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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住在南站的童奎芳一大早就听到消息，蒋介石已正式下令，宣布在全国实行“清党”。敌人果然先下手了，童奎芳急切地想赶到北站，找孙镜川、沈干城进行讨论，可是他身上没有证件，不仅进不了站，而且非常危险。
童奎芳很机警，到上海后，他认识了一位机车司机，了解到司机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便在聊天时故意冒出了孙镜川的名字，以试探对方的态度。
孙镜川是上海铁路工会负责人，司机不仅熟识而且相当崇拜，孙镜川三个字一下子拉近了他和童奎芳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他得知童奎芳正急于到北站寻找孙镜川时，马上主动表示，有一辆空车要开往北站，童奎芳可以扮作他的助手，由他带进北站。
路上，司机暗中对童奎芳说：“今天有大变化，你知道了吧？老孙（孙镜川）是铁路上的大目标，决不会还呆在那里，一定找不到他了。当然打听还要打听，我们许多人正替他担心，也要我打听消息呢！”末了不忘提醒：“进站千万要留心，问人，不可直接提他的名字，免出岔子。”
北站早已是军警布岗，杀气腾腾，若不是冒充司机的助手，童奎芳还真混不进去。童奎芳进站后到好几个地方询问老路工，得到的回答都是孙镜川、沈干城系铁路上通缉的主要对象，不知避到哪里去了。他还想再转到铁路总工会那边去看看，司机急匆匆地赶来，说站上已增添了许多便衣，要他立刻上机车，退回南站。
就在童奎芳冒险奔走的时候，赵世炎、周恩来等人也正在考虑应对和反击措施。在纠察队遇袭之前，总指挥部的计划是想方设法保住武装，如果实在坚持不了，就把队伍拉到苏州，与政治上左倾的独立第十四师严重部会合。可是由于武器被缴，纠察队遭到解散，原先的计划已无法顺利实施。
此时数万工人展开了自发的示威游行，下午，游行队伍抵达湖州会馆。湖州会馆系市总工会会所，但已被第二十六军占领，大家一致要求他们交回会馆。
军队拒绝撤出，群情激愤的工人们遂冲破阻挠，一拥而入，重新夺回了会馆。
1927年4月13日，总工会用特别紧急启事的方式，在《申报》上刊出了事件真相。白崇禧的戒严司令部闻风而动，立即派人将该启事删去，同时另行发表紧急启事，否认租界有武装流氓冲出，说这次事件纯属地方上的“流氓莠民”与纠察队发生纠纷，军队只是为了维持治安，才将双方枪械临时缴存。
戒严司令部急于推托责任，忘了之前与杜月笙等人达成的协议。杜月笙一看启事上说他们是“流氓莠民”，当然很不痛快，于是和杜月笙联系的陈群又赶快出来更正，声明这次事件是由总工会内两派互相殴斗所引发。
戒严司令部的紧急启事和更正声明出来后，工人们愤怒异常。总工会决定举行全市总罢工，以示抗议。这是上海工人两个月来发动的第三次总同盟罢工，全市参与罢工的工人达到了二十万以上。
罢工开始后，总工会先在闸北召开群众大会，要求严厉惩办杀人凶手和主谋犯，立即发还被缴枪械，会后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游行队伍分成两支，一支前往新龙华，向上海警备司令部请愿，一支前往宝山路，向第二十六军司令部请愿。童奎芳在无法与孙、沈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也加入了前往新龙华的游行队伍。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人从各个方向聚拢而来，队伍愈接愈长，“简直不知道排得多远”。
上午10点，前头红旗一挥，游行大军像一股巨大洪流，立即向前奔腾而去。游击队伍的出发点外滩距离新龙华相当远，大家走了五六个小时还未抵达目的地。其间下起了雨，人人浑身透湿，但没有人停步。
周恩来事先指示，要在马路上发传单，贴标语，直接喊出反对新军阀等口号，而不必再顾虑其它。按照指示，人们不仅沿路散发传单，还振臂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
先头队伍抵达新龙华时，天色已黑，司令部前军人密布，阻止游行队伍接近。这一情形如同火上浇油，只听有人喊一声“冲”，大家便不顾士兵的拦阻，纷拥向前。
就在此时，人们听到了三声枪响，但大多数人都以为军队只是例行的鸣枪示警，并不敢真的开枪，所以仍在向前冲，没想到随后机枪对着人群扫射起来，霎时便有一大批人在暗夜中应声倒地。
游行至宝山路的徒手群众同样也遭到了密伏士兵的疯狂射击，现场尸横满街，血流遍地。事后一项统计数据表明，仅宝山路这一边，就牺牲了两百余人，另有三百余人被捕。
童奎芳随着人群疏散，侥幸没有遇难，当他回到南站时已是深夜。屠杀现场令他受到强烈刺激，以致于很多年后仍无法释怀，“当时情景之惨，简直使我（童奎芳）不忍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