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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白崇禧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所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不小，杜月笙不但替他们打掩护、背黑锅，而且还献出了栽赃陷害的所谓“得意之作”，自然很得蒋、白的欢心。白崇禧赴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行前还特地把杜月笙等人叫去勉励嘉奖了一番。
1927年4月15日，在陈群的指使下，与国民党有关的六七十个团体凑到一块，在各报刊出了一则致蒋介石、白崇禧的通电。通电把杜月笙等人捧为“救国义士”，说他们在“四一二”的凌晨亲自率领“敢死同志”搜剿总工会枪支，解散纠察队，从而“使全市中外人士为之欢跃庆贺”云云。
这份新的通电显然比杜月笙的那份“中华共进会”通电更进一步，作为一次舆论试探，它表明国民党已经准备直接站到台前来了。
舆论阵地素来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左派报人胡愈之亲眼目睹国民党军用机枪屠杀游行请愿的工人群众，感到十分愤懑，他当即写了一封抗议书，郑振铎等著名文人都在抗议书上签了字。抗议书除直接寄送国民党高层外，还在国民党通电发表的同一天，刊登于报纸之上，与之形成了对峙。
可是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光靠这样一份抗议书力量还是太小，而且很快，就连在这份抗议书签名的人都有了随时被捕杀的危险。之后各报刊当然只能噤若寒蝉，任由国民党一家吆喝了。
4月16日，陈群奉蒋介石之命，要杜月笙等人出面招待新闻界，发表反共谈话，杜月笙等人也干得十分起劲。因为上海青帮有着这样充当反共急先锋的功劳，蒋介石对杜月笙等人特别表示了好感，不久当他到上海时，更是设盛宴进行招待，并且当面称赞杜月笙、黄金荣等“深明大义”，是“识时务的俊杰”。
经过一系列的试探之后，蒋介石和白崇禧不再像以往那样犹抱琵琶半遮面，终于公开提出反共言论，其反共行动也迅速蔓延至其势力所及区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济深即在广州宣布戒严，仅仅一天就逮捕了约两千名中共党员及其革命群众，封闭两百多个工会及政治团体。
广州方面所使用的“清党”手段非常残酷，很多共产党员都被绑上石头，直接推入了珠江。当时在黄埔军校里的共产党员，包括患肺病正在医院里治疗的萧楚女，几乎全部遇害，这就是“四一五事变”。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熊雄是少共成员之一，当年曾与周恩来、赵世炎一齐在法国勤学俭学，不幸也牺牲于此次劫难。
在当时，论屠杀共产党之惨，共产党人牺牲之多，广州被公认远超上海，可列为各省市之最。接着便轮到了广西，广西大开杀戒比上海尚早三天，而且同样把人性冷酷和黑暗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遇难者名单中，有一个是李宗仁的表弟，叫李珍凤。李珍凤是个能说会讲，干劲十足的有为青年，在李宗仁面前，他并不讳言自己是共产党，有一次还大胆地对李宗仁说：“表哥，中国二十年后便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
李宗仁听了赶紧回答：“不要胡说。”
尽管李宗仁是“清党”的推动者，但在他事后的回忆中，仍充满了对这位表弟的欣赏和怜惜。连李宗仁喜爱的表弟都难逃一死，足见“清党运动”有多么恐怖和可怕。
时任蒋介石机要秘书的陈立夫曾谈到“清党”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陈立夫的办法是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他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右倾的站到右边。这样站左边和中间的就被戴上红帽子，成了可能被逮捕甚至杀害的对象。
问题在于，左倾不等于就是共产党，而站到右边去的人里面也未必就没有共产党员或思想左倾者。至于那些徘徊于中间的，可能人家真的没有明显的左右倾思想，又怎么会是共产党？
陈立夫所述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清党”的混乱，以及受到株连的人员之多。在广州，甚至连阅读汪精卫演讲文集的人都遭到了枪杀。李宗仁也承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广西的共产党员其实很少，国民党省的党部委员中，也只有少数人属他们认定的“左倾分子”，并没有真正的共产党。可是“清党”电令一到，广西留守人员便将这些“左倾分子”全部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