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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李宗仁到来，蒋介石立即沙哑着喉咙对他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李宗仁闻言吃了一惊：“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干，责任就能了吗？”
蒋介石啪地把抽屉打开，取出了何应钦的辞职电：“何应钦也辞职了，你看我怎么能干得下去？”
像蒋介石这样名利心极重的人，当然不会真的说不干就不干，发半天牢骚，也不过是在试探李宗仁的态度而已，因此他在表露出绝望情绪的同时，仍一再试探着问李宗仁：“德邻兄（李宗仁字德邻），你看怎么办？”
李宗仁向以善断著称，他马上说：“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
李宗仁的这句话让蒋介石很是满意，但随后他又欲擒故纵式地来了一句：“现在如何谈清党呢？我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
李宗仁已经替他想好了办法，叫做“一步一步来”。他计划先从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以监视沪宁线上掌握不住的部队，使其不敢轻动，再把第二师中所谓“靠不住”的军官全部调职，整理完毕后调到沪杭线上，用以监视其它各师。必要时，薛岳、严重也可予以撤换，“以固军心”。
按照李宗仁的设想，一旦以上的军事部署就绪，共产党“只是釜底游魂”而已。
李宗仁所言正合蒋意，他点了点头：“我看暂时只有这样做了，你先把第七军调到南京再说。”李宗仁遂命第七军主力自芜湖向南京推进。
有军事实力作为保障，蒋介石一下子气壮了不少。1927年3月29日，上海临时市政府得到武汉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的正式批准认可，但蒋介石却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发来函件，称军事时期，一切行政均与军政有关，“若不审慎于先，难免纠纷于后”。他以此为由，要求临时市政府暂缓办公。
白崇禧、钮永建依葫芦画瓢，二人虽被选为市政府委员，但都拒绝参加宣誓就任委员的典礼，给出的理由就是市政府领导权已被操持在共产党手里。
蒋介石及其党羽的这些举动，理所当然要遭到武汉方面的反击。4月1日，武汉政府发出通告，免除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对蒋介石而言，军职比其它职务更加重要，他对此可谓气急败坏。
蒋介石是革命党人出身，凡事都要给自己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如果只是个人的进退出处，不可介意，但这是关系到党与国家的问题。”那调调，仿佛他蒋某真成了党与国家的希望，瓷娃娃一般，碰都碰不得了。
蒋介石随后向全国发出声明：“革命责任，不容推诿，誓必自责，完成北伐。”也就是说你武汉政府要我下台，老子偏不下，你能拿我怎的？
至此，武汉政府和蒋介石已完全处于对立状态。
4月2日，蒋派在上海龙华召开“清党”会议，应蒋介石之邀来沪的李济深、黄绍竑均出席了这次会议。黄绍竑是新桂系要员，自然和李宗仁、白崇禧一个鼻孔出气。李济深虽曾以国民党左派自居，且与蒋介石不睦，但他是新桂系的后台，新桂系的李、白既然已与蒋介石结盟，他也就很自然地改变立场，与蒋介石坐到了一条船上。
不过到此时为止，对于要不要“清党”，蒋介石仍显得举棋不定，他倒不是不忍下手，而是认为对付共产党尚无把握。白崇禧见状站起来，厉声说：“你们怕共产党，我不怕，你们不干，我白某人一个人也要干。我马上就要从我的防区内杀起！”
白崇禧这番杀气腾腾的话，立刻把与会众人的情绪都调动起来，“清党”决议也就此得以通过。
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常以救世主自命，但即使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公认的救世主也还不是他，而是汪精卫。
汪精卫在中山舰事件后被逼出走海外，以“病假”在欧洲流亡了一年。在这一年里，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其威望不降反升，又成了各方心目中的香饽饽。当他还在法国巴黎时，就接到了武汉方面邀请他回国的电报，于是便取道柏林东归。
汪精卫在出国前即以左派领袖作为号召，这次回国他特地经过莫斯科并作了短暂停留。接洽过程中，苏联政府和第三国际表示将给予他全力支持，之后又派专人护送其回国。
汪精卫后来抱怨，说负责护送他回国的人无论在西伯利亚火车上，或从海参崴到上海的轮船上，都把他“当作囚犯一般看待”。其实这正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苏方对他的重视，护送的人须臾不敢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