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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童奎芳所了解的那样，连日来，上海面临的局势确实分外紧张，本拟与童奎芳接头会合的孙镜川、沈干城还未来得及通知他，就不得不做了紧急应变转移。
童奎芳抵达上海的当天下午，从四点起，二十六军的大批官兵突然散布于街市。纠察队总指挥部事先还得到密报，获悉夜里将有大批流氓自租界冲出，对工人纠察队发起袭击。
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总工会便按照江浙区委的决定，从纠察队挑选出两千七百人，用缴获的武器装备起来，编成大、中、小队，分驻于闸北等各区维持秩序。得到密报，总指挥部一面通知各纠察队加强戒备，一面向二十六军司令部送去公函，请求在万一发生不幸事件时予以援助。
公函送去后，二十六军司令部没有做出答复，这让大家更加忐忑不安。此时在总工会方面，汪寿华自告奋勇提出要去找流氓头目杜月笙进行解释，从而阻击流氓袭击纠察队的事件发生（也有说法认为是杜月笙主动邀请汪寿华赴晚宴）。
杜月笙是有名的上海滩“闻人”（青帮头子的别名），在青帮中有“军师爷”或“诸葛亮”之称，其为人处事与其它流氓头目截然不同。那时一些外省的达官贵人赚了钱后到上海做寓公，经常遭到流氓敲诈，但杜月笙绝不允许手下这样干，非但如此，只要一有机会，他还会想办法与之结交，把你当朋友，给你当保镖，因为这个缘故，他在南北政客、各党各派中间都很吃得开。
在大革命时期，杜月笙的势力虽然尚不及另一个“闻人”黄金荣，但他在政界和工商界却异常活跃。还在北伐开始不久，他就已看出北方的北洋政府必败，南方的国民党必胜，便选择主动投靠国民党，纽永建以及其它住在上海的国民党人都受到过他的保护。
因为国共合作的关系，杜月笙同样与中共和总工会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上海法租界当时有一所启迪中学，其实是一所中共党校，到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更被作为起义指挥部，它就曾受到杜月笙的保护。
中共和杜月笙的联系主要通过汪寿华进行。有一段时间，汪寿华报告中央，说他几乎每天都要与杜月笙见面，而“上海没有流氓捣乱工会的事件发生”。
如果是平时，让汪寿华去找一下杜月笙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在这种极为复杂和敏感的时刻，去还是不去，就很费思量了。汪寿华年纪轻，虽然很能干，但不免年少气盛，有时容易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他平时与杜月笙接触最多，杜月笙待他又很客气，他便觉得问题不大，但赵世炎不这么认为，在赵世炎看来，杜月笙终究是一个流氓头子，而“流氓是反复无常的，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因此极力劝汪寿华不要冒险。
与赵世炎的主张相反，多数人都同意汪寿华去。汪寿华自己也表示，为了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即便有危险，他也宁愿为党牺牲。
总工会负责人之一李伯之见状，主动提出愿意陪汪寿华一同前往。最后赵世炎只好说：“好吧，去也好，但不要两个人都进去。”
按照赵世炎的安排，汪寿华先进杜月笙的公馆，李伯之在外面望风。汪寿华走进公馆后，李伯之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始终不见汪寿华出来，他马上就意识到：出事了！
赵世炎说得没错，杜月笙身为场面上混的人，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和倾向，他之所以与国共接近，本就是在做着一份投机生意。
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后，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等人均和杜月笙有密切往来，陈群还领着他去见了蒋介石和白崇禧。蒋、白深知杜月笙在上海滩所能起到的作用，对他很是青睐，曾专门设宴招待他和黄金荣、张啸林等“闻人”。
杜月笙虽然不能参加蒋、白在上海召集的秘密会议，但当他从陈群那里了解到蒋介石正在做反共“清党”的准备后，就迅速把赌注押在了蒋介石这一边。在此基础上，陈群、杨虎正式发出通知，要他动员上海流氓参加反共。
要调动上海流氓，光杜月笙一个人还不行，必须黄金荣、张啸林也点头参与。杜月笙首先劝说张啸林，张啸林表示同意后，又去说服黄金荣。
黄金荣开始拿不定主意，因为他看到有很多人拥护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和主张，怕国民党对付不了共产党，所以要杜月笙别急着下注，先看看双方谁胜谁负再说。
杜月笙则认为，国共双方虽然尚未能决出最后的胜负，但从共产党的宗旨来看，如果共产党胜利了，决不会对他们这些人有好处。他们的下场，只会是和国民党同归于尽，与其这样，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获胜，如此他们将来在政治上才有地位，也才有前途可言。
杜月笙的这番话打动了黄金荣，这位当时上海最大的流氓头目终于决定参加反共。
汪寿华进入杜月笙的公馆后，据说杜月笙本人还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想要放他走，但手下的徒弟不答应。这些徒弟将汪寿华从杜月笙的客厅中绑走，打昏后装入麻袋，残忍地活埋了。
汪寿华和罗亦农、赵世炎向来被称为上海党组织的三架马车。他们每天碰头，互通情报，决定应做的事，上海的很多工作事实上都是由三个人共同决定的。
就在准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有一次他们在一起闲谈时还无意中说到，起义要想取得成功，三个人不会完全平安无事，就是看起义过后谁能活下来，谁先牺牲了。未料一语成谶，汪寿华不幸成为了第一个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