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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人们之所以常常爱把赵世炎拿来和周恩来比，当然是因为两人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一致。他们的情商和智商都相当高，聂荣臻回忆旅欧时期的赵世炎，说：“接触过他（指赵世炎）的，不管男女老幼都同他合得来。”
人的性格脾气千差万别，但不管哪一种类型，只要跟赵世炎打过交道的，都能和他成为朋友，甚至于你只要和他接触过一次，赵世炎都能在你心目中留下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
赵世炎在北方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一位同志前去找他。双方之前从未谋面，然而令这位同志意想不到的是，当晚一开始的气氛竟然就像老熟人重聚一样。
在聊家常一般地问过对方的情况后，赵世炎说：“革命是伟大的事业，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需要艰苦，需要奋斗……”
当晚赵世炎的话并不多，可是却已深深地打动了谈话者，让他坚定地相信赵世炎“是为革命而生，也会为革命而死。”
赵世炎身为中共北方区领导人，但从不仗势压人，对部下、同事交代工作和解释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解说，有时即便他已经做了决定，还是会拍拍接受任务者的肩膀，用亲热的口吻问道：“老弟，你看如何？”
在平时的工作中，赵世炎对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极其周到，毫不马虎，常说的一句话是：“有时候小问题和大问题同样重要。”
有一次他到沪西开会，会后与沪西区工会负责人陈钧同行。陈钧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一般人不会注意这样的细节，但赵世炎注意到了，他马上让陈钧把报纸收起来，因为在他看来，“这容易暴露身份，普通的市民是不会这样关心时事的。”
当然，这也可以说是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所养成的习惯。为了适应危机四伏的秘密工作环境，赵世炎要经常变换自己的装束，他有时身穿褐色学生装或长袍马褂，拿一根手杖，脖子上还围一条白绸围巾，装扮得和普通学生无异，但有时又穿得西装革履，很像一个刚刚出洋归来的留学生。
赵世炎行动机敏有急智。地下党称敌人的暗探为“泥巴”，最初大家对甩“泥巴”都缺乏经验，赵世炎在这方面则是个高手。他和大家一起开会，散会后总是笑着说：“我先走，把‘泥巴’带走，免得麻烦你们。”
赵世炎还是个“工作狂”式革命家，除去工作，没有别的任何爱好或嗜好，尤其工作繁忙时，他的脑子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几乎是不停歇的。
赵世炎一天里的睡眠时间很少，但差不多一睡下就滔滔不绝地说梦话，不是作政治报告，就是辩论问题。某日，他白天做了一个报告，有人听后提出了不同意见，赵世炎记在心里，晚上说梦话时又重新作了一个报告，并且在报告中对不同意见做出了回应。
众人见状都很感动，第二天便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晚上的报告比白天好！”
江浙区委的工作范围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市。按照一位当事人提供的说法，中共在上海的工作曾经非常薄弱，几任领导都因能力不足或被降级或自动离职。直到罗亦农从北方调来上海，上海工作才走上正轨，其后随着赵世炎来沪并出任区委组织部长，上海工作变得更加有声有色，逐渐步入了其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赵世炎的长项之一是搞工运，组织工人罢工。上海工人一开始对参加罢工并不是都很积极，有一个工厂的工人就说：“阿拉工人命不好，再出头不过是个‘土’，只有死了，埋在土里，才能出头。”
赵世炎很懂得工人的心理，立即加以引导：“‘工’和‘人’加在一起就是天，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大似天。”他还拿纺织厂的线打比方：“一根线可以拉断，但是把线扭成绳子，织成布就拉不断。”
经过赵世炎的努力，这个厂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工会组织和纠察队。
在大革命时期，赵世炎化名施英，那个时候在上海，很少有工人或市民不知道“施英”的。罗亦农对赵世炎的才干也非常认可，曾经评价说：“世炎能煽动，能工运。”
根据区委的分工，罗亦农主抓全面工作，工人运动由赵世炎、汪寿华负责，其中赵世炎有权裁决重大问题，汪寿华主要处理上海总工会的日常事务。
在“罗赵汪”三架马车的驱动下，共产党在上海终于成为了一个各方都不敢忽视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