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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用晚餐时，留声机里传出过时的弗拉明戈乐曲，严肃的话题没有再次冒出来。应玛丽亚娜女士的要求，卡洛斯又说起维也纳的事情来，人们在那里怎样生活、怎样娱乐，还有城市里的名人，等等。这方面的东西，卡洛斯讲不出多少来，因为他只知道科学家、政治领袖和几个艺术家。玛丽亚娜女士从来没去过柏林，卡洛斯就用维也纳来做对比，包括城市本身和那里的人们。“母驴”走进来，通报口信说希洛美想要见她。玛丽亚娜女士吩咐让他进来。希洛美正站在门口，请求女主人允许。他四十多岁，脸上饱经风霜，金黄色头发，身穿褪色的马翁布
衣服，脚下是雨靴，披着挡雨的皮袄，手中不停地转动着一顶小贝雷帽，看起来很着急的样子。玛丽亚娜女士让他说话，他便讲起在“古巴佬”的酒馆里发生的斗殴，双方分别是他船上的水手们和造船厂的工人们。争吵的起因是那些喝得半醉的工人对“阿尔丹先生”出言不逊，因为他和往常一样，又在向水手们宣传革命。
“咱们的人打得过他们吗？”玛丽亚娜女士关切地问。希洛美回答道，总的来说，水手们已经都撤了，打架打到一半儿，基本上缩小到每拨只有两个人在动手。
“得好好揍他们一顿！”玛丽亚娜女士几乎喊叫起来，“你们有酒喝吗？”
希洛美回答说不够。
“你拿上钱，去给咱们的人满上一两轮的酒，或者直到大家都喝够为止；要是有人饿了，就点东西吃。”
她猛地站起来，走出去一会儿，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钞票。
“这钱你拿着。”
希洛美接过钱，满脸诧异。
“太多了吧？”
“要是有剩下来的，你到时候再还给我。我可不想让那些‘劳总联’
的人赢了。”
希洛美用手捂着前额，匆匆离开，“母驴”也跟着走出房间。玛丽亚娜女士坐下之前，从隔板架上取下一瓶利口酒
，往两只酒杯里分别倒了一些。
“这可要好好庆祝一下。”
她举起自己的酒杯，伸向卡洛斯。
“庆祝什么？”
“我的人把卡耶塔诺手下的人揍了一顿。”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特别是您提到的什么‘劳总联’，这个名字更让我摸不着头脑。”
“造船厂工人加入的是‘劳总联’，就是因为我那些渔民都属于‘全劳联’
。”
“您的渔民？”
“伯爵新镇所有的捕鱼船都是我的。说实话，这生意不怎么样，现在捕鱼这行儿越来越不行了。这一季下来，如果能保本，我就知足了。不过，就算是赔钱，我也不会把船都拴起来。”
听了这番解释，卡洛斯仍然不太明白。他手里拿着酒杯，里面的酒一口都没动，眼睛注视着玛丽亚娜女士。他又略带玩笑口吻，大胆地问道：“为了做慈善？”
“不是的，孩子。我这是为了对付卡耶塔诺。他想把捕鱼这一行搞垮，不是因为妨碍了他的生意，而是想当镇上的主人，这里谁也不能比他多挣一块钱。可我不吃这一套。”
她拿起自己倒好的那半杯酒，喝了一口。
“我知道，”她接着说，“到最后他还是会赢的，可那要等我死了以后。我真可怜那些渔民啊！卡耶塔诺一定会让他们忍饥挨饿、不得不委曲求全，最后把他们都招进造船厂。这些可怜的人，又能怎么办呢？将来继承我遗产的人，肯定不会把钱押在我这种固执的想法上。”
她突然神情严肃地瞅着卡洛斯。
“比如说，你，是不会这么做的，对吧？”
“我？”
“你恐怕还不太理解，继承我土地和渔船的人，其实也要承担起某种道德义务。我想，甚至没有公证人敢把这些义务写进我的遗嘱里。”
她站起来，下意识地拿起酒瓶，放回到隔板架上。她背对着卡洛斯，继续说：
“人们都太愚昧了。如果我把钱捐赠给一家医院，他们会觉得合情合理；可我要是把钱用来阻止卡耶塔诺·萨尔加多在镇上发号施令、为所欲为，他们倒觉得很荒唐。不过，其实……”
她转过身来，面对着卡洛斯，双手缓慢地比画着，显得很有说服力。
“卡耶塔诺的父亲是我的朋友。他从来没有当过我的情人，现在已经是个老糊涂了，整天满嘴流着哈喇子，但毕竟曾经是我的朋友，就像一条忠诚的义犬。哈依梅为他儿子和我之间的敌意而感到心痛，可也没办法，我们只能是敌对关系。哈依梅盼着这段恩怨能像喜剧里那样，用一桩婚事来了结：卡耶塔诺·萨尔加多和赫尔曼妮·萨米恩托，你觉得这样好吗？卡耶塔诺的母亲觉得好极了，因为她做梦都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这栋房子以及方圆十里的主人。我觉得太可怕了。要是我的侄女嫁给卡耶塔诺，我就是死了，这把老骨头也会爬起来，哪天夜里溜进来杀了她。”
她用力握紧双拳。
“卡耶塔诺是个令人恶心的家伙。镇上的人跟你说起的第一个人肯定是他，我只能排在他后面，因为大家都恨我，可是都害怕他。他们会告诉你，他是个征服者，没有女人能抗拒他。说这话的人，有理由能说服你，因为他要是老婆还年轻或者有女儿的话，很可能已经跟卡耶塔诺上过床了。我真要问问，一个男人的灵魂里要藏着什么样的恶魔才会干出这样的事！”
突然，她笑了起来。
“那个和你一起坐长途汽车来的女孩子，‘美女’罗莎莉奥，正是他眼下的相好。卡耶塔诺跟她好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用不了多久，他又会另觅新欢了。”
这时，远处传来两声枪响，被雨水淋湿的爆破声显得有些沉闷，然后是一阵混乱的说话声和叫喊声。卡洛斯跑到窗前，打开窗户。道路尽头，接近镇子另一端的地方，可以看见人群在奔跑，叫喊声中夹杂着女人们的尖叫。
“这一定是造船厂那帮人干的。”玛丽亚娜女士说。
“您想让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儿吗？”
“我不愿意让你卷进这些麻烦事儿。”
“可是……”卡洛斯为了强调自己的意愿，补充道，“您别忘了阿尔丹也在那儿啊！”
玛丽亚娜女士也走近窗户，向外望去。混乱似乎平息了下来，女人们也不再惊叫了，人们的身影消失在一扇门后。
“是‘古巴佬’的酒馆，差不多算是渔民们的大本营。你去吧，多加小心。”
卡洛斯连忙走出去，经过衣架时取下他的长大衣，边下楼，边穿在身上。他没戴帽子，出来后感觉到细雨落在头上。离玛丽亚娜女士家稍远后，他放慢了步伐，像一个散步的人，就这样走到酒馆那里。路上没有遇见任何人，不过从造船厂一带传来说话的声音。他站在酒馆门前，有人在里面争吵，透过门上的玻璃可以看见一个女人不断走来走去。卡洛斯推开门。酒馆不大，一群水手围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边。那个来回走动的女孩子端来一个盛满水的脸盆，还拿来一条毛巾。看见卡洛斯，她停下了脚步，所有人也都安静了下来。水手们向两旁分开，希洛美也在其中，头上戴着贝雷帽，前额上有一道很长的伤疤。
