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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湖南省党校系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革命空气浓厚。全校师生共计一千余人，设有男女六个中队、农民运动讲习班，校内学员一般都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在事变前两周，为了应付紧急情况，党校曾发布命令，不准学员请假外出，同时给大部分学员配发枪弹，并加强了门岗守卫。事变当晚，政变部队原计划解散省党校，但遭到了武装抵抗，于是便利用周围的矮围墙做掩体，架起机枪，朝着校门口猛烈射击。
学员毕竟不是正规军人，尽管配备了枪弹，事先也进行过训练，但在缺乏经验且无人能够调度指挥的情况下，仍不免陷于惊慌溃乱。很多从睡梦中惊醒的学生都来不及穿衣着鞋，便纷纷向校门口跑去，结果正好被机枪阻个正着。
校门口的过厅较为狭窄，学生们既冲不出去，又折不回来，一时间全都堵在过厅里，以致遭受了惨重伤亡。
伤亡进一步加剧了混乱，学员彭俶耆原有一支五连发步枪，也在推挤中丢掉了。见党校学员已无法组织有效抵抗，政变部队趁势喊叫着冲进校门，用白刃进行刺杀。
学员们起先一窝蜂地向校内各处逃散，但顷刻之间又不约而同地向操场涌去，试图越过围墙逃生。围墙约有一丈多高，很难翻越，而且即便翻过去，墙外也早有士兵蹲守，他们先喊口令，继而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那些越墙而过的人大部分非死即伤，黑暗中响起一片呼号呻吟之声，惨不忍闻。
彭俶耆是翻过围墙，从木电线杆上滑下的逃生者之一，同时他很幸运地没有被子弹打中。人一落地，他就赶紧向黑暗无人的方向跑去，可是在转过两道弯之后，却钻进了一条死巷。
虽然是死巷，但彭俶耆也不敢回头另找途径。之后有几个士兵追到巷口，用手电筒向巷子里照射了一遍，幸亏彭俶耆紧贴在一户人家的墙门死角里，才未被其发现。
躲在死巷里终究不是办法，彭俶耆偶然从地上摸到一根楠竹，他将竹子靠墙直竖起来，然后使尽平生力气缘竹而上，爬上墙垛后方得以脱险。
省党校未能冲出和未被打死的师生，全部遭到逮捕。士兵抓人时，彼此之间相持不下，喊叫声不绝，直到午夜过后一两点钟，学校里才听不到一点声音。第二天校园内变得冷冷清清，已经没有一个学员了。
同样被政变部队包围且堵住前后门的，还有省农民协会所在的局关祠，那边枪声更加厉害，机关枪和步枪声响个不停，子弹在空中呜呜地飞过。
毛泽东诗词“我失骄杨君失柳”的主人公柳直荀时任省农协秘书长，他们组织农民自卫队从前后门硬冲十余次，但都因机关枪子弹过于密集而无法突围。
黎明时分，柳直荀等省农协领导人化装翻过墙头，踏着屋顶逃了出去。天亮后，有人前去探听消息，看到局关祠里里外外到处都是尸首，农协和农民自卫队损失之重不言而喻。
当晚政变部队重点攻击了省总工会、省党校、省农协，国民党省党部、特别法庭也遭到捣毁，所有被拘押在特别法庭的人犯被全部释放。
中共湖南省委本来也在黑名单之中。事变前，有人到湖南省委的办公地点进行接络，结果发现机关干部早已疏散，只剩下几个看房子的人，这说明省委的领导人提前做好了化装转移的准备。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转移，而在于转移得非常仓促和慌乱。省委书记夏曦在事变发生的当天早上即不告而别，他在国民党省党部留了一张纸条，说是到武汉中央报告工作去了。无奈之下，大家只得临时决定由省工会委员长郭亮代理省委书记。
在事变发生前后，省委既没有为基层组织做好应变的具体布置，也没有向附近各个县打好招呼。省委宣传部长薛世纶据说疏散后仍隐蔽在长沙，但那一夜的枪声把他吓得魂不附体，次日就逃到外县并从此脱党。
由于部分领导人在关键时候出现的软弱和动摇，事发之后，除长沙附近的浏阳、平江、安源等少数几个县有所准备外，其余各县的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均被解散，武器亦被收缴，短期内失去了应有的自卫和反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