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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挺“只许前进，不许后退”的严令下，此前毫无实战经验的军校学生们鼓起勇气，拼死向前冲杀。万耀煌从火线上看到，叶部“伤亡士兵多为青年儿女”，这让他感到极为震憾。
此时七十二团亦反守为攻，许继慎率部向纸坊以南之敌发起冲锋，战斗中他的小腿受伤，但仍然指挥部队占领了几处高地，从而使叶部处于有利形势之中。
在他们的有力带动下，独立师和七十五团终于击退了企图重占纸坊的敌军。
叶挺下令乘胜追击。万耀煌急忙收拢部队，并将其分布于土地堂既设阵地之上，用重机枪对着铁路要道猛烈射击。
追赶上来的叶部官兵猝不及防，纷纷中弹倒地。七十五团三营营长练国梁毕业于黄埔二期，原在叶挺独立团任机关枪连连长，也不幸在战斗中以身殉职。
眼看攻势受挫，叶挺冒着弹雨，亲自来到担任中央突破的七十五团阵地进行督战。作为叶挺的对手，万耀煌乃他的同门师兄，都是出自保定军校，而且万某自武昌起义起就投入戎马生涯，论资历比叶挺、兰腾蛟等人还要深得多，其它鄂军主要将领也皆为清一色的保定生。这使得敌我双方在军事指挥水平和能力上并无悬殊差别，谁胜谁败，谁都笑到最后，靠的依然是坚持和韧性。
叶挺没有多少机巧可取，只能命令官兵一冲到底，乃至以牺牲为代价来缩短敌人的射击时间，确保克敌制胜，打破僵局。
战斗越打越残酷，浓烟烈火中，一名士兵被吓破了胆，直接从战场上溜了下来，藏于一棵大树背后。这一幕并未能逃过叶挺的视线，他稍做斟酌，即下令处决这名临阵脱逃者，借以号令全军。
叶挺指挥作战以勇猛为特点，执行战场纪律分外严格。特别是两军相持不下的关键时刻，若无严厉的惩罚措施做为保证，不仅难以取得胜果，还可能使更多官兵的宝贵生命被白白轻掷。
“挥泪问斩”的效果立竿见影，官兵们无人再敢退却。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叶部终于打破胶着状态，突入敌阵，直逼鄂军的前线指挥所。
万耀煌见大势已去，只得高挂免战牌，指挥余部撤出战场。叶挺传令继续追击，大部分部队于黄昏时追至贺胜桥，七十五团一营更于次日凌晨追到了汀泗桥。
汀泗桥、贺胜桥，正是老独立团在北伐中打出声名的“福地”，而新的战斗论其激烈程度也丝毫不下于当初的北伐。在最为关键的5月19日这一天，从早到晚战斗未断，各部的伙夫挑着伙食担子追都来不及，以致前线官兵一天没能进食。叶挺作为最高指挥官，虽有小灶饭送上阵地，但他宁愿与官兵同甘共苦，直到收兵停战，才坐下来吃了一顿饭。
1927年5月20日，叶部又向南追击，鄂军损失惨重，向鄂东狼狈逃窜。由于鄂军被迅速击溃，原本与他一起鼓噪的同路者，如杨森之流都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
如果叶部再度猛追，鄂军被全歼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眼见情况不妙，夏斗寅赶紧把软禁在嘉鱼的包惠僧放出来，谎称自己只反对唐生智，只要以后不归唐生智节制指挥，仍可回师去打杨森。
包惠僧一来被关了好几天，不清楚外面形势的变化，二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当着夏斗寅的面，他给武汉政府草拟了一份电报稿，说明夏斗寅的态度，并按照其要求，请求武汉军队停止追击。
武汉政府收到这份电报后，汪精卫主张调解，原先一筹莫展的唐生智也说他可以给夏斗寅打招呼了。共产党员吴玉章对此很气愤：“反革命打我们时，没见一个人出来说话，现在我们一打了胜仗，和事佬却这样多！”
武汉政府下令叶部停止追击，同时决定派陈公博前去调解。可还没等陈公博动身，夏斗寅就已率鄂军残部逃往长江下游，直接投奔蒋介石去了，这时众人才恍然大悟，知道中了夏斗寅的缓兵之计。
唯一的收获是包惠僧得救了，同时被释的还有师政治部被捕的十余名政工干部。那天他们步行到嘉鱼县江边，雇了一只民船返回武汉。上船处正是武汉政府驻宜昌代表任剑若被杀的地方。
任剑若在辛亥革命时与夏斗寅同营当兵，两人还拜过把兄弟，但就因为对夏斗寅发动叛乱表示反对，夏斗寅便毫不犹豫地对他下了毒手。
政工干部们被捕与任剑若被杀发生在同一时间，大家曾眼睁睁地看着任剑若被打死，如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包惠僧说：“好险！如果你（包惠僧）是同任剑若同时到嘉鱼，他们正在疯狂的时候，恐怕你也不免了。”
想到夏斗寅这些叛乱者的冷酷与毒辣，包惠僧不由倒抽一口冷气，顿时也有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