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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代的起义也被报章称为暴动，暴动一词据说最早出处还是来自于孙传芳。
在孙传芳崭露头角之前，北洋共有两大派系，分别为吴佩孚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孙传芳原属直系，任浙江督军。1925年秋，他托名“秋操”（即秋季的军事演习），对控制江苏和上海的奉军实施突袭，之后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斗，就将奉军驱出了南方。
孙传芳至此据有了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同时他也从直系中分化出来，建立了北洋内部除直奉两系之外的另一重要派别。
这一事件曾引起共产党人的极大关注。张国焘提议说：“下次上海发生战争，我们应有准备，把败退士兵的枪械缴下来，自己武装，再同得胜的军阀说话。”
当时国共合作不久，北伐也尚未启动，所以包括张国焘在内，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下次”已经是北伐军和北洋军之间的战争了。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入江西，孙传芳急忙把主力部队调至江西战场，上海守备空虚，这就为国共同时创造了一个趁机予以夺取的天赐良机。受广东国民政府的委派，国民党代表钮永建首先赶到杭州，与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省长夏超秘密谈判，将夏超争取了过来。
10月中旬，夏超看到孙传芳在江西屡屡败北，便在杭州公开宣布独立，归附国民政府。这时国共也已达成初步协议，决定里应外合，联合在上海发动起义。
按照各方事先商定的计划，夏超将进兵上海。一俟夏军逼近上海，共产党方面即以工人纠察队为基干，会同国民党方面的便衣队和商团，对上海驻军实施袭击，然后占领上海。
可是在后期直系中有悍将之称的孙传芳却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对夏超早有戒心。夏超派往上海的警备队刚到嘉兴，就败给了孙传芳从长江两岸调来的军队。孙军乘胜追击，又占领了浙江，不久连夏超本人也被打死了。
由于通讯条件较差，江浙区委未能及时得知夏超溃败的消息，钮永建虽然知道，却又寄望于通过暗中游说的方式，让上海驻军将领效仿夏超，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一消息马上告诉联合起义指挥部，只是说时机不成熟，要推迟起义。
这个时候上海滩纷传北伐军已攻克九江（实际北伐军攻克九江还是半个月后的事）。九江既下，就可对南昌实施包围，说明江西战事结束在即，孙传芳已经输定了。江浙区委据此信心倍增，由赵世炎领导的准备工作也没有因为国民党方面不赞成而中止。
准备期间，赵世炎组织了两千工人纠察队员，但武器很少，没枪的人只好带一把斧头。直至10月23日，原计划中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应江浙区委的要求，钮永建才从他的经费中拿出一万元，从黑市上为纠察队买了一百支毛瑟枪。
纠察队固然力量较弱，然而当时上海的孙部驻军也仅有警察两千、步兵一千，这让江浙区委多少存有侥幸心理，认为只要冒险发动一下，再加上夏超兵临城下，就可以迫使驻军归降或溃败。
当晚，罗亦农在钮永建的寓所客厅里与之谈判。到了下半夜，远处忽然传来炮声，炮声把客厅玻璃窗都给震动了，钮永建的脸色顿时一变。
原来，停在黄浦江的两艘小型军舰已为钮永建所策动，按照原来的方案，军舰会先开炮，以炮声作为起义的信号。可是后来钮永建又主张推迟起义，自然军舰到时就不开炮了，令他没想到的是，军舰上有个下级军官被地下党说服了，这名军官执行江浙区委的命令，在预定时间过后，仍然偷偷地开了炮。
即便不问，钮永建也知道是罗亦农他们搞出来的，于是连声责怪罗亦农，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预先通知他。到了此时，罗亦农才从钮永建嘴里得知夏超溃败的消息。
几乎在同一时间，赵世炎也从铁路工人那里打听到了这一消息。一时间，大家都急了，几个区委负责人亲自跑往各区，分头通知纠察队停止起义。
却说工人纠察队一直在指定地点待命，等的就是军舰开炮，但一等再等，等到下半夜两点多，预定起义的时间早过了，还是没有听到炮声。有人等得不耐烦，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冲了出去。
在区委下达停止起义的命令后，离区委较近的闸北立即停止了行动，但离区委较远的浦东和南市早已行动起来，根本来不及制止。
其实在起义前夕，上海工人要发动起义的消息也已经严重泄密，军警早就有了准备，部分纠察队员冲出去不久，便遭到反击，至第二天凌晨，这次实际并没有能够真正发动起来的起义终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