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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撰写和发表“汪陈宣言”的目的，除了要稳住汪精卫，使其不受蒋派左右外，还有另一层用意。当时有谣传说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将进攻龙华，陈独秀借此辟谣，表明国共两党会合作到底，绝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只是陈独秀等人并不知道，谣言其实就是蒋介石故意放出来的。蒋介石一派磨刀霍霍，放出这种谣言，为的就是给进攻纠察队埋下伏笔。
“汪陈宣言”虽然令蒋派拉拢汪精卫的意图暂时落空，但它反过来也像是一支催眠剂，给中共中央造成了错觉。
早在3月底前后，设于武汉的临时中央局就连电陈独秀，催他前往武汉进行主持。陈独秀迟迟未行，原因就是局势趋于紧张，他必须亲自与汪精卫晤谈，以取得一致。现在汪精卫已通过“汪陈宣言”表了态，陈独秀心里的一块石头便落了地。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自此以后，上海局势将缓和下来，蒋介石也不会再有什么压迫工人的异动。
不久，陈独秀便带着轻松的心情离沪去汉。随着他的离去，上海一个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中央负责人都没有了。
事实上，汪精卫的回国和“汪陈宣言”的出炉，不仅没有缓和局势，反而加速了蒋介石的反共行动。当然上海党组织对此也不是完全没有提防，早在第二次武装起义之前，赵世炎就曾在一次干部会上对大家说：“蒋介石根本是反动的，现在我们欢迎他，将来他会调过头来打我们的……我们有吃蒋介石子弹的危险！”
随着蒋介石仇视共产党和上海工人的意向一天比一天明显，蒋介石可能对纠察队发动突袭这一点，开始引起上海党组织的重视，特委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赵世炎通过与薛岳接触，发现薛岳与蒋介石、白崇禧等人的政治观点不同。大家一致认为“在上海最左的军队是薛岳”，于是便决定与薛岳进行合作，并争取让薛岳部队留在上海。
这一时期，特委除计划将起义中缴获的部分武器枪械赠送给薛岳外，还打算选送一千名工人进入薛岳部队。薛岳也表示愿意留在上海，同时欢迎工人参军，以使他的部队“益发革命”。
蒋介石虽然可能不知道薛岳已成为共产党争取的对象，但薛岳的政治倾向如何，他是很清楚的。就在薛岳与中共准备进行合作之际，他突然来到第一军，召集薛岳、严重等被他视为“具有左倾迹象”的军官训话，尔后便下令解散了第一、二师政治部。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紧接着白崇禧下达调令，拟将薛岳的第一师调离闸北，由刘峙第二师接替。薛岳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找到上海党组织，建议“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
真要到扳手腕的时候，中共中央却又缺乏与蒋介石作最后决裂的决心和把握，只能建议薛岳通过装病来拖延撤离时间。
正所谓军令如山倒，装病又能拖得几时？蒋介石动起来手可毫不含糊，他马上将第一师调离上海到沪宁线护路，而且旋即就免掉了薛岳的师长一职。
丧失了薛岳部队这一可以合作的同盟军，上海形势变得一天比一天严峻。1927年4月6日，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派兵查封了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十九名政工人员遭到逮捕，理由是总政治部有共产党人煽动“反蒋、反何（应钦）”。
第二天，蒋介石任命白崇禧兼任上海警备司令。
用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的话来说，那时的白崇禧反动情绪极高，在实施反共行动方面“比教皇更虔诚”，甚至于还曾批评蒋介石在对付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时“不坚决、不彻底”。
白崇禧上任后，立即拿着鸡毛当令箭，成立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该组织连续开会，准备随时取代临时市政府的权力。
当天，蒋介石还派人对上海各报馆进行稿件检查，规定各报从即日起，政府要登什么稿件就登什么稿件，政府不准登的一律不许登。于是从这个时候起，各报的版面上就只能刊登蒋介石所允许发布的稿件了。
第二师开来闸北后，虽然师长刘峙反共，但很多基层官兵仍倾向于革命。有一天，第二师的一名士兵来到一家共产党所办的书店买书，买了书后就不肯走，说要同书店里的人说几句话。
店里的地下党来到柜台旁边，只听这名士兵低声说：“你们要小心，纠察队夜里睡觉要把枪和子弹放在身边。”
问他为什么，他又不肯说下去了。
其实上海特委也已从其它地方得到了蒋介石要进攻纠察队的计划。淞沪警务司令部政治部有个叫蒋友谅的黄埔军官，是一名共产党员。部里召集军官开会，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发表反共言论，蒋友谅站起身来予以驳斥，立即被潘宜之下令扣押。
随后蒋友谅被其它黄埔同学暗地里放走了。他脱身后找到周恩来，报告了相关情况。周恩来根据这些信息推测，蒋介石、白崇禧等人“对付我们已有预备”，他当即起草了一封“致陈独秀蒋介石二先生信”。
周恩来的公开信写得很长很激昂。大家希望通过它，能起到警醒民众和敲打蒋介石的作用，然而在新闻界已被封锁的情况下，这封公开信并未能够在上海的大报上得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