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1927年5月19日,教导团在三十五军留守处所在的学院街一带筑起工事。当晚,一队工人纠察队途经此处,教导团以纠察队企图抢夺留守处的枪支为由,将十几个纠察队员的枪全给缴了。经总工会提出交涉,到次日他们才将枪支发还。
那几天,市面上的各种传言越来越多,有的说军队要解决总工会和农会,缴工人纠察队的枪,还有的说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要合力解决许克祥团、教导团。
处于严峻形势之下,工人纠察队也被迫加强戒备。从5月20日起,全副武装的纠察队员日夜在驻地附近轮流放哨巡逻。这些队员个个手握着枪,送饭也是送到街头吃,好象随时要发生什么一样。当一名工会领导人被提醒要注意警戒,不可疏忽时,他回答得非常干脆:“人在枪在,人不在则枪不在!”
5月20日这一天,许克祥不仅撤走了原在省府担任警卫的一个排,还派他的团附带了兵把守电报局。表面看来,他似乎针对的是湖南省府和张翼鹏,但实际却是为了断绝与外界包括武汉政府、唐生智的联系,以便趁心如意地展开行动,同时也替张翼鹏打了掩护。
5月21日,预定发动政变的日子到了。下午五点左右,魏镇从部队驻地溜回城内家中,想告诉家里人万一听到外面枪响切勿惊慌。他到家不久,余湘三就匆匆忙忙地来了,他郑重其事地对魏镇说:“现在决定按原计划在今晚发动,你怎么还呆在家里?”
魏镇的想法和王东原一样,就是让许克祥、陶柳出头去搞政变,自己不在紧要关头露面,所以他答了一句:“现在没有我的事了。”
余湘三听了很不高兴:“怎么没有你的事?你赶快回营,和警卫团的几个营长联系一下,邀他们到许团长那里去看看情况。”
魏镇不敢得罪余湘三,急忙赶回驻地。警卫团的那几个营长早已被他们所拉拢,此时正在门口等候。魏镇当即带着他们去见许克祥,但见沿途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众人一到许克祥处,还没未坐定,许克祥就大声说:“我已决定今晚十一点钟动手!”
晚上十一点,市内枪声突起,许克祥、陶柳兵分两路,对市内的革命机关发起突袭。只一眨眼的工夫,街上就见不到行人了,两旁店铺统统紧闭铺门。
听到枪响,张翼鹏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打电话给警卫团团长周荣光进行查问。周荣光一个人被蒙在鼓里,此时显得特别慌乱,张翼鹏问起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无奈之下,他只好把电话打到教导团团部,问王东原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魏镇、王东原都在教导团团部静坐以待,他们知晓内幕,所以尚能保持平静,只有一些同样未参加突袭行动,但又不掌握实情的连以下官兵看上去很紧张。
接到周荣光的电话,王东原来个一推三六五,让他问魏镇。魏镇也装聋作哑,推说不知道,要周荣光去问他自己的营长。
周荣光早就问过营长们了,营长们给他的答复自然是无可奉告。魏镇毫不客气地揶揄道:“他们(营长们)真不知道吗?为什么他们没有动静呢?”
周荣光听了呆若木鸡,再也说不出话来。
当晚,长沙工人纠察队分队长屈绍琪在巷子里巡查,当他走到巷口的时候,突然听到后面街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接着便隐隐约约看到一队士兵端着枪跑过来。
他急忙往前跑,和其它放哨的队员取得联系,大家分散开来,选择街道转弯处的有利地形进行隐蔽。
眼看士兵越来越近,队员喊了一声口令,对方没有回答。
随着“呯”的一声枪响,士兵吹起冲锋号,气势汹汹地朝他们冲了过来。双方开始交火,片刻之间,从各个方向都冲出了一群群的士兵,子弹一梭梭地飞过来,叫啸着从队员们的头顶掠过,大家卧倒在地,被压得连头都抬不起来。
纠察队员用的都是性能较差的破枪,打一下就要退一下子弹,形不成很强的火力。同时在敌人发起突袭后,各个纠察分队又实际处于被分割包围的状态,寡不敌众,没多长时间就已处于完全劣势之中。
事后,一名参与进攻纠察队的政变部队军官很得意地说到,纠察队“不堪一击”,他们在攻击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泥木工会纠察分队原有四十名队员,打得只剩下十多人,最后被迫在弹雨中滚着撤退。众人一连滚过几条街,直滚到一个池塘里,才摆脱了敌人。
屈绍琪的这个分队在损失惨重,实在抵敌不住的情况下,也只得连滚带爬地向总工会撤退。屈绍琪很吃力地跑进总工会,放开喉咙大喊:“同志们,敌人打进来了,快跑,快跑!”
总工会的人正在开会,他们手无寸铁,只能赶快分散撤退。这时屈绍琪才发现自己的左脚被流弹打伤了,但还没等他设法包裹伤口,敌人又紧跟着冲了上来,密集的步枪声和机枪声听起来像放鞭炮一样。
屈绍琪急忙转身奔跑,一不留神竟跌进了池塘里。好在池塘水很浅,他带着枪爬上岸,跳上屋顶,躲进了一个老百姓家里。
那是一个星光黯淡,乌云层叠的深夜,听着城内四处传来的枪声,屈绍琪既感到震惊和气愤,又担心着队员们的安全,犹如“万箭穿心一样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