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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游行队伍的这次大屠杀由白崇禧策划指挥，陈群、杨虎具体执行，他们敢于如此冒天下之大韪，与一个人有着很大关联，这个人就是杜月笙。
流氓们在对纠察队住所发动突袭时，把里面的东西抢劫一空。杜月笙后来对物品进行清点，发现里面有鲁军的符号证件。这些符号证件原本是纠察队通过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所获得的战利品，可是杜月笙见了却建议陈群、杨虎以此为由对纠察队进行栽赃陷害。
那两天局势混乱，面对各界质疑，陈、杨一直发愁找不到一个动手的好借口，他们只能一会这么说，一会那么说，弄得许多人都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自己也焦头烂额，穷于应付。杜月笙的建议让他们如获至宝——这比什么“工人内讧”、调解冲突可不知道要劲爆多少去了，自然能做的文章也更多。
正是在“通敌有据”的幌子下，陈、杨壮起胆子，指挥军队对游行队伍展开了屠杀。随后军警重新占领总工会，总工会所领导的所有组织全都遭到了查封。
上海青帮也是有组织的，叫做“中华共进会”，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是主要负责人。按照蒋介石、白崇禧的指示，陈群拟了一份通电，由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三人共同署名发出。通电对中共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并大肆进行攻击总工会及纠察队负责人，末了以“中华共进会”的名义，声称要“邀集同志，揭竿为旗，斩木为兵，灭此凶蛮，以免遗害子孙”。
这份通电印了几千份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散发，第二天上海和南京的一些报纸上也都予以刊登，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混淆视听、掩人耳目的作用。
1927年4月14日，天还没亮，住在南站铁路职工宿舍的童奎芳突然听见附近枪声四起，他从三楼向外窥望，看到对面电车公司工会房屋已被大批军警紧紧包围。
童奎芳所站的楼房高，视野范围大，只见军警一面开枪一面喊话，要里面的工人缴出枪械。工人们毫不退缩，在军警进攻时，他们有的靠着窗户，有的爬上屋顶，用手提机枪进行扫射，击退了对方的多次冲锋。
反复激战了近一个小时，因纠察队弹尽无援，军警才得以冲了进去。随即，就有三十多个纠察队员被捆绑着押上了囚车。
虽然大部分纠察队都已在两天前遭到缴械和解散，但仍有少量武装工人在坚守据点，童奎芳所见到的正是其中一幕，而这也是上海工人纠察队能够组织起武装抵抗的最后一天。
仅仅两天时间，上海号称八十万工人的组织及其武装几乎被敌人摧毁殆尽。蒋派对此自然是击掌相庆，当天晚上，白崇禧即赴南京向蒋介石复命，李宗仁也很得意地说：“共产党和左倾国民党分子，一经镇压，不出数天，便烟消云散，于此也可见其基础的脆弱。”
对于蒋介石反戈一击这一点，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一部分中央负责人其实曾有所警惕，他们已经决定让各地党组织改变一下策略，以免遭到更大的损失，只是谁都没有料到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会来得如此之快。
4月14日早晨，李立三、聂荣臻、陈延年由武汉抵达上海，就是为了传达中央有关改变策略的指示，以及对上海党组织进行调整的命令。从汉口动身时，他们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一无所知，在路上才获悉了这一消息。
三人到达上海后，辗转找到了罗亦农、赵世炎。根据中央决定，罗亦农调回武汉，其职务由陈延年接任，赵世炎则继续留在上海主持工作，他除负责上海党和工会组织的恢复整顿外，还一度兼代了汪寿华被害后所留下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一职。
根据中央“隐蔽力量，准备再干”的指示，赵世炎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复工。随着各厂工人奉命相继复工，总工会及各级党组织全部转入了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