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之夜

1927年初，第四军进行扩编，叶挺升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独立团本身改编为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习惯上仍称叶挺独立团），周士第任团长。

在扩编过程中，中共还得到了三支新建部队的番号，分别为第二十四师（辖三个团）、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它们在初建时，均以独立团抽出的人员作为骨干，其它干部由从别的地方抽调的党团员进行补充。

这四支部队暗中都归中共直接领导，特别是独立团，排以上干部的任调完全由党组织决定，党组织经常从中调干部出去和派干部进来。

有一次，张发奎对周士第说：“你们已经不是独立团了，为什么还是先斩后奏？”

周士第回答：“保持老传统！”

张发奎又问：“为什么要保持这个传统？”

周士第依旧镇定自若地答道：“为着革命，为着多打胜仗，消灭敌人！”

张发奎那时依赖于独立团等部队为其攻城拔寨，且思想也偏左，所以对这些部队的“独立”就保持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的态度。

第四军军部曾派两个人到独立团做参谋和副官，开始大家还怀疑两人是张发奎派来作内线的，后来一查才知道不是这样。

原来那段时间俘虏的北洋军官较多，第四军政治部便根据中共指示，从俘虏中挑出一部分愿意参加国民革命军的下级军官进行训练，训练后，再挑选表现较好的分配到各部队工作，上述两人就是来自于该渠道。这是独立团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军部“空降”干部，也是唯一的一次。

夏斗寅叛变和偷袭武昌时，中共掌握的那几支武装大部分都已随张发奎主力北伐，留下来的只有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和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与独立团相比，这两个团成立的时间不长，四分之三以上的士兵都是新兵，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战斗力尚待充实，所以才会留驻武昌。

这时周边虽然还有其它一些依附武汉政府的部队，但有的是对其忠诚度没有把握，比如驻汉口的李品仙部，属于唐生智序列，与夏斗寅部原属一个窝——你一定要说他们与夏斗寅有联系或有默契，可能过于武断，可是要指望调他们来抵抗夏斗寅的进攻，谁敢保证这伙人不会反戈一击？

还有的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比如第二、六军远在九江安庆一带，若是要单纯坐等他们赶到，可能武昌早就被夏斗寅给攻占了。

面对燃眉之急，会上经中共中央提议，国民政府同意并下达命令，决定任命叶挺为平叛总指挥，以七十二团、七十五团为主力，加上临时改编的中央独立师和第十一军教导营，联合抵御夏部进攻并平定这场叛乱。

随着军队陆续开往前线，武昌防务更显空虚，为稳固武昌后方，以确保叶挺及其前线部队没有后顾之忧，受中共中央指派，张国焘奉命从汉口前往武昌，暂代叶挺留下的卫戍责任。

1927年5月17日，下午六点左右，张国焘赶到江边，发现摆渡的小轮已经停航，所有原先停泊在江边的小轮和电驳船也踪影皆无。查询得知，除一部分船只已被军队征用外，其它都被某些机关和要人们扣留作为逃难之用了。

江面广阔湍急，没有船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的。好不容易，张国焘及其随从找到一只小舢舨，靠着它才得以摆渡到了武昌下游。当两人舍舟登岸，急步进入武昌城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天都黑了。

这时城内的气氛仍显得十分紧张，商店纷纷关门，街头行人都毫无顾忌地在议论着那些谣言：“夏斗寅明天就要进城了！”

张国焘的临时卫戍指挥所设在一个叫湖上园的地方，这是一座园林，面朝一口大池塘，周围环绕着高墙，里面的建筑类似于城堡。它原为苏联军事顾问的办公场所，北伐开始后，这些顾问都已被分配到河南前线和各部队去了，仅留下一个排的卫队驻守。卫队排长是共产党员，同时园内的军事通讯设备也相当齐全，这些都为张国焘进行临时指挥和调控带来了便利。

在邓演达出发前往河南前线后，共产党员、政治部组织科长章伯钧代理主持部务。在章伯钧和湖北省政府属下各机构中的共产党员的协助下，张国焘下令立即实施全城戒严。

具体执行戒严任务的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队伍，主持农讲所的负责人就是毛泽东。中山舰事件后，毛泽东不再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职务，开始先后在广州、武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从农运和土地问题的角度来研究中国革命。

讲习所共有学生四百余人，每人都持有步枪，在留守部队陆续开往前线后，他们成了武昌城内最主要的武装力量。张国焘、毛泽东除将其中的一小部分用于戒严外，大部分都集结作为策应各方的机动部队。

之后张国焘又亲自率领湖上园的卫队排以及一些临时调给他的小部队，乘着汽车巡逻各处，对各要道的戒备情况进行检查。

一番忙碌下来，城内秩序得到恢复，曾经风声鹤戾的武昌之夜也逐渐趋于平静。 QPH5I0CYqNp4flqC8wnxet9pNYsf1yuqsGM6mAozgqx24Lv6TEbYNT+705yCbG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