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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陈独秀先后到达武汉后，国共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由汪精卫任主席。汪精卫最初似乎还比较热心于团结国共两党，有通过联席会议来解决武汉内部分歧，进而稳定反蒋阵线的意图，但是很快，他的论调主题就变了，“工农运动的过火”开始替换“东征讨蒋”。
中共方面倒确实希望联席会议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你指责工农运动过火，那就得说清楚何种行为属于过火，何种行为属于不过火，并就此制定出详细措施。可是一说到这些，汪精卫的态度就显得非常冷淡，他说具体问题应由有关机关做出具体规定，但这些所谓的有关机关又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具体规定。
大家发现，汪精卫其实只是个空谈家而已，他根本不具备负起责任领导一切的能力和胆魄，尤其在了解到武汉政府所面临的实际困境，对反蒋前途感到悲观后，他性格中既软弱又圆滑的一面也暴露无遗。换言之，此人主持和参加联席会议并不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而是想通过反对工农运动等言论，向外界表明自己向右转的政策倾向，以便为将来预留后路。
和善于空谈的汪精卫颇有相似之处，身为中共领袖的陈独秀身上也颇多书生气。久而久之，联席会议已沦为茶话会，往往都是先由汪精卫在那里叙述一些工农运动如何如何过火的事例，再由陈独秀起而唱和一番，或加以若干轻描淡写的答辩，之后会议便草草收场。
“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是后期国共联席会议的真实写照，这使得它既不能收到稳定局势的效果，也无法在国共合作反蒋上取得任何突破。
就在反蒋行动近乎陷于停滞之际，武汉政府的敌人们却相继使出了毒招。
1927年4月28日，在北洋首领张作霖的主使下，以中共北方领导人李大钊为首的二十名国共人员被害。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当张作霖尚在考虑是否处死李大钊等人时，曾有“南方某要人”密电张作霖，主张将他们即行处决，事后有报纸披露，所谓“南方某要人”其实就是蒋介石。
李大钊等人被害案不仅使国共痛失了一批精英，而且还给两党在北方的活动造成严重破坏。与此同时，宁汉双方虽然在军事上暂未相互直接攻击，但蒋介石一直都未放弃从内部颠覆武汉政府的活动。
川东的杨森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宁汉分立后，两边都在对他进行争取，南京开出的条件是让其控制汉阳兵工厂，武汉则是提供一船军火。杨森一算帐，兵工厂好似能够下蛋的老母鸡，他觉得这个更合算，便集中一师之众，分乘数艘火轮顺流东下，秘密袭取宜昌。
驻防宜昌的夏斗寅独立第十四师彼时正分散于鄂西各地，短时间内难以集中，只得慌不迭地撤出了宜昌。之后他们即移防沙市，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警觉。
邓演达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左派，同时又是武汉政府名义上的军事负责人，他虽无直辖部队，但各方并不敢予以轻视。
比如张发奎及其手下的粤军将领，他们与邓演达之间既是同乡同学（保定生），又是多年同事，双方合作起来没有太多障碍。又比如唐生智，他尽管是前敌总指挥，然而所指挥的湘军与粤军相比并不占有优势，只要粤军支持邓演达，他就不得不对之谦让三分。
早在第二次北伐开始前，邓演达就认定唐生智是危险人物，不可靠，在北伐军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两湖也不能落入唐生智之手，否则对方的所作所为将很难控制。为此，在编制兵力时，他特地将前后方的湘军和粤军平衡配备，以便使唐生智部在两边都不能独立担当任务，同时还把受唐生智节制的夏斗寅部改编成独立第十四师，直属中央指挥。
夏斗寅部不是湘军，是鄂军，用这支部队来巩固武汉后方，当初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合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夏斗寅守不住宜昌且不说，更严重的是不经请示即擅自移防沙市，这其中就隐伏着倒戈的可能。
此时中原战事正酣，邓演达正在河南督战，事发后他急忙赶回武汉进行处置。让邓演达感到格外焦虑的是，如今的武汉近乎是一座空城，北伐军一时半会又不能撤回来，如果夏斗寅真的叛变了，同杨森合力东下，直捣武汉，那是一个什么局面？
邓演达曾派共产党员包惠僧到十四师任党代表，但事发前包惠僧触犯党纪，已被中共中央调回武汉。抵达武汉后，邓演达便让包惠僧以政府代表的名义去见夏斗寅，劝其立即返回鄂西，条件是答应将十四师由师扩充成军。
“现在的局势，我们不是要消灭夏斗寅，而是要争取夏斗寅，我们不难为他，你去不会有危险。”
听了邓演达的话，包惠僧只好冒险一试，乘着为十四师运送给养的“江天”轮离开了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