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起义的经历对发动者来说,是值得反复盘点的一笔财富。回想起来,第一次起义是在不知道夏超溃败,又误信北伐军已攻克九江的情况下发动的,第二次起义是在总同盟罢工开始后第三天才发动的,两次起义在启动时间的选择上都不恰当,因此贻误了良机,直接导致起义失败。
大家认为举行第三次起义一定要把握好时机。经过集体讨论,产生了三个标准:北伐军攻下松江;北伐军攻下苏州;鲁军撤退。特委确定,三个标准只要满足其一,就立即发动起义。
1927年3月中旬,见毕庶澄仍然在犹豫观望,北伐军开始向上海进军,并在松江与毕庶澄部展开激战。毕庶澄部从实力来说,根本难以抵挡,只是因为下了雨,松江至苏州一线河道泛滥,才暂时给北伐军前进制造了一些障碍。
显然,北伐军打下松江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起义时机已完全成熟,罗亦农果断下达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预备动员令。
第二次起义是先罢工后起义,由此出现了起义后指挥混乱,工人找不到指挥者,甚至有的工人在罢工后就一哄而散的情况。这次罗亦农特别提出:“既然已经宣传为暴动而罢工,罢工后就要组织工人立即冲上街头,夺取武装,转入起义。”也就是说,罢工和起义将连续进行,中间不会有太长的时间间隔。
1927年3月20日傍晚,北伐军越过松江,攻入上海近郊的龙华。江浙区委正式决定开始起义,并在闸北设立了总指挥部。这次起义由周恩来任总指挥,赵世炎任副总指挥,罗亦农则坐镇区委,负责同各部委及各地区进行联系。
从当天傍晚起,周恩来、赵世炎便守在指挥部内,两人彻底不眠,对照着一张大幅的上海市区地图,部署起义前的每一个行动。
第二天凌晨,罗亦农在区委会议上宣布起义决定,同时告之:“上海总工会已经准备好命令,全市工人中午十二点总同盟罢工,下午一点开始军事行动!”
会后便有了赵世炎对妻子夏之栩的一番嘱咐,而此时罢工和起义都双双进入了倒计时。
预定时间未到,有的工厂已提前罢工,一个小时之内,各行各业的罢工全部就绪。那时的上海产业工人共有一百二十五万,有八十万人参加了罢工,接近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
当时钟指向中午十二点,黄浦江上突然汽笛齐鸣,全市的工厂也紧跟着响起一片汽笛的轰鸣声。紧接着,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外力在发生作用,昔日繁华喧闹的东方第一都市凝固不动了,不仅工厂的隆隆机器声、街上小贩的叫卖声瞬间无影无踪,就连汽车、火车都停了下来。
短暂的寂静之后,街上出现了无数的工人,他们每两人一排,在纠察队的维持下进行游行。与游行队伍同时出发的还有宣传队,他们沿路宣讲,每到一处就会吸引数百围观者。
随着被鼓动起来的群众不断加入,游行队伍越来越大,越来越长,整个上海街头被堵得水泄不通。
下午一点,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除租界以外(指挥部事先就定下了“不进入租界”的前提),全市七个区都爆发了战斗。
虹口是最先发动武装起义的地方,该区三面与租界接壤,一面临近市郊,所以毕庶澄没有派驻士兵。与虹口情况相似的是南市,两区需要攻占的主要目标都只是警署。
警察没有多少战斗和抵抗的能力,看到武装工人潮水般涌来,全都吓得面如土色,逃得掉的或赶紧躲进租界,或换上便衣偷偷溜走,逃不掉的只能扯起白被单投降。
南市的高昌庙兵工厂是两区中唯一一个驻兵所在,也是前两次武装起义的重要攻击目标。毕庶澄派了一个连驻守此处,连长是个软脚蟹,一瞅苗头不对,早已逃之夭夭。剩下管事的值日官无心作战,听到纠察队喊话,便命令士兵放下武器投降。纠察队不费一枪一弹,就得以占领兵工厂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
浦东的大部分地区由孙传芳留下的游巡队防守。由于纠察队武器不足,总指挥部预料要是一上来就对游巡队发动进攻,难度会比较大,因此指示纠察队首先攻下浦东的一个警署,夺取足够的枪支弹药后再对游巡队下手。
战斗打响后,纠察队长陈博云一马当先,率队从正面向警署逼近,他看到七八十个警察尚在院子里整队,便甩手一枪,先撂倒了其中的一个。其它纠察队员立即用火力把大门封死,另外两路队员攀上屋顶,齐声大喊“缴枪不杀”。被困在院内的警察尚未能够反应过来,就全都乖乖地举起双手,做了纠察队的俘虏。
纠察队从警署缴到一百五十支长短枪,这使他们如虎添翼,很快就得以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将各处的游巡队灭了个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