“晚上好。我是医生，本来想……如果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儿的话……”
一个背朝外坐在桌边的男人，转身站起来，走向卡洛斯。他长得又高又瘦，红色头发，一只手扶着头上渗出血迹的毛巾。他向卡洛斯伸出另一只手。
“卡洛斯！卡洛斯·德萨！我是阿尔丹。不记得我了？”
卡洛斯指着他的头问：“你受伤了？”
“唉，没什么，别担心！你怎么样？我知道你已经回来了。”
阿尔丹显得很亲切，不过他似乎有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做，很高兴地当着水手们的面拥抱卡洛斯。他随即转身面向大家，介绍说，这位就是他以前多次提到的“德萨医生”。大家纷纷上前，逐一与卡洛斯握手，虽然都沉默不语，目光中却闪烁着热忱，表现出一份充满坦诚与期待的尊重。最后轮到的是“古巴佬”和端着水盆的女孩子。阿尔丹忘了介绍她，那女孩子却用沉着果断——其实完全不需要这样用力——的声音说：
“我叫卡尔米妮娅。这位，”她指着“古巴佬”说，“是我爹。”
她瘦高个子，黑头发，颧骨很宽，身上穿着村妇的裙子，显得蛮可爱，一件披肩遮住了青春傲人的胸部。
“行啦，你现在到一边去吧，别打扰先生。”
“那怎么行！胡安的伤口怎么办？”
她没理睬她爹，把脸盆放到桌上，搀着胡安的一只胳膊扶他坐下，找到了伤口。
“您要看看吗？我觉得不严重。”
卡洛斯走到跟前。只是个小口子，已经清洗干净了。卡尔米妮娅给他擦干血迹的时候，阿尔丹解释说，有人朝他扔了块石头，争吵是在造船厂工人和水手们之间发生的。
“我知道了。是‘劳总联’和‘全劳联’的人之间。”
“更准确地说，是奴隶和自由人之间。”阿尔丹回答时强调道，同时用手比画了一圈，指着周围的自由人。
“古巴佬”激动地补充道：“对，对，是奴隶和自由人之间的斗争。我们都捍卫自由。”
可是卡尔米妮娅表示不同意。她一边拧毛巾，一边纠正道：“先生，你别理他们。这些人一个比一个疯。他们就喜欢给我们这些女人添堵。什么自由人啊，奴隶啊！一个个的，还是管好自己的事儿吧，别老打架了！”她把湿毛巾缠在阿尔丹头上，就像阿拉伯式的裹头巾。
“你先这样待一会儿，等药剂师来了再说。我是说，如果先生您没有别的吩咐。您要觉得合适，咱们可以给他涂点儿烧酒。”
卡洛斯明白，这是在等他给出专业的建议。他要是回答卡尔米妮娅“好，给他涂点儿烧酒”，会显得很应景。可他仅仅说了句：“没什么，伤口已经干净了。”
“药剂师去取山金车
和橡皮膏了。”
卡尔米妮娅耸了耸肩，走开了。阿尔丹用手扶着毛巾，讲起了事情的经过。
“这可是侵犯人身安全啊，”卡洛斯回答道，“你为什么不控告他们？”
水手们和阿尔丹互相看了一眼，不禁笑了。
“控告他们？你不知道吗，卡耶塔诺的马仔就在法院里当差。”
“你得理解，”“古巴佬”插话道，“先生刚来不久，还不了解情况……”
他们给卡洛斯解释，卡耶塔诺在市政厅里有他的亲信，在法院和教区里也都有。这些人都听他的，被他高价收买了。他们会撕毁诉状，指不定哪天夜里把告发的人毒打一顿。
“我们，”等大家说完，“古巴佬”补充道，“都看不惯这一套。我们可不是被任何人出钱豢养的。我以前在古巴务工，知道什么是自由。”
他给大家看那条用木棍做的假腿。
“在一场罢工里，为了捍卫自由，我丢了这条腿。”
渔民们纷纷赞同，仿佛他们都是见证者。想必这段往事大家都很熟悉，它给“古巴佬”平添了某种权威和英雄气概。
“对，那是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开始的同一年。我当时在一家叫‘萨丽塔’的蔗糖厂当监工。”
门打开了，进来一位中年绅士，湿漉漉的雨伞水流如注。他身穿一件相当破旧的黑色雨衣，头上戴着一顶花格鸭舌帽。他径直走向阿尔丹。
“天哪！我把山金车拿来了。这雨真是太大了，就像上帝在泼水！”
阿尔丹用空出的那只手指着卡洛斯。新来的人转过身子。
“啊！您来了？那就不需要山金车了！”
他擦干了手，伸向卡洛斯。
“我是皮涅罗，巴尔多梅罗·皮涅罗，药剂师。您怎么样？我认识您父亲。当然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可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您父亲非常绅士，一表人才，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这样的人现在已经没有了。”
卡洛斯客气地回了几句。皮涅罗还一直握着他的手不放。
“唉，要是还有您父亲这样的人，那该多好啊！我们也不至于落到这般处境，受人欺凌压迫。”
他转身对阿尔丹说：“你给他讲过了？”
阿尔丹点了点头。
“人们管这个叫自由。”皮涅罗接着说，“‘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我也不知道这话是谁说的。您没准儿知道。”
“我不记得了。”
“不要紧。我也忘了。这话有道理，确实有道理啊！”
突然，他皱起了眉头。
“对了，您可别把我当成是他们一伙儿的。”他指着那群水手们说，“我不是‘全劳联’的，我是君主制的拥护者。虽然政见有分歧，可这些人跟我都是朋友，大家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
他身上散发着一股烧酒的味道。卡洛斯端详着他的面庞。那张脸布满皱纹，表情丰富，长着个酒鬼的红鼻头儿，蓝色的眼睛，略带浑浊。头上的鸭舌帽使他那形状独特的脑袋看上去像是一只鸟的轮廓，头脑中某种聪颖而充满激情的东西，用尖锐的闪光不断穿破眼神中的迷蒙。
“君主制的拥护者。就像从前那样的，当然了，也叫专制主义者。”
看到卡洛斯好像不太明白，他问道：“您知道什么是专制主义吗？从来没听说过？”
他正要给卡洛斯解释，阿尔丹打断了他，跟他要山金车，于是他只好先让卡洛斯暂时处于无知状态。他重新清洗了伤口，敷上一些药，用橡皮膏包扎好。卡洛斯坐下来，有人给他倒上一杯酒。卡尔米妮娅从厨房里走出来，把一盘煎沙丁鱼放到他面前。
“别的没有，但葡萄酒和沙丁鱼咱这里从来不缺。”
巴尔多梅罗给在座的人解释着专制主义的含义，以及对拯救贫苦阶层的好处。在那些伟大君主统治的时代，国王和人民联合起来对抗横行霸道的人，把他们打败。
有那么一会儿，卡洛斯公开亮相的效果已经到头儿了，或者说，再跟水手们一起多待几分钟就显得过分亲热了，又或许只是因为在这里已经没有别的事儿可做了。突然，似乎不需要理由，阿尔丹和巴尔多梅罗表示想要走了，并提议送卡洛斯回家。没等他答应，两人已经站起来了。希洛美向街上望了一下，以防有敌人。他说没人，同时用手扶着门，等着大家走出来。所有的水手都站了起来。看见卡洛斯想要跟他们握手，卡尔米妮娅连忙劝止：
