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三用

在第一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共有百余工人被捕，十余人牺牲。报纸详细登载了牺牲者被捕、审判和就义的经过，牺牲者当中的共产党员都说自己是国民党员。这是因为自从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员便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对外也以国民党的政治面貌出现。

这一情况在共产党内部引起了反思。瞿秋白看报后感慨地说：“俄国同志当初受刑时，还能慷慨承认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中国同志则连这个权利也没有！”

作为起义的具体领导者，赵世炎对此更为痛心，试想一下，若是钮永建不藏着瞒着，早一点把夏超溃败的消息告诉区委，区委又何至于冒着风险贸然发动起义，乃至蒙受如此大的损失？

在区委会议上，赵世炎承认“我们不免太幼稚”，作为教训，他提出以后不应对国民党过度依赖，“对钮永建的继续关系要减少，要以秘密的方式对付他，不要像这次专受他的最后决定。”

与此同时，他也检讨起义准备期太短以及发动不够等问题，认为即便夏超不溃败，从“浅薄的准备”和“时机的错误”上看，起义仍难以取得成功，或即便一时成功亦难以支持太久。

知耻而后勇，赵世炎又进一步给自己上紧了发条，成了“超级工作狂”。他日夜奔走、开会、写文章、调查研究、个别谈话，每天都忙个不停，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夏之栩经常在半夜醒来，还看到丈夫在灯下写东西。有时，赵世炎甚至一连几天都不眠不休，实在累得不行，就利用开会前等人的时间休息几分钟，人员一到齐，便又揉揉眼睛，重新开始工作。

赵世炎原本身体健壮，精力充沛，但这样超负荷的连轴转，纵使铁打的金刚也会感到吃不消，为此他除了在工作中用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来提神外，还常常同时进行几项工作。

上海工人史照华第一次见到赵世炎时，赵世炎正在和罗亦农、汪寿华讨论问题。史照华看到他一边嘴上说着，一边手上还在不停地写文章，同时又在听取一个关于铁路工运的情况汇报。

古人说，一心不能二用，赵世炎是“一心三用”，而且在短短的时间里，他竟然把来自不同方面的几个问题都圆满解决了。这让史照华感到十分惊讶，觉得赵世炎“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其它人亦有同感，说：“施英同志（赵世炎的化名）真了不起，他在同一个时间能做三件事。”

至1927年1月，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的组织已达一百八十七个，比上年九月增加了一倍，会员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总工会还增设了经济斗争部和纠察总指挥部，后者主要用于加强对纠察队的军事训练。

军事训练的地点一般都设在工厂附近的荒地上，为了掩人耳目，白天不公共进行操练，只利用晚上秘密进行。各纠察队有枪的直接练习射击，暂时没枪的就拿着用竹头做成的刀枪，练习立正、稍息和一些简单的列队动作。

赵世炎本人在莫斯科受过军训，有一定的军事基础，他只要一有空，就会在深夜里悄悄地来到秘密训练点，亲自教授工人如何射击和组织战斗队形。

1927年2月16日，北伐军攻占杭州，第二天其前锋到达嘉兴，直逼上海。孙传芳的势力已成风中之烛，他被迫与过去的老冤家奉系讲和，并打算率部撤到苏北，将沪宁一线地盘交给张宗昌的奉鲁联军接管。

就在孙军正在退走，奉鲁军尚未到达之际，江浙区委在上海发动了总同盟罢工，2月19日，上海总工会的总罢工令一发出，就得到十五万工人的呼应，至第四天，罢工人数已增至三十六万。整个上海迅速陷入瘫痪，就连平时熙熙攘攘的南京路，也因几家大百货公司关门停营，显得十分冷清。

上海警备司令李宝章原为孙传芳手下的一名旅长，因镇压夏超以及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有“功”，才得以坐上了新交椅，没曾想屁股尚未坐热，就被将了一军，顿时怒火中烧。他当即派出大刀队到各处沿街巡逻，这些大刀队每十多人为一小队，队前有一人手里高举令箭，其余每人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只要见到发传单或喊口号的人，就当街砍杀。

某次，一些人在戏院门口看上演剧目的说明书，大刀队误认为他们是在阅读革命传单，冲上去便挥刀乱砍，结果当场砍死砍伤多人。浦东有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口呼“卖大饼”，大刀队说他是在喊“打败兵”的口号，上去一刀就给戳死了。

大刀队杀了人还不准收尸，名曰“暴尸示众”。当时仅仅在闸北火车站附近的电线杆上，便挂了好几颗血淋淋的脑袋，上海街头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行人见之莫不色变。

李宝章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措施大大激怒了上海民众。从总罢工的第二天起，就不断发生工人向军警夺取武器的事件，总同盟罢工也开始在第三天转为武装起义。 QzmQgTlh8KYvyb60RAT5ftzaHiKaP1I1v9J5P1sXnr6C+bM3bNpEhamJWRydLVN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