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而不奏

何健公开其反共立场，是从土地问题开始的。

武汉国民党中央设立了一个中央土地委员会，何健也是委员之一。1927年4月初，土地委员会开会讨论土地问题纲领，何健公开对农民运动表示不满，同时坚决反对没收土地。

汪精卫和唐生智也都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表面看来异常革命的讲话，唐生智甚至号召没收他自己的土地。不过话锋一转，唐生智又要求不要没收军官的土地，实际就是站在了何健一边。

在唐生智、何健等人的压力之下，委员会最终制订了一个“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这使何健意识到，在国民党中央高层其实也有一股反共反农运的力量，“吾道不孤”，他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

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实施“清党”，对何健起到了更大的鼓舞作用，三十五军高层之间的暗通款曲已经满足不了胃口，他逐渐在中层军官中展开了反共活动的具体策划。

唐生智是一个政治野心很大的人，一直有取代蒋介石的打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一方面要通过土地问题等笼络何健等部下，但另一方面又要和蒋介石刚开始所做的那样，竭力争取各方面尤其是左派阵营对他的支持，所以他在公开场合发表的言论也就越来越革命，有时听上去还十分“左”。

何健所部的异动显然影响了唐生智“左派军人领袖”的形象，他自然无法赞成，也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了设法对何部进行限制的意图。

有一次，唐生智总部政治部某科长和一群人聊天，闲谈间，说到了湖南农民运动能不能搞成功的问题，有人说不能成功，因为“湖南军官在外面的很多，怎么会容许他们搞成器？”

这位科长听了立即说：“可以成功的！湖南军官虽多，主要还是何健，何健的部队，只要把刘建绪（时任三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的几杆枪提掉，剩余的就不成问题了。”

有人把这番话转给了何健，何健沉默了一会，抬起头说：“不要紧，马上会转变。”说明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即便唐生智反对，也要继续我行我素地干下去。

1927年4月下旬的一天，何健在军部参谋处同官佐们谈话。在听完众人对时局不满的意见后，他来了一句：“你们这些议论、咒骂、哀叹有什么用呢？”

据何健讲，唐生智率师北伐，前往河南前线之前，他就曾将湖南农民运动“无法无天”的情况，向唐生智详细汇报过，问怎么办。唐生智的答复是让他和汪精卫商量，于是他又去找汪精卫，可是也无结果，因为“现在共产党这样猖狂，汪先生（汪精卫）也没有什么办法。”

何健愤愤地言道：“我们讲了许多话，结果只讨到一个‘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这也不过是一纸具文，没有什么用。他们还不是照样搞！这叫我有什么办法？”

过了一两天，官佐们到参谋处闲谈。参谋处长史民对众人说：“现在只有学蒋介石在宁沪一带的做法，设法迅速制止共产党的活动，才能救得了我们自己的身家性命！”

史民是何健的心腹，众人一听，便知道这是何健要他来试探大家的态度，当下一致赞同他的意见。

一开始，何健还没敢大动干戈，他让一批士兵穿便衣去破坏工人集会，但是这些集会都有工人纠察队保护，便衣们刚一行动，就被纠察队驱散了，集会照常进行。

经历失败之后，何健及其幕僚感到单靠这类偷鸡摸狗的办法，即便成功，也只能泄愤一下，终不能成“大事”，于是他们决定放弃这种办法，转而采取军事政变的措施。

利用唐生智去河南前线之机，何健在汉口邀集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密商如何发动清党反共的军事政变。与会的主要人物除何健和他的副军长叶琪（刘建绪也去了河南）外，还有其它部队的一些军、师长，其中就有后来第一个背叛武汉政府的夏斗寅。

会商过程中，夏斗寅主张反共最为激烈，对何健发动军事政变的倡议表示坚决支持，其它人亦加以附和。会上只有第八军军长李品仙提出应该一边向唐生智报告，一边行动，不过他的意见被众人否决了。会议最后达成一致，决定斩而不奏，秘密发动政变。

接下来讨论发动政变的地点，有人对何健说：“你们自己有部队驻在汉阳，何不就近在武汉三镇动手？”

何健听了却不敢应承下来。

再问当时还兼任武汉卫戍司令的李品仙肯不肯接，李品仙推托得更厉害了。

首先在武汉发难的提议就此被推翻了。原因之一是这批人都在唐生智的手下吃饭，而此时唐生智又表现得很“左”，他们就怕闹下大乱子，没有人能替他们承担责任，也就是俗话说的，既想吃着喝着，又怕烫着。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叶挺师尚留驻武昌，大家都知道叶挺能打仗，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政变的成败难以预料。

武汉不行，便改成了湖南。具体设想是何健先在湖南发动，跟着夏斗寅在鄂东南响应，然后再由何健自己的部队和李品仙的第八军相机在武汉举事，以成其“两湖共举”的“清党反共大业”。 nNK5Yu2X2KYdqEzLROHaIdRspoXCDFOxRSYCtxHOuezbajEOWW0n1zVJ/m4mxq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