“算了吧，跟他们说声再见就行了。议员来访的时候，大家也都是这样，用不着一个个地跟所有人握手。”
她的话挺管用。水手们和“古巴佬”本人都把手缩了回来。卡洛斯有些尴尬，拍了拍其中一个人的后背，感谢“古巴佬”的葡萄酒和沙丁鱼，并许诺改日再来，到时候来得早些，更有胃口。
希洛美走在前头，卡洛斯夹在皮涅罗和阿尔丹中间，药剂师为他撑着伞。雨声中依然可以听到海浪拍打着岸边的护墙。卡洛斯听着涛声，比听皮涅罗说话更为专注。这家伙有些饶舌，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关于卡耶塔诺及其如何横行霸道的那些话。这涛声，卡洛斯已经听了整整一下午了，自从造船厂的汽笛声终止了打铆机的轰鸣，自然界的雨声、涛声，还有远处的人声，便重新萦绕在耳际。
“……问题是这个国家，自打自由派来了以后，就没有权威了。”
“更准确地说，是自打自由派无力治理这个国家开始。”
“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我宁可要无政府主义，至少那是无须伪装的混乱。”
卡洛斯觉得这些与他毫不相干，不过他明白，对这些问题其实应该有所关注。他努力听着巴尔多梅罗的论述，但始终不得其要。
“好吧，”他插了一嘴，“为什么这里不能和平地治理民众，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那样呢？”
巴尔多梅罗停下了脚步。
“因为我们这里不是世界其他地方。”他强调地说。
卡洛斯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强调。
“那又怎么样呢？”
“西班牙不属于世界。西班牙，您明白吗，本身就是个自成一体的世界。”
阿尔丹停住脚步，站到了雨伞外面，他尽量把瘦长的脑袋贴近其他人。
“卡洛斯最近这几年没在西班牙生活过，没法理解我们。不过，也许……”
他停了一会儿。
“我们就像是俄国。卡洛斯，你明白吗？就像俄国那样，独立于世界之外。所以我们这里，既有像皮涅罗这样的专制主义者，也有像我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
“您真是疯了，阿尔丹。别跟我啰唆了。您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因为西班牙像俄国那样，而是因为已经没有宗教裁判所了。”
他使劲抓住卡洛斯的一只胳膊。
“我得好好给您讲讲……不过，这里不行。咱们还是去我家吧。”
“这么晚了？”
“那又怎么样？走吧，咱们喝几杯，我给您介绍一下我太太。”
卡洛斯推辞说，如果回去晚了，玛丽亚娜女士会担心的。
“可以让希洛美给她带个口信，他正好去那边。走吧，走吧。”
他拽着卡洛斯，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街向上走去，雨水顺着街砖轻轻地流淌下来。
“您也来，阿尔丹。咱们都去我家，有火盆，还有酒喝。”
然而，巴尔多梅罗没能按照设想的那样给卡洛斯讲解一番。他们来到药房，进入里间。一个身穿便服、头上满是卷发夹的女人，正坐在摇椅上，在一盏蒙着绿罩的灯下看书。看到皮涅罗进来时，她几乎没动；可当卡洛斯探身入门时，她尖叫了一声，匆忙跑向走廊尽头。
“哎呀，让您给撞见了！”
“我觉得，”卡洛斯抱歉地说，“我们不该这样不打招呼就贸然登门。”
“您别担心。您知道，女人们都这样。”
药房里间是一个狭长而潮湿的房间，隔板架上杂乱地堆放着药品包裹、旧书和卷起来的报纸。有几张照片——上面是流亡的国王与王后
——和一张又大又旧、已经褪色的耶稣圣心像。
“露西娅这个可怜的女人，她身体不太好。”皮涅罗接着说，“她整天不是看书就是去教堂。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不过，跟所有女人一样，她也喜欢打扮自己。”
过了一会儿，露西娅回来了。她梳理好头发，打扮一新，还端来一个托盘，里面有饼干和甜酒。她把托盘放到火盆上方的小圆桌上，向卡洛斯伸出一只纤细而炽热的手。她为刚才跑掉而致歉。
“我这个丈夫啊，他就爱突然袭击，带客人来家里，也不顾人家……”
她大概三十岁。匆忙涂在脸上的香粉和胭脂使她显得有些苍白。她长得俊俏，但有些俗气，说话时经常不把句子讲完，似乎卡洛斯的在场令她有些胆怯。
“你愿意的话，就去睡吧。我们要谈政治。”
“上帝啊！你让人家整天自己一个人闷在家里，好容易来了客人……”她转身向阿尔丹问道，“是被石头砸伤的？巴尔多梅罗跟我说了……”然后，马上又对卡洛斯说，“他们肯定跟您说过谁是卡耶塔诺。你给他讲过了，对吧，巴尔多梅罗？”仿佛觉得皮涅罗的解释还不够，她又补充道，“真可耻。尤其是对女人们来说。他谁也不尊重。”
“你还算幸运，说不上被他欺负过。”
“你们男人家懂什么呀？难道除了动手动脚或者说粗话，就没有其他不尊重的方式了？还有眼神呢，卡耶塔诺这家伙的眼神谁也不放过，连我也是。就在昨天……”
她停下来，欲言又止，好像不便说出口。
“这还得说，自从跟‘美女’好上以后，他算是消停了不少。最糟糕的是他甩了旧的、想要勾搭新人的那些日子。他瞅着我们所有女人，就像是在市场里挑货，看看要买哪一个。”
卡洛斯问起了“美女”。
“您看，她是个正派姑娘，女裁缝。本来应该找个跟她般配的男人嫁了，结果被卡耶塔诺看上了，三言两语，把她父亲和哥哥都招进了造船厂。她又能怎么办呢？”
“怎么办？别搭理他呀。正派女人就应该这样做。问题是这个镇上，没有道德观念。”
“你知道什么呀！”
“要我说，就是没有道德。这座镇上所有东西都有价码，唯一的买主只有卡耶塔诺，所以说纯粹是一座道德沦丧的镇子。卡洛斯，您可要明白，您来的这个镇子，什么东西都能买，但是只有一个买主。”
“不是什么都能买，巴尔多梅罗。我就是卡耶塔诺买不到的。”露西娅像是被冒犯似的说。
“我没有想到你。你……”
“您知道他为什么想不到我吗？不是因为我正派，而是因为他觉得我已经人老珠黄、没人会喜欢了，而且我身子还有病。”
她面带微笑地看着她丈夫。
“可是，你明明知道卡耶塔诺总是想要……想要给你戴绿帽子……要不是我这么洁身自好……卡洛斯，您认识奥索里奥神父吗？”
“我刚来这里。才第一天，我就已经认识不少人了。”
“奥索里奥神父真是个非同一般的男人。”
“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家伙。”阿尔丹来了一句。
“闭嘴，你这个异教徒。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位圣徒。卡洛斯，您要是听他讲话就知道了！他讲解的教义，真是太美妙了！他是我们一群已婚太太和年轻姑娘的精神导师，卡耶塔诺对我们这些人是不敢造次的。这多亏了他……总之，阿尔丹可以好好给您讲讲。他妹妹伊内斯就是我们中的一员。”
