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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目的已基本达到，张翼鹏才亲自到电报局向唐生智拍发电报。由于二十一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故许克祥当天在长沙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也被称为“马日事变”。
张翼鹏不敢据实向唐生智报告，他仿照的是“四一二”的套路，说这只是驻军和工人纠察队之间偶然发生的一场误会和冲突，即所谓的长沙“军工冲突”，在对外发布消息时亦采用了这一口径。
唐生智当然没这么好骗，但他接到报告的第一反应，不是许克祥有没有背叛革命，或给革命造成了多大损失，而是马日事变可能增强蒋介石的地位和筹码。
在权力场上，蒋介石素来是唐生智心目中最大的劲敌，唐生智当然不能容许这样的事发生。为此他急忙发表宣言，对马日事变表示反对，提出“原先湖南的政府应该保留，工会和农民协会应该恢复，应把武器归还纠察队”，还主张查办许克祥，“许克祥对国民革命军来说是不合用的将军，应予惩处。”
“马日事变”发生在夏斗寅叛军被击退的第二天，此事一出，立即震动了武汉。许克祥在发动马日事变时，曾截断湘鄂边境的交通，这使得武汉方面除了公开流传的消息外，得不到任何其它真实情况，而所有流传到武汉的消息又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夸大成份，比如说许克祥如何节节胜利，甚至已控制了整个湖南，或者工农力量虚有其表，不堪一击等等。
按照中共中央在事变前掌握的数据，湖南共有四百多万有组织的农民，三十多万有组织的工人，配备五千支以上枪支的工农武装，另外还有几十万农民梭镖队。大家不明白，湖南工农既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怎么还会一夜之间束手待毙，变得“不堪一击”呢？有的人实在想不通，竟至捶胸顿足，悲愤万分。
很多人都只纸上谈兵式地知道一些数据，却不了解长沙城内的实际状况，他们还以为长沙城内仍有工农武装，且配备着上千枪支，于是就有了严令湖南省委迅速削平许克祥部的建议。这一建议甫一提出，便有人表示反对，认为在许克祥已经先发制人后，反击恐难操胜算，不如先弄清情况，再决定如何采取行动。
苏联总顾问鲍罗廷倾向后一种意见。他说许克祥已经占了上风，如果立刻发起反攻，既无胜利的把握，又将加剧武汉政府所面临的危机。不过在鲍罗廷看来，还有乐观的一面，他认为唐生智既不赞成许克祥的行动，许克祥也表示仍然服从唐生智，说明事情尚有转圜的余地。
鲍罗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由他会同国民政府的代表，前往长沙调查，以期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中共中央在暂时无法与湖南省委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也只好接受他的这一提议。
1927年5月22日，即马日事变发生的次日，鲍罗廷主动向国民党方面提出，马日事变不过是一个地方事件，如果政府要派大员调查，他愿偕同前往。
武汉的这些国民党员，上至汪精卫，下至一般干部，与中共方面的情感完全不同。对于马日事变他们更多的是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甚至还有不少人幸灾乐祸，认为是中共咎由自取惹出来的祸。
由于害怕失去军人的主持，汪精卫等人也不赞成由国民政府出面制裁许克祥，现在鲍罗廷提出先行调查，对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可以用来敷衍各方的办法，自无不纳之理。
在此之前，三十五军第一师师长叶琪已打着处理“军工冲突”的幌子，从岳阳来到长沙。叶琪是马日事变的策应者之一，大家猫鼠一窝，心照不宣，都知道其作用只是用来搪塞武汉政府而已。也就在这时，鲍罗廷、谭平山等五代表奉武汉政府之命，前往长沙对冲突进行调解。
鲍罗廷一行先经过岳阳，驻岳阳的第一师第二团团长李仲任立即给张翼鹏打电话，请示应该如何对付。
新的调查团显然来者不善，张翼鹏感到很恐慌，急忙与叶琪商量对策，两个决定给岳阳方面下达命令，以保护安全为名，劝阻调查团来长。
一名军官见状不以为然，当着客厅里许多人的面大声嚷道：“敷衍他们做什么？不如干脆将他们就在岳阳干掉！许克祥这回做得不漂亮，把共产党一些头子都放走了。若是我，一个也不留，要完全杀掉！”
过了一会，叶琪从内室里走出来，满脸堆笑地对众人说：“许克祥这样闹下去还得了，目无法纪，非严办不可！”
话虽这么说，一转身，叶琪却依旧对许克祥大加赞赏，说他有胆有识，做了件大家都想做但又都不敢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