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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很多共产党员都感到了忧虑不安。
此前共产国际考虑如果蒋介石真的动武，工人难以抵抗国民党正规军的进攻，曾电令中共中央将工人的武装埋藏起来，同时“不要仓猝进行公开斗争”。中共中央及上海特委却认为事情还不致恶化到这种地步，因而没有执行这一指示。罗亦农在看到这份电报后，可能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高估了敌人，低估了工人纠察队的实力，还当场“很愤怒地把它摔在地下”。
随着薛岳部队被调离上海，特委除了利用自办的机关报暗中对蒋介石进行揭露，以及计划组织一次“反叛变”示威大罢工外，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得力的应对措施。
特委成员之一尹宽安慰自己的同志说：“蒋介石向我们进攻，即使胜利了，那也不过是一时的军事的胜利，在政治方面说，他则是失败的，我们是胜利的。”
可是后来事态发展表明，军事和政治并不能截然分开，尤其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一旦军事遭遇失败，政治胜利的成果也将无法得到保障。
随着危机迫近，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在4月19日发动“反叛变”示威大罢工。具体将由上海总工会出面号召，先从铁路职员、海员开始，接着再扩大到其它行业，直至达到全面罢工。
为了便于进行掌控，党组织还在铁路工会秘密成立了行动指挥小组。宁波铁路工会负责人童奎芳为小组成员之一，他在4月10日早上才得到相关通知，因为时间紧急，上级要求他必须当天从宁波动身，限第二天赶到上海南站，与小组的另外两名成员孙镜川、沈干城会合。
4月11日，童奎芳所乘的轮船进入了吴淞口，这时他突然听到房舱外有人惊呼：“哎呀，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多外国兵舰？”
童奎芳闻言急忙登上船梯，只见黄浦江面上已布满了扯着不同国旗的外国军舰，他估计应该在一百艘以上。
穿着各种各样军服的外国水兵全部严阵以待，有的站在甲板上打旗语，有的端着枪对过往船只进行监视。值得注意的是，军舰的舰炮炮口无一例外也都对着市区，摆出了一副随时准备开火的姿态。
在外滩上岸后，童奎芳看到租界的重要路口都布置了沙包和铁丝网，有外国巡捕在那里设岗守卫，显然租界也都戒严了。这让他的脑子里猛然掠过一个疑问：“难道蒋介石已经和外国人勾结好了吗？蒋介石准备动手，他们是不是来助威的？”
列强对大革命的敌意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工人们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收回租界的口号，租界当局为此惊慌失措，恐惧万分，纷纷急电本国，要求增派军队到上海。
还在3月间，英国就有一艘装载几十架飞机的航空母舰开到吴淞口外，至4月初，美日英法等八国共调集了五十多艘军舰至上海。除此之外，法国又从巴黎和越南海防市抽调几个营的法越军，直接开进上海的法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不但紧紧关闭了通往华界的大门，而且还在马路上架起机枪，并用装甲车四处进行巡逻。
当时租界当局的气焰很凶，连国民革命军的官兵在租界铁门旁边贴宣传标语，都常被租界的巡捕逮捕。被捕官兵会被送到租界法院接受审判，而每次受审往往都是他们被迫承认误入租界，具结悔过后才能得以保释。
在蒋介石采取反革命政变之前，租界当局实际已经与之达成了默契，蒋介石下达秘密手令，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中国”，同时严禁官兵进入租界，查出要以违令惩办。这样一来，租界当局便把矛头集中对准了上海工人，他们经常捏造事实，说某处工人持枪企图冲入租界，借此向白崇禧提出抗议。
童奎芳当天所看到的情形，则还远远超出了“抗议”或者逮捕几个工人的范畴，这些异常举动分明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风暴即将来临。
带着疑问，童奎芳来到南站，找到了组织上指定秘密集合的地点。一看，门牌对，暗记也合得上，可房间里却没有人。据住在附近的一位居民说，这户房客不知为什么昨天就匆匆忙忙地搬走了。
童奎芳既担心联系不到孙镜川、沈干城，可能影响示威大罢工的进行，又怕自己被密探盯上，于是便故意在附近兜了两三个钟头，以进一步察看动静，结果并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
再细心探问，童奎芳才知道因为这两天风声很紧，总工会的负责人都走了。有人建议他到北站铁路工会打听一下，但时近傍晚，租界已经实施戒严，通行很困难，他只好暂时在南站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