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许克祥及其所部初来乍到，与长沙工农本无什么积怨，为了激起下级官兵对工农的仇恨，有意编造了一些莫须有的谎言。
比如许克祥在对自己部队讲话时，就无中生有的地编了个故事，说友军某排长在湘潭街上买东西，结果被纠察队抓去捆绑游街示众，最后还被用乱棒打死。
余湘三素以动嘴皮子为能，这个时候自然不会闲着，便也到处造谣，不是说某部营长被农民协会枪毙，就是说某部连长被农民协会用梭标戳死。
何健在给张国威的密信中，曾提出了一个发动军事政变的方案，计划先用便衣枪兵偷袭长沙的革命机关，随即出动正规部队，借维持秩序之名，对便衣枪兵进行掩护，从而将革命机关予以包围和捣毁，同时乘机扩大事态，举行清党反共的公开叛乱。
余湘三最初想照此方案行事，认为隐蔽性较强，可以替何健减轻责任，但许克祥和陶柳都坚决反对。
何健方案的问题，在于操作起来过于复杂。如果要落实好，就必须事先将所有驻长部队一一联系好，争取共同行动，这显然是难以做到的，而且倘若有人泄露风声，或者联合革命机关发起反击，最终遭到毁灭的很可能是政变者自己。再退一下说，就算是侥幸得逞了，靠这样的一次行动也并不能彻底摧毁共产党和各个革命机关的活动。
何健方案固然可以弃之不用，但单靠政变者手上掌握的现有部队，能否一战而胜，击败长沙的工农武装，许克祥、陶柳对此都不敢打包票。
教导团团长王东原反共很积极，但又不敢第一个出头，他生怕许克祥打退堂鼓，就一再对之鼓动和怂恿，说：“长沙城里的工人纠察队都是乌合之众，不难一举歼灭。我们举事以后，内有何健的袒护，外有绅士的拥戴，决无它故。”
许克祥回去后与亲信部属密商，他们也都主张事不宜迟，应马上发动，以免走漏消息。这使许克祥最终下定了决心。
1927年5月17日，许克祥邀集余湘三、陶柳、王东原、魏镇等人到他的团部开会密商，正式决定用公开的军事行动发动政变。会议还商定由许克祥担任政变行动的指挥官，由他的三十三团担任政变的主力，负责对革命机关进行攻击捕杀，陶柳率教导团负责配合和警戒。
发动政变的日期初步确定为五天之后，也就是5月21日，因为这一天是星期天，人们精神上比较松懈，便于政变部队发动突袭。
看到自己奔走多日，政变终于有了眉目，余湘三很是激动，在会上对许克祥大加推崇，并且当众说：“现在我们已公推许团长为领袖，大家要多去看看他。”
虽然许克祥并未使用何健的原方案，但是在许团调来长沙之前，余湘三也已四处奔走，对其它驻长部队及军事机关进行了联络，包括起初感到最难争取的黄埔军校长沙分校，都已经取得了联系。
至当天开会时，只有警卫团团长周荣光的态度尚捉摸不定。与会众人决定干脆避开周荣光，直接拉他下面的几个营长，以争取警卫团在政变开始时至少能够旁观。
5月17日这一天，恰好也是夏斗寅公开反叛武汉政府的日子。夏斗寅虽参加了何健的汉口密商，可是密商计划中并未把他作为首发阵营，他的反叛对于他自己乃至参与密商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意外。据说夏斗寅、万耀煌本来也想联络何健，然而因为不知道何健及其部队的位置，无从联络，才选择了单独向武汉进攻。
夏斗寅的提前发动，打乱了汉口密商中“两湖同时举事”计划。驻兵汉口的李品仙本来在计划之中，但他不赞成推翻武汉政府，更不愿因此叛离唐生智，所以当时就选择了暂不介入的态度。出于相似的原因，何健同样只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继续拥兵观望。
湖南方面就不一样了，随着鄂军迅速迫近武昌，武长铁路（武汉至长沙）已经无法通行，许克祥再无待机行动和从容准备的余地。与此同时，中共湖南省委也明显察觉到了局势的严重性，他们担心鄂军南犯乃至引起湖南局势的变化，为此要求张翼鹏将驻长部队调往岳阳增防。张翼鹏心怀鬼胎，不断借词推脱并设法阻挠。
长沙工农运动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在湖南省委的领导下，远没有做好建立战斗部队乃至进行武装斗争的充分准备。他们在北伐中曾从北洋军队手里收缴了三千多支好枪，此前都已白白上交了，最后只剩下两百多支破枪，由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各分一半。后来中共内部总结教训，特别对此提出了批评：“斗争确是激进的，武装准备却是落后的。”
外有夏斗寅部随时南犯，内有许克祥团虎视眈眈，工农武装的力量一下子显得格外薄弱，长沙工人总队只好化整为零，准备将一部分人先行撤到有“小莫斯科”之称的安源去，但这时他们已经遭到严密监视，很难离开长沙了。
5月18日下午，一小部分纠察队员在去安源途中被许克祥团的包围，对方竟想用机关枪对他们进行扫射，经再三交涉才被予以释放。
政变者一方同时加快了部署，当天晚上余湘三即赶往岳阳，为的是将政变计划通知驻岳阳的三十五军第一师夏琪部。
动用夏琪部本是汉口密商计划的一部分，按照余湘三的要求，夏琪将部队集中于岳阳、通城一线，名为防止鄂军南犯长沙，实则与夏部配合，以阻止武昌方面叶挺师的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