“我也可以给您讲讲。”巴尔多梅罗沉着嗓子说，“这个神父，我可不喜欢。他曾经去过国外，对宗教有他自己的理解方式。对我来说，就是个异教徒。所有那些跟我们理解宗教方式不同的家伙们，都是异教徒。”
“你什么都不懂！”
丈夫和妻子围绕着奥索里奥神父争论起来，阿尔丹也偶尔冒出几句调侃的话。卡洛斯一边听着，一边与困倦做斗争。谈话始终未能引起他的兴趣。阿尔丹注意到他在打哈欠，于是建议改日再辩。卡洛斯努力地在说话声和雨水声之外分辨出海浪的声音，那涛声越来越强劲。他们出来时，从溺湾一带刮来一阵狂风，呼啸着将整个镇子笼罩在一团轰响之中，简直比打铆机更震耳欲聋。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矮墙，泡沫飞溅到街道的石砖上。他们三人路过时，有个人不顾狂风骤雨，在一个角落里吹笛子。他吹着诙谐的曲调，是一家音乐杂志近期刊登的一首丘蒂斯
舞曲。三人经过时，他打了个招呼。卡洛斯认出他就是自己抵达伯爵新镇后看见的第一个人，那个戴着草帽、手拿拐杖的疯子。
他们告诉卡洛斯，这个人是表匠帕吉托，他的记忆力和修理机械玩意儿的手艺都很出名，而且也是卡耶塔诺的受害者，但没有说为什么。
借口雨还未停，告别变得冗长起来。卡洛斯建议去玛丽亚娜女士家里坐坐，喝上两杯，但无论阿尔丹还是药剂师都不同意上去，于是大家在门厅待了好一会儿。阿尔丹异常兴奋地说个不停，没有谈政治，而是说起了童年往事：放假的时候，和卡洛斯一起度过的那些夏天；玩了什么，干了什么，还有他们当初的友谊。卡洛斯把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有几次甚至抢在阿尔丹前面说了出来。听着他们交谈，巴尔多梅罗可以肯定他们俩过去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好朋友。而那时候，卡耶塔诺·萨尔加多还是个又害羞又不懂礼数的小青年，虽说是富家子弟，可在游戏、探险和出海时，只能算是个次要角色。阿尔丹没说、卡洛斯也没提起的是，他们一起度过的最后那个夏天，卡耶塔诺开了一艘崭新的单桅小帆船，是他父亲送给他的礼物。从那时起，统治地位和重要性就都归卡耶塔诺了，阿尔丹和卡洛斯谁也不敢质疑。
他们终于趁着一个短暂的雨停间歇走了，仅仅几分钟后，雨又下了起来。巴尔多梅罗提议去药房里间避雨，顺便喝几杯烧酒。阿尔丹同意了。两人进屋时，小心地不发出声响，免得露西娅听见了会下来打扰他们。第一杯酒他们是站着喝的，阿尔丹称赞烧酒劲道十足，酒体颜色也被药草染得格外好看。巴尔多梅罗觉得继续畅饮是责无旁贷的事儿，于是两人又坐下来喝了第二杯。小圆桌下面的火盆暖意融融，正好可以烘干湿漉漉的靴子。
“您觉得卡洛斯怎么样？”阿尔丹问道。
“是个挺随和的人，没什么架子。这一点毫无疑问。”
“您觉得他能推翻那个家伙吗？”
“推翻？您是什么意思？”
“成为镇上的主宰。”
巴尔多梅罗耸了耸肩。
“那谁知道呢。也许过不了几天他就走了。”
阿尔丹把一只瘦削的手伸到桌上，拍了一下台布。
“唉，咱们得说清楚！我出于原则，反对任何人统治大家；可是面对这种现状，我宁可选择卡洛斯·德萨。他是个知识分子，懂得讲道理。”
“正像您说的，他是个知识分子，恰恰是这一点让我产生怀疑。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的祸患，您能想象，我这么说，可是把那些右翼的知识分子也包括进去了。除了这一点，我觉得他是个挺好的人。”
“您的偏见，我不能苟同。”
“那是因为您也有偏见。”
“确实如此。不过，现在咱们不要来比较这些，也别争论谁的更好。我是搞政治的，我认为那些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则才是最高的原则。也就是说，我的那些原则。”
“您的那些，永远也胜利不了。”
“这个以后再说吧。不过，我再说一遍咱们不讨论这个。现在要说的是，结束卡耶塔诺在镇上的统治，让卡洛斯来取代他，是不是合适。与其说合适，不如说是一种可能性。在这方面，咱们可以达成一致。”
“您是觉得操纵卡洛斯会比较容易吗？”
阿尔丹轻轻地喝了一口酒，仔细地品味着。
“我现在跟您提出的，”他随后说道，“是一个道义上的问题，不是实际的政治问题，更不是眼前的对策。要的是从理论上分辨清楚，被一个不靠谱的家伙和被一个正派人统治，区别在哪里。”
“那还用说！”
“那么，咱们得拿出办法来……”
“咱们？”
“正是。”
巴尔多梅罗笑了，笑的时候被烧酒噎了一下，咳嗽了一阵子。
“您别瞎扯了！您和我能干什么呀？听您话的那些渔民，加在一起也就是六七十张选票；我是个没人搭理的家伙。退一步说，就算咱们能争取到镇上所有的选票，又能怎么样呢？现在，西班牙当政的是右翼共和派的人，可在伯爵新镇的政府里，卡耶塔诺安插的市政委员占了大多数。他只要还有钱，就能说一不二。”
“他只要还活着。”阿尔丹阴沉地回答道。
药剂师惊恐地看着他。
“您在暗示什么？”
“没什么。我可以非常清楚地跟您说，卡耶塔诺只要还活着就会主宰一切。所以，要想让他不再作威作福，必须得干掉他。我从没幻想卡洛斯能够轻松地取代他。我既不是梦想家，也不是白痴。要想让卡耶塔诺不再统治我们，由别人取而代之，先得有一场悲剧。”
“您真是疯了。”
“不，我说的是实情。生活在现实中，我看得很清楚。既然现实如此，何必要自欺欺人呢？必须干掉卡耶塔诺。”
他在扶手椅上往后挪了一下身子，动手卷起一根烟来，同时用几乎令人害怕的目光盯着巴尔多梅罗，不过因为烧酒的缘故，他的眼神有些模糊不清。注视的同时，他还想露出瘆人的微笑，或许带上一丝阴森森的讥讽，可他火候拿捏得不是很准，结果变成了一脸傻乎乎的怪样。
“必须除掉卡耶塔诺，可是这座镇上除了您和我，没有人能办到。”
巴尔多梅罗做了个抗议的表情，不过话音中透出某种难以掩饰的喜悦，因为有人认为他有足够胆量能杀人。他想，要是露西娅在场就好了。露西娅有时候以为他连只老母鸡都不敢杀呢。
“哎哟！您这话可太夸张了。我是说……如果认为是正义的事儿，我并不是没有胆量去杀人，不管他是谁。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总之，您要说得再明白些才行。”
“再给我倒杯酒，这酒真不错。作为一个行动派和准备除掉卡耶塔诺的人，我喝得太少、说得太多了，这也许是个错误。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多喝一些，可是……”
他做了个含糊的表情。
“我没有钱，也不愿意让别人请我。”
巴尔多梅罗给他倒了酒，伸手把盛满酒的杯子递给他。
