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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所预料到的续发事件不一定仍发生在湖北。在叶挺尚未击退夏斗寅之前，张国焘曾问毛泽东：夏斗寅叛乱，对湖南会有什么影响？
毛泽东当时回答说，如果夏斗寅能够迅速地被解决，湖南大致不会出什么岔子。
毛泽东熟知湖南情况，他虽然对形势估计得还比较乐观，但显然也很清楚夏斗寅事件对湖南造成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夏斗寅叛乱的消息一传到长沙，马上引起一片混乱，街头巷尾都在讨论着这个话题。到了后来几天，尤其风声鹤唳，很多人都意识到时局将可能出现大变化。
与夏斗寅反叛前一样，驻扎于湖南的第三十五军同样隶属于唐生智所部。军长何健是湖南醴陵人，醴陵本身的文化气息较为守旧，何健先从当地名儒凌恩凤读经史，后又考入清末学者王先谦所办学堂读书，这对何健本人的思想都有很大影响。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何健虽然也参加了北伐，但他从内心里不认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早在北伐战争期间，当他与左右亲信谈及湖南工农运动高涨时，就认定“国民革命在军事上是节节胜利，在政治上却处处失败”。
第三十五军第二师政治部总务科长张知非是何健的小学同学，何健曾让他做自己的代理秘书长，并将私章交给张知非，要其代为批阅公文。
某天，何健酒喝多了，把他写给唐生智幕僚的一封长信给张知非看，信的内容就是明白无误地反对三大政策。他还交给张知非一笔钱，说：“我们做事要有知己，你先拿三千元去安家，以免顾虑。”
张知非不是中共党员，但思想左翼，他婉言谢绝了何健赠予的重金。
未几，在没有取得何键事先同意的情况下，张知非应李立三之邀前往汉口，临行前才将私章交还何健以及告知此事。何键闻之愕然，虽未怒形于色，但却一言不发，仅仅嘴里唔唔了两声。
张知非到汉口后，向李立三陈述了何健反对三大政策的情况，力言对何健不可信赖，须早为防范，但并未能够引起中共中央的足够重视。
随着时间的推移，何健对湖南农民运动及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倍感疑惧。共产党员、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王基永有一次和他谈话，讲到了一些关于农民运动和改造旧军队的意见，何健听了竟至“毛骨悚然”。
何健的幕僚班底多为其醴陵同乡，甚至三十五军也是以醴陵的“子弟兵”为基干组成。这些高级幕僚、部下家庭富裕的很多，即便一般下级军官在家乡买田置业者也不在少数，他们受了农会的气，便常到何健面前“申冤诉苦”，这无疑又进一步加深了何健对农民运动的反感情绪。
在何健的军部和其它一些集会场所，经常可以见到三三两两聚会的情景，人们谈论的也主要都是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比如说“官兵寄回家的薪饷被农会没收分配了”，“某人的父亲被农会抓着戴高帽游垅（在乡村中押着游行，也叫游乡）”，乃至“湖南要实行共产共妻了”。
这其中有的是实情，但也有不少是谣言，只是在不胫而走，传来传去后，便成了大家深信不疑的“事实”。
种种议论和闲谈把农运、中共都推到了被诅咒的风口浪尖。有人说：“这太无法无天了！”有人拍桌大骂共产党：“革命革到老子头上来了！”还有人提出要将农民运动“糟得很”的情况报告给唐生智及国民政府，以便“速予纠正”。
在湖南农民运动日趋高潮的情况下，军部官佐间流传的谣言越来越多，所能听到的议论也更多而且更为恶毒。有人公开说：“继续这样搞下去，上面也不理，我们底下就只有造反了！”
何健对这些议论心中有数。当时三十五军驻兵汉阳，正处于革命中心所在地，加上武汉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汪精卫、张发奎，包括何健的顶头上司唐生智这些人都在左派阵营，所以他最初没有公开其真实态度，更不会透露他自己其实也有相同的情绪和想法——别说反共和反农运，即便是反对三大政策，他都只敢以内部意见交流的方式偷偷进行。
何健的处理手法，是在中下层官佐面前仍大喊革命口号，对于伴随其左右的高级幕僚，以及同他个人关系较深的少数军、师长，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乃至于通过其心腹推波助澜和暗中联络。
比如，三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叶琪谈到共产党时，总是拍桌大骂共产党和农民协会，主张消灭他们。何健表面不动声色，过后他的参谋处长史民私下却毫不避讳地大谈特谈“叶翠公（叶琪字翠微）”的这些反共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