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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1927年5月19日，教导团在三十五军留守处所在的学院街一带筑起工事。当晚，一队工人纠察队途经此处，教导团以纠察队企图抢夺留守处的枪支为由，将十几个纠察队员的枪全给缴了。经总工会提出交涉，到次日他们才将枪支发还。
那几天，市面上的各种传言越来越多，有的说军队要解决总工会和农会，缴工人纠察队的枪，还有的说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要合力解决许克祥团、教导团。
处于严峻形势之下，工人纠察队也被迫加强戒备。从5月20日起，全副武装的纠察队员日夜在驻地附近轮流放哨巡逻。这些队员个个手握着枪，送饭也是送到街头吃，好象随时要发生什么一样。当一名工会领导人被提醒要注意警戒，不可疏忽时，他回答得非常干脆：“人在枪在，人不在则枪不在！”
5月20日这一天，许克祥不仅撤走了原在省府担任警卫的一个排，还派他的团附带了兵把守电报局。表面看来，他似乎针对的是湖南省府和张翼鹏，但实际却是为了断绝与外界包括武汉政府、唐生智的联系，以便趁心如意地展开行动，同时也替张翼鹏打了掩护。
5月21日，预定发动政变的日子到了。下午五点左右，魏镇从部队驻地溜回城内家中，想告诉家里人万一听到外面枪响切勿惊慌。他到家不久，余湘三就匆匆忙忙地来了，他郑重其事地对魏镇说：“现在决定按原计划在今晚发动，你怎么还呆在家里？”
魏镇的想法和王东原一样，就是让许克祥、陶柳出头去搞政变，自己不在紧要关头露面，所以他答了一句：“现在没有我的事了。”
余湘三听了很不高兴：“怎么没有你的事？你赶快回营，和警卫团的几个营长联系一下，邀他们到许团长那里去看看情况。”
魏镇不敢得罪余湘三，急忙赶回驻地。警卫团的那几个营长早已被他们所拉拢，此时正在门口等候。魏镇当即带着他们去见许克祥，但见沿途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众人一到许克祥处，还没未坐定，许克祥就大声说：“我已决定今晚十一点钟动手！”
晚上十一点，市内枪声突起，许克祥、陶柳兵分两路，对市内的革命机关发起突袭。只一眨眼的工夫，街上就见不到行人了，两旁店铺统统紧闭铺门。
听到枪响，张翼鹏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打电话给警卫团团长周荣光进行查问。周荣光一个人被蒙在鼓里，此时显得特别慌乱，张翼鹏问起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无奈之下，他只好把电话打到教导团团部，问王东原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魏镇、王东原都在教导团团部静坐以待，他们知晓内幕，所以尚能保持平静，只有一些同样未参加突袭行动，但又不掌握实情的连以下官兵看上去很紧张。
接到周荣光的电话，王东原来个一推三六五，让他问魏镇。魏镇也装聋作哑，推说不知道，要周荣光去问他自己的营长。
周荣光早就问过营长们了，营长们给他的答复自然是无可奉告。魏镇毫不客气地揶揄道：“他们（营长们）真不知道吗？为什么他们没有动静呢？”
周荣光听了呆若木鸡，再也说不出话来。
当晚，长沙工人纠察队分队长屈绍琪在巷子里巡查，当他走到巷口的时候，突然听到后面街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接着便隐隐约约看到一队士兵端着枪跑过来。
他急忙往前跑，和其它放哨的队员取得联系，大家分散开来，选择街道转弯处的有利地形进行隐蔽。
眼看士兵越来越近，队员喊了一声口令，对方没有回答。
随着“呯”的一声枪响，士兵吹起冲锋号，气势汹汹地朝他们冲了过来。双方开始交火，片刻之间，从各个方向都冲出了一群群的士兵，子弹一梭梭地飞过来，叫啸着从队员们的头顶掠过，大家卧倒在地，被压得连头都抬不起来。
纠察队员用的都是性能较差的破枪，打一下就要退一下子弹，形不成很强的火力。同时在敌人发起突袭后，各个纠察分队又实际处于被分割包围的状态，寡不敌众，没多长时间就已处于完全劣势之中。
事后，一名参与进攻纠察队的政变部队军官很得意地说到，纠察队“不堪一击”，他们在攻击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泥木工会纠察分队原有四十名队员，打得只剩下十多人，最后被迫在弹雨中滚着撤退。众人一连滚过几条街，直滚到一个池塘里，才摆脱了敌人。
屈绍琪的这个分队在损失惨重，实在抵敌不住的情况下，也只得连滚带爬地向总工会撤退。屈绍琪很吃力地跑进总工会，放开喉咙大喊：“同志们，敌人打进来了，快跑，快跑！”
总工会的人正在开会，他们手无寸铁，只能赶快分散撤退。这时屈绍琪才发现自己的左脚被流弹打伤了，但还没等他设法包裹伤口，敌人又紧跟着冲了上来，密集的步枪声和机枪声听起来像放鞭炮一样。
屈绍琪急忙转身奔跑，一不留神竟跌进了池塘里。好在池塘水很浅，他带着枪爬上岸，跳上屋顶，躲进了一个老百姓家里。
那是一个星光黯淡，乌云层叠的深夜，听着城内四处传来的枪声，屈绍琪既感到震惊和气愤，又担心着队员们的安全，犹如“万箭穿心一样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