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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部驻于岳阳、长沙间，该部本被包括在汉口密谋计划之中，何健便想拉拢张国威。5月12日，他派人携带密信和一笔巨款，专程来长沙与张国威商谈此事，并要余湘三极力协助促成。
余湘三与张国威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但“策士”自有“策士”的一套办法。唐生智第四集团军的参谋长张翼鹏正在代行湖南省主席职权，作为张国威的上司，他和张国威讲起来就比何健或余湘三直接出面要好。
张翼鹏与何健、余湘三均有同乡和师生之谊，私下交情很厚，他表面看不出有任何反共迹象，但余湘三深知其对何健的反共活动一直持同情和支持态度。
果然，当余湘三将何健的反共预谋详告张翼鹏，并请他与张国威商量时，张翼鹏满口应承。不料张国威却因为与何健有个人矛盾，不愿为何健所用，而且他对唐生智的态度不摸底，怕担责任。张翼鹏话一出口，他就将头摇得像个拨郎鼓，表示不愿承命，理由就是其部队主力已开往岳阳，无法实施行动。
不久，张国威留在长沙的余部也被调到岳阳去了。此后驻长部队只剩下第四集团军警卫团，另外浏阳门外还驻有李品仙第八军的一个教导团。
教导团也全是新兵，不能单独有所作为，余湘三看中了兵力较为雄厚的警卫团，就想请张翼鹏以代主席名义调警卫团归他听用。
张翼鹏其实同样摸不清唐生智真实的政治态度。虽然他对何健的政变意图表示衷心赞同，对余湘三的奔走策划也极力支持，但警卫团是归唐生智直接指挥的部队，万一有个三差四错，很可能牵连到他自己，所以只能给余湘三打回票。
见拉拢驻常部队的计划接连泡汤，余湘三便把注意力重新转移到自己的教导团上来。他主张以三十五军留守处的名义立即招募新兵，尽快将教导团成立起来，同时决定由魏镇担任后方留守处主任，具体负责招兵。
虽然将学生队改为教导团一事早已由何键一手拍板，但招募新兵尚无相应命令，魏镇对此感到为难，他问余湘三：“没有上面的命令，能否自行招兵？这个擅自招兵买马的责任，谁来替我们背？”
余湘三一拍胸脯，很有把握地说：“我可替芸樵（何键字芸樵）负责，张矮公（指张翼鹏）是我们的知交，怕什么？”
一放下话，余湘三便天天追到魏镇在长沙的家里，要他尽快着手办理，但魏镇仍旧一筹莫展。
过去何键等人在家乡醴陵拉游击队，旗子一竖，就可招来几百几千人，但时移势易，如今湖南早已是工农的天下，魏镇要想在乡下招必须通过农民协会，而长沙城里又实际无兵可招。
过了一两天，三十五军一个叫陶柳的营长从汉阳带来两百多名老兵，这才把魏镇从苦海中解脱出来。
陶柳是何健在醴陵搞游击队时的老人马，他不满意共产党，时有怨言。他到长沙后，便代替魏镇出任后方留守处主任，同时以他带来的老兵为基础成立了三个连，作为教导团的基本队伍。
余湘三、魏镇都是军人，他们很清楚学生兵、新兵与老兵的区别，原先让学生带兵和急招新兵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新官上任的陶柳也坚决反对另行招兵，他说：“现在时机紧迫，如果要靠招好了兵再来发动，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
招兵来不及，必须动用正规部队，可是若光靠教导团新成立的这三个连，兵力又显得过于单薄，有可能一动就会被消灭，毕竟长沙的农民协会和工人纠察队不是好惹的。这时陶柳突然想到了一位故交，说此人大有可用之处。
陶柳提到的人是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许克祥原在贵州黔军里混，北伐时才被唐生智所收编。此人军职不高，先前也并未表现出过人之处，甚至被描述为“识字不多，其貌不扬，其蠢如牛，从不为人所重视的一个像武大郎似的团长”。
不过只是人们一方面的认识，另一方面，这位“武大郎团长”由于常年在各个派系中钻营，实际具备着和夏斗寅等人一样的投机和冒险特质，换句话说，张国威不敢担的责，他敢担。
按照陶柳的提议，余湘三出面说动张翼鹏，以增防长沙为名，将正在湘乡、湘潭整训的三十三团调来长沙，三十三团自此便成了军事政变的主力部队。
1927年5月中旬，三十三团奉张翼鹏令调来长沙。许克祥刚刚得知要由他负政变首难之责时，也不免有所顾虑。张翼鹏、余湘三、陶柳等便轮番上阵，极力向他强调清党反共的必要，陶柳更是以故交的身份，告诉他万万不可错过这个可以扬名立万，乃至大富大贵的绝好机会。
许克祥原先也就是个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流浪小军头，现在一看众人都对他如此拥戴奉承，颇有受宠若惊之感，而且他也知道一旦事成，前途确实不可限量，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下来。
看到许克祥点了头，张翼鹏、余湘三这些老狐狸便也同何健一样悄然隐身幕后，所有对外活动完全由许克祥自行出面。
毫无疑问，余湘三在这一过程中穿针引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何健的一个幕僚曾说“余湘三之功不小”，他自己对此也洋洋得意，说：“芸樵（何健）虽然是反共的，但没有我到处奔走，哪有这么好！”
有人不知就里，以为后来的政变完全由许克祥一手挑动。余湘三不忘道出事情的原委：“你哪里知道，许克祥与何芸樵，一南一北，当中联系都是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