“您刚才要说……”
“我两年多以前来到这座镇子的时候，马上明白了两件事：一是必须除掉卡耶塔诺，二是只有我才能做到。后来，当我认识您以后……”
“可是，您怎么看出来我也能……总之，为什么觉得我也有胆量呢？”
“我也不清楚。不过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辩证法的道理允许您和我为民除害，而特定的环境却让您和我都无法伸张正义。”
巴尔多梅罗吃惊地睁大了双眼。
“那该怎么办呢？”
“道义的力量是一码事儿，但另一码事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总之，如果您现在上街把卡耶塔诺干掉，您足够有能力说服法官这是正义行为吗？”
“要是考虑到法官……”
“不要管法官，您只考虑公众意见吧。镇上会有人不为卡耶塔诺的死感到高兴吗？可是，他们中间有谁会赞同咱们是为民除害呢？主动……”
“不，不会的！他们是不会主动站出来的。您刚才说存在着道义上的理由？”
“您有，我也有。虽然有所不同，但在这件事儿上是一致的。您和我其实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您是右派的，我是左派的。而且，您还是研究神学的，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合法地杀死无道的国王；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这种情况，这不用多说。我也是同样的处境。对我来说，除掉卡耶塔诺不仅是正义之举，还是具有楷模意义以及政治上必要的行为。可是，面对公众意见，我没有任何东西能拿来为自己辩解。我甚至并不真正属于无政府主义党派。谁也不会说我是遵照党的指令而杀人的。这种情况下，您和我又能做什么呢？”
“什么也做不了。也就是说说罢了，至少在这一点上咱们有了共识。如果有宗教裁判所的话，卡耶塔诺会被判处火刑，我一想到这个，心里就踏实多了。”
“可是卡耶塔诺还活蹦乱跳的，招摇过市，每天都在嘲笑您、我，还有全镇子的人。”
“咱们还可以诅咒他母亲，这也是一种宽慰。我每天都这么做。”
“那又怎么样？”
“我感觉舒坦多了。”
“这可不够。”
阿尔丹站了起来，脚刚一沾地，身子便晃悠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扶了一下书架。他左手拿着酒杯，右手比画着，仿佛在演说。
“您没想过个人原因吗？”
“什么原因？”
“个人的，家里的。西班牙这个国家，即便统治者是暴君，杀死国王也是不合法的。但是，如果有人勾引你的妻子、姐妹或者女儿，是可以杀了他的。”
巴尔多梅罗的脸色变得苍白。
“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有一位妻子。如果您因为卡耶塔诺勾引露西娅而杀死他，人们会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儿。”
巴尔多梅罗坐在扶手椅上，不安地扭动了一下。
“好吧，好吧，不过他并没有勾引我妻子啊！”
“他迟早会的。他注定会这样做的。他来到这可恶的世界上，就是为了干这个。”
“我是个有尊严的人。我老婆要是背着我偷情，我就宰了她。”
“那卡耶塔诺呢？”
“我会宰了她，犯下罪孽的是通奸的妻子。至于他，以后再说。”
阿尔丹泄气地望着他。
“既然如此——要是您把尊严曲解成这样的话，那只有由我来干掉卡耶塔诺了。”
他使劲把酒杯摔到地上，然后站直身子，用手拍了一下胸脯，庄严的神情被烧酒搞得荒诞不经。
“我，只能是我！您本来能跟我有一争，但您放弃了。很好，我得感谢您。现在只差决定我是一拳揍死他，还是用手枪或者匕首。”
巴尔多梅罗没太理会他，连忙将碎玻璃拾了起来。
“哎哟，您别摔杯子啊！过后我老婆肯定要抱怨……”
“您害怕她？”
“害怕？我害怕？”
他手里拿着酒杯的碎片，站起身来。
“您还没结过婚，没有经验，您可不知道，女人要是折腾起来，比天花还厉害。”
他把碎片扔到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
“您，阿尔丹，是个好青年。为什么脑子里灌进了这些想法呢？生活对于热爱它的人来说是美好的；对您这种不信教的人来说，更是个开满鲜花的大花园。”
“生活令人作呕。”
“您不工作，也罢；您也不泡女人，为什么呢？您从来没有痛痛快快地玩儿过。你年轻的时候都干吗了？人生就是要吃好、喝好、干爽，别想那么多，思考是有害的。您要不是想得太多，就不会总惦记着怎么干掉卡耶塔诺。”
“我要是不想着干掉卡耶塔诺，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用处？您说说，有什么用处？什么也没有。只能像俱乐部里的那帮家伙一样，嘀咕几句，耍耍钱。无非是放假的奴隶，主人朝地上跺一脚，所有人都吓得发抖。我，可不一样……”
他走到小圆桌旁，张开双臂，画了个圆圈，仿佛在拥抱广大的世界。
“您看看我的生活。我既不放纵又简朴，像个苦行僧。我不工作，是因为我不愿意跟这种可耻的经济制度合作。但是，我赋予了生活一个目的。我生活中的所有行为，都向着这个目标迈进：除掉卡耶塔诺。现在人们说我游手好闲；当我把大家从暴君手里解放出来时，他们会理解的。如果不理解，他们只会更糟糕。”
他把手按在桌子上，咄咄逼人地盯着巴尔多梅罗。
“您明白吗？明白我说的吗？”
“不明白。”
阿尔丹回到家时，大衣已经湿透了，头上没有遮盖，往下淌着水。伤口上敷的药在路上已经被雨水冲掉了，脸上有些地方带着血迹。泛红的水顺着脖子往下流淌，把衬衫上半部分都染红了。不过，雨水让他清醒了。他渐渐忘记了跟药剂师的谈话，而是想起了卡洛斯，满心愉悦，因为卡洛斯认出了他，待他很热情，还反复重申往日的友情。
他没有马上进门，而是站在屋檐下避雨。他把手擦干，卷了一支烟。厨房里有亮光，在平缓的雨声中，家里一片寂静。他的妹妹们应该已经吃过晚饭了。
