得修，就得找修车师傅。哥在那里干了不到一个月，猛地发现自己竟然是个色盲。他的师傅抬手把他一推：格老子快些回去！发动机里面全是线，你连红的绿的都分不清，学个么屁啊！父亲急了：我们把红的绿的反过来记不就行了吗？师傅说：如果因为线接错了人家在路上出了事故，别怪我没提醒你。人命关天，谁也不敢赌，只好再想别的办法。这个发现大大打击了父亲的积极性，什么事都要先掂量一下哥的视力。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儿子呢？我们一家人的眼睛都好好的。父亲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哥又干了些什么别的行当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一年以后，哥像条被打跛了腿的狗一样夹着尾巴回来了。他从不跟我讲起他在城里的日日夜夜，我因为在杂货店成天忙得像个陀螺，心理上又处于对失学的哀悼期，也没心情问他，我只知道他从此迷上了镇上的租书摊，一摞一摞的武侠小说被他借回去。与此同时，父亲病倒了，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失学固然与贫困有关，更与父亲的病情有关，那时父亲已得知自己患了肝癌，但他瞒着我们，当机立断修改家庭计划，也修改我们的人生道路，他知道他死了，我们必然面临失学，与其到那时六神无主，不如提前把我们拖上另一条相对安全的轨道。父亲的死让我骤然长大，我意识到自己是家里唯一能赚钱的人，自豪感趋使我为这个家画了个蓝图，我豪气盖天地跟哥商量，不能让人家看扁我们这两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我们也得像村里的家家户户那样，把破烂的小平房改造成二层小楼。这时王宏发的杂货店已初步具备了超市规模，我的工资也以平均三个月一次的速度往上小幅度地涨着，我把工资全都交给了父母，自己一分钱也不留，因为用不着，王宏发是个厚道人，管吃管住，连理发都管。五年下来，我们终于决定动手了，虽然还差一点，但王宏发真是个大好人，他主动提出，可以从他那里预支两年的工资，也就是说，我至少两年内不能跳槽。其实我正想着离开那里，到大一点的地方去，不过，为了房子，不跳就不跳吧。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牺牲的不仅是十四岁以来的全部工资，我还不由分说地牺牲了一个少年的梦想，以及这个牺牲给我的人生带来的改变。当我们把所有的钱、包括王宏发的预支也花光的时候，房子还只是一个光溜溜的筒子，门窗和家具都还在商店里，等着我们去付钱，把它们一件一件搬回来，但我们却在里面住得很快活，我每个星期从店里回来两次（以前只回来一次），天还没亮就起床往镇上赶，以便准时开门营业。我和哥躺在地铺上，摸着赤裸的四壁，享受着没有门窗约束的风，展望我们在新房子里的新生活，我们在到底谁住一楼谁住二楼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最后我们决定，把二楼的客厅也改成卧室，我们三个人全都住在二楼，到了晚上，打开房门，可以躺在床上边聊天边入睡。那时我们都忽略了女人的事情，以为以后的日子里永远都只有我们母子三人。事情很快就往另一条路上走去。我说王宏发怎么对我这么好呢，又是涨工资，又是预支，还可以随时找他借钱，原来他打算把我收为上门女婿，他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初中读完就没继续往下读了，闲在家里看电视，晚上看首播，白天看重播。我很抗拒这件事，不是抗拒他女儿，而是王宏发本人，我觉得他一直都在打我的主意，很可能一开始就是打的这个主意，所以他早早撒下大网，不动声色地下饵子，快到收网了才说出他的意图。我虽然还没谈过恋爱，但我从小就知道，做上门女婿的男人，是最没骨气的男人，相当于卖身投靠，舍身求荣。但母亲却一个劲地做我的工作：面子算狗屁！有吃有住有钱花就行，他们活不到一百岁，将来他们一死，人是你的，超市是你的，什么都是你的，腰里无钱是病人，有了钱，不管在哪里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母亲还说：居然人家主动提起来，说明是人家姑娘先看上的你，人家一家人都看上了你，这跟你去求人家大不一样。哥的想法也跟母亲差不多，他说：我们这种家境，只能等着别人来选我们，我们没有资格去选别人，如果不是特别反感，最好不要错过。他哪知道，我正好开始反感了，不是反感王宏发的女儿，而是反感一直站在王宏发的超市里这件事，我没有一天不在想着逃走的事，可一觉醒来，又因为各种很现实的理由逼得我不得不去打开那扇讨厌的卷闸门。就在我跟自己斗争的时候，狡猾的王宏发率先征服了母亲，他用大卡车拖了一车东西到我们家，里面装满了装修房子的一切所需，母亲在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与王宏发订下了我和他女儿的口头婚约。母亲后来跟我分析：他只说结婚以后住他家里更方便工作，并没有明说是去做上门女婿。话说回来，现在谁家的孩子不是一结婚就分出去单过？进来出去都差不多，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