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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政府在财政经济上面临着很大困难。武汉三镇那时集中着除蒋派外的几乎所有国民革命军及政治组织，后勤需求浩繁。原本武汉政府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前往上海，欲接管上海、南京等地的财政，但被蒋介石挡在了门外。“四一二”之后，蒋介石所控制的长江下游地区更对武汉实施了经济封锁。
广州曾是北伐的大后方和大本营，可是在“清党”过程中，李济深改组了广东省政府，直接导致有八百万银元储备的广州中央银行对武汉政府不再予以支持。
面对一连串的围堵，武汉政府只得颁布“现金集中条例”，走上了靠发行纸币来维持开支的道路。然而这条路同样步履维艰，几天后，北京上海银行界便共同宣布与汉口各银行断绝往来，南京政府也明令禁止武汉中央货币的流通。
如此一来，犹如雪上加霜，武汉中央银行的钞票变得一天比一天不值钱，一个人吃顿饭就要十多块钱，而用其它银行的钞票，即便吃一顿好的，一块钱也就够了。可以说，武汉的整个经济状况已到了近乎窒息的程度。
显然，只有主动突围，给予蒋介石以有力打击，武汉方面的处境才有得到改善的可能，但国民党内的主流意见却是先举行北伐。
苏联总军事顾问加仑也持这一看法，按照他的分析，当时中国有三大力量，分别是北京的张作霖、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阵营。以一般人的观点来判断，张作霖的实力最强，蒋介石次之，武汉最弱。张作霖恃其兵力之盛，正在河南增兵准备南下，如果武汉阵营能首先消灭张作霖，那么自身的实力地位就能跃升第一，在三强之中便能稳操胜券。
加仑是个军事家，他的论点主要还是着眼于战场博奕。打个比方来说，就是他认为武汉方面是条“小鱼”，蒋是条“中鱼”，张是条“大鱼”。“小鱼”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最好是能寻机先吃掉“大鱼”，把自己养肥后再与“中鱼”对决。
与加仑不同，苏联总顾问鲍罗廷是东征的支持者。鲍罗廷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都要先肃清内部，现在内部已产生了第二个陈炯明（指蒋介石），怎么谈到北伐？他主张乘蒋介石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实施东征。在他看来，唯有除去蒋介石这个心腹之患，武汉政府才能立住脚，也才可以从从容容地进行北伐。
中共的立场相对更为微妙，张国焘就对加仑的见解就持赞成态度，理由倒不是什么小鱼吃大鱼，而是他发现东征根本就组织不起来！
无论东征抑或北伐，都要靠枪杆子说话。大革命时期，中共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外，并不名正言顺地掌握军事集团。这与苏联的援华政策又有着相当大的关系，鲍罗廷有一句人所共知的“名言”，即“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他向来都把开展群众运动列在各项任务的首位，末位才是帮助中共建立武装。
即便在中山舰事件之后，苏联军事援助的大门仍只对国民党敞开。鲍罗廷曾经这样讲道：“现在说空话是无补时艰的，惟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是我口袋里还有一些草。”
“草”者，苏联运来的军火也。鲍罗廷试图用这种办法来改变蒋介石的态度，但事实上，“草支票”的兑现只是壮大了蒋介石的实力，中共却因为没有自己的正规武装，在一些人眼里，“已降格为无足轻重的啦啦队”。
中共领导人不是没有看到问题所在，张国焘为此向鲍罗廷郑重提议：苏联政府既可以将大量军火供应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何不直接供应一些给中国工农？
张国焘还表示，如果苏联政府能够直接向工农提供军援，中共可以通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所控制的港口，协助解决运输上的困难。
鲍罗廷考虑了一阵后，还是拒绝了这一提议，给出的理由是时机尚不成熟。
不是时机不成熟，是时机被错过了！
等到需要枪杆子的时候，便只能单纯依赖于支持武汉政府的国民革命军。在这些军队中，张发奎的粤军和唐生智的湘军是最重要的两支力量，若要发起东征，就必须得到他们的赞成和支持。
张国焘和加仑所了解到的情况是，一些粤军将领认定主要敌人是张作霖，都主张先北伐，打倒张作霖再说。这些将领甚至引述中下级基层军官的话，说先东征讨伐蒋介石是“自家人打自家人”，容易影响士气。
相对于张发奎，唐生智与蒋介石的个人矛盾较深。当初唐生智想扩充自己的势力，把一个军扩成三个军，蒋介石极力反对，还讥讽道：“看来，我们得为军长们修建一个全国性的疗养院了，以后军长会多很多很多的。”
由追逐军权引发的争斗，使得唐生智几乎逢蒋必反，但他的反蒋主要还是停留于口头之上，碰到要与蒋介石硬拼，消耗自己实力这种事，又只会选择绕着走。
几天后，鲍罗廷也转变了态度。他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说，现在奉张的军队正沿京汉路南下，如果此时东征，武汉有受奉张侵袭的危险，因此武汉的军队应与潜伏于潼关的冯玉祥部进行配合，先消灭河南方面的奉军，再定第二步办法。
这样，国共在再次北伐上就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1927年4月18日，国民革命军在武昌举行誓师典礼，随后各部即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沿京汉路进行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