他又想到卡洛斯。他很久以前就想起卡洛斯来，自从他明白了自己在伯爵新镇的使命，自从他接受了使命并盼望那一刻的到来。他需要卡洛斯，不是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希望有个合作者，更不是想找个同谋，而是需要一位见证人。他很清楚，在伯爵新镇——也许还有镇子以外的地方——没有人会理解将要发生的事情。比如，他们会说“阿尔丹杀了卡耶塔诺是因为这家伙睡了克拉拉”，又或者“他杀人是出于嫉妒，克拉拉的事儿只是个借口而已”。这些说法，会被人放大，再与所谓的社会问题掺和起来，然后刊登在拉科鲁尼亚和马德里的报纸上，没有人会认出他来，也没有人会记住事件的主角。甚至在“古巴佬”的酒馆里听他讲话的渔民们也不会完全理解，即使是“古巴佬”本人也难免会胡乱猜测——当然，他会对朋友们说：“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有些东西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唯一能理解他的只有卡洛斯。卡洛斯能够区分表面的原因和真正的本质；他能完全理解这一举动的伟大之处。对于卡洛斯而言，胡安是接受命运安排的人，他毫不犹豫又从容不迫地履行使命，每天都在耐心等待一个阶段完成后过渡到下一个，最终实现这一不可避免的进程。但是，为了让卡洛斯理解，先得让他熟悉有关情况和人物：知道谁是卡耶塔诺、谁是克拉拉。尤其要知道他，胡安，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面临何种处境。这些都需要一点点透露给卡洛斯，有条不紊地，以便他能够勾勒出一幅恰到好处的肖像、一幅囊括阿尔丹全部身体与心灵的肖像。比如说，卡洛斯应该知道他是位诗人。还应该对克拉拉有准确的了解，形成个人印象：他应该瞧不起她，以免过后会同情她。噢，这可是至关重要啊！他需要卡洛斯在恰当的时候明白，克拉拉的轻浮作风会让她自己变成一件工具。克拉拉比较轻佻，指不定哪天她就会把自己卖给卡耶塔诺。即便换成别的处境，早晚也会是这样。所以，他，胡安，既没有撺掇，也没有诱导，而是任其自由发展。就像有人会总结成：一系列戏剧性的情景和自由的人物，在他们之间发展出各种关系，最终导致他们中间某个人死于另一人之手。虽然事情是一样的，轻浮、诱惑、死亡，其道德价值却取决于是谁做出的。仅仅因为名誉问题而杀死卡耶塔诺——就像如果药剂师胆子大些，可能也会这样做——跟出于对道义的忠诚而从暴君手中解救出整座镇子相比，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这一点，谁都不会理解，即使解释给他们听，不少人也会把它当成玩笑，而这恰恰是卡洛斯·德萨应该理解的。所有其他的，无论是在“古巴佬”的酒馆中搞工会宣传，还是拒绝接受任何妨碍他自由行动的工作，都纯粹只是过渡而已。
他从厨房外面的檐廊走进来。克拉拉背对着门，正在刷洗碗碟。伊内斯在一个角落里，借着煤油灯的亮光，正在做针线活儿。克拉拉回应他打招呼时，并没有转身看他；而伊内斯则立即站起身来。
“你流血了？”
他笑了笑。
“没什么。被一块石头绊到了。纱布在路上掉了。”
“来，我给你包一下。”
她在面前的一个小篮子里翻找着。克拉拉也回过头来。
“你被绊到了？”她问道。
“有人扔了一块石头。”
“说不定哪天你会死在外面。”
伊内斯找到一块白布，用手扯开。
“你别硬来。”克拉拉说，“先得给他涂一些烧酒。”
“家里有吗？”
“家里从来都不缺烧酒。”克拉拉带着苦涩的口吻回答道。
她走出厨房，在围裙上擦干双手。
“卡洛斯·德萨回来了，你知道吗？”胡安说。
“他是谁？”
“卡洛斯·德萨，咱们的一个远房亲戚，住在佩内多祖宅的那个。”
“噢！”
他站在那里等待，手里拿着细棉布条。
“他是个出色的年轻人，从维也纳回来，在那里学的医科专业。对，是精神病医生。他和我有点儿相像，一见面就认出了我。小时候，我们俩是好朋友。”
克拉拉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小瓶子。
“我们回想起来，小时候总是在一起玩儿。”
“你在说谁？”克拉拉问道。
包扎过程中，胡安解释了一番。克拉拉也没听说过卡洛斯。
“你要吃晚饭吗？”
“不了，我在外面吃了点儿东西。”
“你身上真难闻。你是不是也要酗酒啊？就差这个了。”
克拉拉回到洗碗池边，用涂上肥皂的针茅草搓着弄黑的双手。胡安坐在伊内斯身边，她做着针线活儿，胡安则回忆着跟好朋友卡洛斯一起玩儿的那些夏天。
“他来过家里好多次，也跟你们一起玩儿过。他很喜欢你，伊内斯。”
“我不记得了。”
克拉拉没有回身，问道：“那我呢，他不喜欢我吗？”
“还真不太喜欢。”
“喜欢我才怪呢。”她回答道，好像并不介意胡安的话。她似乎更加关心怎么把手洗干净。
“这可恶的烟油，”她咒骂着，“怎么洗也洗不掉。”
她把围裙挂到墙上的一根钉子上。
“好了，我去照顾妈妈睡觉。明天见。”
走到门口，她又看着哥哥说道：“看来你真喜欢这个卡洛斯，我从来没见过你像今天晚上情绪这么好、这么和蔼可亲，哪怕是被石头绊了。”
接着，在昏暗的走廊里，她又说：“看能继续多久。”
胡安想要回她几句，然而克拉拉的脚步声已经回响在黑暗深处。伊内斯一直没有抬头，她正在缝一件红色大衣的卷边。
“他是个不错的人，前途无量。你看，要是有一天他跟我说想娶你……”
伊内斯的手指被针扎了一下。
“娶我？我不想结婚。”
“你怎么知道呢？”
伊内斯用顶针按了按被扎到的部位。
“你应该知道这一点，胡安，我要去当修女。”
她停下了针线活儿，注视着哥哥，目光坚定，却又充满温情。
“当我在良心上感到不再有任何责任能留住我的时候，就会离开这个家。”
她用双手握住胡安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我会对她说，等我准备好入教时奉献的财产就会离开，不过这不全都是真的。我不想让任何人说我抛弃了母亲，也不想让你觉得我抛弃了你。”
“我没有权利这样……”
“问题不是这个。咱们不必多说了，感谢上帝，咱们不用言语也能相互理解。我只想告诉你，我及时地明白了责任的重要性。还有，我很感谢你。”
她站起来，收拾好针线活儿。走之前，她补充说：
“我如果现在就离开，那就是在逃避责任，上帝不会认可虚假的牺牲。”
伊内斯也去睡了。“你不睡吗？”她临走时问道。胡安回答说，他没有睡意，想在炉灶的炭火边看一会儿书。厨房里安静了下来，几乎是一片黑暗。远处传来克拉拉的脚步声，她走来走去，大概是在服侍母亲就寝。
这三个女人构成了他的私人生活：女人们和家。他们从三年前就住在这里，或者说是躲避到这里。刚到的时候，房子跟现在一样破旧，但那时家具更多一些。后来几乎都卖光了，直到为了糊口，伊内斯开始工作。
三年了。八月的时候就已经三年了。那是八月十三号，本地节日的两天前，整个镇子喜气洋洋的，广场上到处都是货摊，天空中爆竹鸣放，人们都穿着节日盛装，等待长途汽车的到来。尽管已经是共和国了，这里的圣母节庆依然能吸引外地人来看热闹。
“这些人是谁，妈妈？”一个小男孩指着他们问。他母亲回答说：“好像是来参加节日的江湖艺人吧。”
胡安听到了。他看了看母亲和妹妹们，也看了看他自己：身穿黑色丧服，旅人般风尘仆仆，背着少得可怜的家当。真像是卖艺的，然而他们却是丘鲁乔家族的人。当看到他们一路走向那座名为阿尔丹祖宅的房子时，人们便猜到了他们是谁，于是又带着嘲讽或是同情的表情，重新打量他们。
“肯定是阿尔丹家的人。他们的父亲两个月前去世了。”
