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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0日，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两天，汪精卫由上海抵达武汉。当时国共及武汉各界都对他寄予了莫大希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说对于汪精卫的到来，“我高兴得不得了，我的脑子里只有汪精卫”。
欢迎场面十分热烈，汪精卫自己也显露出踌躇满志的样子，在盛大的欢呼声中，发表了激昂动人的演说。之后，当着张国焘的面，他不无悔意和歉疚地表示，过去一年来革命形势紧张，而他竟然回国养病去了，确实不太合适，这次回来，当负起责任，“为党国效劳，不使总理遗训遭到破坏”。
两天后，政变和“清党”消息陆续传来。如同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汪精卫立即高举“党权”旗帜，摆出了和蒋介石正邪不两立的姿态。每次讲演，他都要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个多小时，把蒋介石骂到狗血淋头，其间还要带头大喊“讨伐蒋介石”、“革命的向左转，不革命的滚开去”等口号。
当时汪精卫的主张和辞锋不仅同中共一致，甚至更“左”，连中共党报《向导》周刊在发表汪精卫的讲演词时，都觉得过于激烈，全部刊登不合适，只能择要发表。
不久，汪精卫亲自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开除蒋介石党籍，撤销包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内的所有职务，并下令通缉。
蒋介石及其党羽对此已有准备，他们也一不做二不干休，拒绝承认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合法地位。4月18日，即蒋介石被开除党籍免掉军职的第二天，宁沪两地的国民党要员齐集南京，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至此便形成了宁汉分立的局面。
宁汉分立初期，“整理党务案”的限定被突破，武汉国民党重新邀请共产党人“入阁”，担任国民政府的高级领导职务，其中共产党员谭平山出任农政部长，苏兆征出任劳工部长。
那时武汉的红色浪潮可谓盛极一时，除了各种反蒋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外，开会忙、演说忙也蔚成一种风气，会议演说的内容都是越左越好，就连工商界的老板们演说时，都会大呼“世界革命万岁”的口号。
可是在刀光剑影的年代里，口号毕竟不能当饭吃。大家热闹归热闹，但一旦涉及真正的行动如东征讨蒋之议，就开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了。
问题首先出在武汉的国民党员和社会知名人士中间，这些人能够汇聚在武汉，应该说政治上都偏左，或起码不是那么右倾，然而具体到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又很不一致。
一种意见认为，蒋介石不择手段地杀害自己的国共同志，无异于摧毁革命的基础，同时他从根本上破坏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
另一种意见却把范围缩小到了国共之争，认为这仅仅是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的冲突，各有是非，要说蒋氏有错，主要错在不应该另建政权中心，在国民党内部搞分裂。还有些人甚至站在蒋介石一边，暗中赞许他反共坚决。
有分歧，就需要有人出来进行统一和号召，并且带领众人把握局势发展，挽狂澜于既倒，可是身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却并没有这种能力。
其实还在汪精卫刚刚抵达武汉时，张国焘就看出他有些神色不安，已不如广州时期那样容光焕发，而这种不安还仅仅是因为在上海遭到了蒋派的不满和讥讽而已。到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继而宁汉分立，汪精卫除了开会和演说外，就没有更多能拿得出手的招了。
空言无补于实际，汪氏不仅不能将左派团结起来，使之共同反蒋，反而使得武汉阵营更加动摇。在反蒋行动方面，唯一能够算得上有点实际成效的，也只是争取到了江西一地的支持而已。
江西原为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但在蒋介石离开江西后，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以江西省政府主席的名义掌握了实权。朱培德原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利曼诺夫为了把他拉到武汉一边，专程跑到江西找他，做了许多工作。在一次谈话中，两人提到了和中共的关系问题，利曼诺夫竭力说服朱培德，强调：“与中国共产党人决裂，就是与革命决裂。要想成功，只有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朱培德颇以为然，连声说：“是的，是的。”自此，他才投向了武汉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