“真可怜，他们真够寒酸的！”
“身上穿着黑色的丧服。”
…………
他们的父亲是两个月前去世的。“雷米希奥·阿尔丹·德·萨阿维德拉先生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在马德里逝世。他悲伤的妻子多洛雷斯·穆依妮奥斯和他的女儿克拉拉，在此向亲友们告知这一沉痛损失。”
只有克拉拉。
“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你们俩呢？”
胡安只好给她解释，因为他们的母亲不愿意说。当他讲给克拉拉的时候，母亲已经走开，躲到一边哭泣，也许在喝茴芹酒。
“我们俩，伊内斯和我，都是非婚生子。”
“可是，难道你们不是跟我一样，都是同一对父母生下来的吗？我们不是兄妹吗？”
“是，但只在某种意义上是。你出生的时候，咱们的爸妈已经结婚了；可是，我们出生的时候，爸爸还是另外一个女人的丈夫。我们两个是私生子。”
“可那有什么要紧的？不管怎么说，你们不也是他的孩子吗？”
她简直就是个缺少教养的野孩子，未开化而且下流，只知道被饥饿、性欲和虚荣所驱使。她说话时带着社会底层那种不顾廉耻的样儿，言语和表情相当市井。她对道德的理解就是憎恨贫穷和抱怨债务。
“所以，他去世以后，我正想明白地告诉你，虽然跟你有些区别，但我们也同样是他的孩子。伊内斯也同意我这么做。”
伊内斯没有开口。她躲在一角祈祷着，没有悲伤，相当平静。真令人难以置信，她也是同一个娘胎里生下来的。不过，伊内斯其实是胡安造就的。伊内斯和克拉拉之间的差异，是他耐心而有效地塑造出来的。他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才这样做的，为的是让她们俩截然不同，谁也不会混淆。
伊内斯的灵魂熠熠闪光，只要看看她的双眼就够了，看看她是多么甜美、沉静和超然物外。胡安觉得，就算他自己是不完美的，就算他不得不假装，甚至有时候不得不说谎，但他至少有能力创造完美：伊内斯就是他用话语、耐心、爱心，甚至愤怒完成的杰作。伊内斯是他对不公正的回应。如果说，除了这一切，她还非常虔诚的话，那只是无法避免的意外。
克拉拉抱着一堆衣服走进来，把它们扔到一个筐里。
“你不去睡觉吗？”
“我待会儿再睡。”
“你会着凉的。要我往火里添些柴吗？”
“好吧。”
她一边拨弄着炭灰，一边说：“我看妈妈的情况越来越糟了。要不要请个医生来给她看看？”
“有什么用呢？她没有救了，因为她是不会把酒戒掉的。”
柴火点不着，于是克拉拉用斧子劈开几个松果，用火点燃。
“你那个朋友多大年纪？”
“谁呀？”
“那个刚回来的。”
“差不多跟我一个岁数。”
“他还单身？”
“是的。”
“他不会想在伯爵新镇结婚吧？”
“我想不会。”
为了不让克拉拉想入非非，他又补上一句：
“这里没有配得上他的女人。他是个有学问的人。这里的女人都是粗俗和无知的。”
克拉拉白了他一眼，说了声“明天见！”随后就离开了。
伊内斯的想法令胡安很伤心。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去当修女是有道理的。伯爵新镇里，没有适合她的男人。噢，他绝不能想象伊内斯嫁给一个庸俗不堪的人，这种人整天去俱乐部玩牌，为了排遣无聊而编造些粗俗的笑话。还好，现在卡洛斯回来了。
伊内斯可以嫁给卡洛斯，没准儿只要认识他，伊内斯就会放弃当修女的念头儿。卡洛斯肯定会喜欢她，他立刻就会发现伊内斯不仅漂亮，还是个非常不一般的女人。
伊内斯和胡安·阿尔丹都是雷米希奥和罗拉
·穆依妮奥斯的孩子。雷米希奥本来可以成为伯爵的，没能如愿是因为他总是债台高筑；罗拉是拉科鲁尼亚人，外号“雪茄女工”。这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雷米希奥还是埃乌拉丽亚·蒙特内格罗的丈夫。胡安和伊内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出生与猎枪之间竟有某种关联。
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雷米希奥·阿尔丹在马德里的声望主要依仗着他那些伦敦定制的西装和他的猎枪。他整天在朋友们中间炫耀衣着和展示猎枪，这些行为所花费的钱财显然超过了他的收入。为了平衡收支，他开始了金融冒险。
结婚四五年后，他不得不跟妻子在拉科鲁尼亚过了几个冬天。几笔股市投资的失败使他的收入丧失大半，只好过起了紧巴巴的日子。
可是，在拉科鲁尼亚，穿伦敦西装的绅士们在比例上比马德里还要高，而且，他们还津津乐道于猎取雏鸽的数量，而不是更加看重猎枪的质量。雷米希奥只能猎到很少的雏鸽，于是只好强调他更擅长打野鸭，以此来捍卫自己作为优秀猎手的声誉。
总的来说，谁也不相信他。他自己也意识到了，相当难受，盼望着妻子能尽快继承遗产，这样他的财务状况会得到改善，也就可以回马德里了。在那里，人们还相信他，或者至少是装作相信他。可是，他的岳父虽然连着三个冬天都气息奄奄了，却又拖了两年才最终撒手人寰。
这可是漫长的等待啊！这两年中，每当雷米希奥踏入俱乐部，有人问他这一季准备打多少只野鸭时，他便倍感屈辱。
忽然间，有个信息灵通的家伙发现了“雪茄女工”罗拉。在俱乐部里，不乏这类善于发掘的人。他们像嗅觉灵敏的老鹰在市场里寻找猎物，在工厂的门口盯守，或者在熙来攘往的街巷里敏锐地认出目标。他们中的一位来到俱乐部，告诉大家，比方说：“某某的女儿出落得很漂亮。明年可要盯紧哟。”
于是，所有人立刻都记下来，准备一有机会就打这女孩儿的主意。
罗拉正是这样被俱乐部的会员们知道的。她的各种特征被近乎科学般地仔细描述，只是其中假设的成分过多了。但是，她对那些率先献殷勤的男人们并不怎么理睬，于是猎手们在禁猎期间都把她看作不易到手的诱人猎物。
为什么雷米希奥比其他人更有运气，这只能靠猜想了。他追求当时二十岁的罗拉，这种追求，起先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声望，况且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后来，是因为喜欢她；最后，是因为爱上了她。一天夜里，住在灯塔区的罗拉让他进了自己的家门。
他把这个秘密保守了几天。第一个星期还能忍住不说，但到了第二个星期，肚子里实在搁不住了，于是像汗水，又像是绽放的微笑一样冒了出来。这种事情，终究还是要讲出来的。除了个人满足，干这种事儿就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把它掩盖起来就如同把一身好衣服藏在衣柜里。柜子里的衣服和秘而不宣的偷情都会被虫子蛀蚀的。所以一定要炫耀一下，哪怕是冒着被埃乌拉丽亚知道的危险。为了声望，他必须这么做。打定主意后，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朋友中最爱声张的一位。这家伙竟然不相信，雷米希奥便请他好好调查一下。
当俱乐部里的人得知后，雷米希奥顿时赢得了尊重。人们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报以一个狡黠的微笑。有人提议用一座养满山鹑的庄园来换罗拉，他打了那家伙一记耳光。这场风波在全城轰动了好几个星期，雷米希奥一时声望倍增。
当罗拉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的时候，他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厄运，就像裁缝或者武器商寄来的账单一样无法逃避。
胡安出生了。埃乌拉丽亚立刻就知道了。她既高傲又愚蠢，而且不能想象被别人侮辱，更不用说是自己的丈夫了。思忖良久，她找到了一个让自己踏实下来的理由：“这个可怜虫那么想当父亲，可我没法给他生孩子！”后来的十来年里，她一直执着于这种想法，用它来为丈夫和她自己的行为做辩解。
两个冬天过去了，埃乌拉丽亚的父亲去世了，他们也有钱回马德里了。雷米希奥的财力得到了充实，他带上罗拉，把她安置在小毡帽街一套简朴的公寓里。埃乌拉丽亚知道了此事，并且得知伊内斯出生了。
胡安的存在令她不时有些担心，而伊内斯的出生则让她充满了不安。孩子刚生下来，她就想到了未来，想到了孩子长大后面临的风险，等等。她去找了忏悔神父，由于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她又找了一个，接着是另一个，直到一位情感丰富的神父强调说，她有义务让两个孩子远离他们所处的环境，照顾好他们的教育，甚至要尽最大努力来确保他们灵魂的救赎，因为当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她将是承担责任的那个人。
一天夜里，埃乌拉丽亚把她丈夫叫来，跟他摊牌了，要求胡安和伊内斯离开小毡帽街，来这里在她的监督下生活。雷米希奥觉得这很荒唐，不过并不算太苛刻，因为埃乌拉丽亚并没有逼着他抛弃罗拉或做出类似的事儿。不过，他还是提出了一些难处：“人们会怎么说？那些用人们又会怎么看？”埃乌拉丽亚回答说，她已经仔细考虑过了，不会让朋友们知道的，只要换了街区和用人，一切就都解决了。
这一变化是在九月份完成的，那时他们刚从伯爵新镇过完夏天回来。雷米希奥留在了那边的祖宅里，身边有二十位朋友，对那一年多打些野鸭寄予厚望。埃乌拉丽亚一个人接来了两个孩子，给他们换上新衣服，把他们安顿在利斯塔街新租下来的公寓里，并且对新雇的用人们说是她自己的孩子。她不管他们相信与否，而且，在她余生的那些年月里，也不在乎朋友们或者客人们是否会识破这个秘密，是会同情她还是崇敬她。
她开始只为了孩子们而活着，尤其是为了他们的救赎。对伊内斯来说，只要有信仰，也许就足够了；可是胡安需要更多的东西，比如，他需要仰慕他的父亲：高雅的举止，出色的猎人，优秀的绅士。雷米希奥的衣服，他的猎枪，他的礼貌和那种威严的风度，对惊讶不已的胡安来说，都是一位杰出人士的外在标志，他必须满怀崇敬地模仿，渐渐学会。而对雷米希奥而言，儿子的崇拜令他感到深深的满足，于是至少在表面上，他尽量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符合埃乌拉丽亚精心塑造的模式。每当失败令他陷入悲伤时，他都极力这样安慰自己：至少对胡安来说，我是个无可挑剔的男人。
埃乌拉丽亚还费心地向一位律师咨询了两个孩子的法律地位。律师给她念了有关私生子的法律条款，埃乌拉丽亚觉得太不人道了。她决定等自己和雷米希奥到了规定的年龄后就收养这两个孩子。可是，她还没来得及等到那一天，就因为秋天时在圣路易斯交会处
受了寒，去世了。
她离开这个世界时，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两个孩子的命运。雷米希奥向她发誓，等过一段时间后，就会跟罗拉结婚。这段为保全体面的时间不得不省略掉，因为已经三十来岁的罗拉，又一次怀孕了。既然事情已经变得简单了，就没必要让下一个孩子的出生证明再有什么不正常了。
就这样，克拉拉·玛丽亚·欧亨尼娅成了雷米希奥和罗拉唯一的合法子女。当她出生后，“雪茄女工”就开始发胖，变得愁眉苦脸了，因为雷米希奥不再像从前那么爱她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点儿也不爱她了。他娶罗拉是为了遵守对死去前妻的誓言。她的优雅、她的美德和她的慷慨，在她死后越发使雷米希奥感动不已，但他丝毫没有为当初的出轨而感到后悔。他觉得没有必要后悔，因为，正如埃乌拉丽亚所承认的，他很喜欢孩子，而他的前妻不能生育。
尽管很爱孩子们，在和罗拉结婚之前，他还是退掉了利斯塔街的那套公寓，而是在杜克伯爵街，兵营的对面，租了另一套，寒酸多了。罗拉和三个孩子，还有唯一的用人都住到了那里。雷米希奥自己则住在格兰佩尼亚大厦
里，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又结婚了。
罗拉现在是他的妻子了，而雷米希奥去看望她时却更加遮遮掩掩了，间隔也比当初在小毡帽街时更长了。作为情人，她曾让雷米希奥感到骄傲；作为妻子，却令他感到羞愧。他少有的几回反省自己时，不停地感叹埃乌拉丽亚临终时的心血来潮。他觉得孩子们挺好的，甚至以自己的方式爱着他们；但是，罗拉已变得庸俗起来，哭哭啼啼的，样子很不堪。
伊内斯和胡安上的是马德里最好的学校，因为埃乌拉丽亚是这样安排的，而且还在遗嘱中预留出一笔钱，用来给孩子们支付最好的教育。对伊内斯来说没有问题，因为当时上流人家的女儿们一般都不上中学。但是胡安必须在某所公立中学报名，而当雷米希奥把他的出生证明拿在手中时——上面写着：罗拉·穆依妮奥斯·萨尔格伊罗二十岁时的非婚生子——立刻明白了不能让孩子知道这件事。他编了个理由，说不能在马德里报名上学，把他带到了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
。他在校长面前演了一出悲情戏，又塞给办事员几个杜罗的钱，成功地把考签上的名字由“胡安·阿尔瓦罗·穆依妮奥斯·萨尔格伊罗”改成了“胡安·A.穆依妮奥斯”，巧妙地蒙混过关。但是到了下一年，胡安没有接着在阿尔卡拉念书，因为雷米希奥生怕有人不小心泄露给孩子他的私生子身份。上帝啊，谁会这样做呢？某个校工，某位坏心眼儿的教授，还是某个心怀不满的公务员？就这样，考试前一天，他去了昆卡
，编造了另一个故事，交了双倍的学费，于是胡安·A.穆依妮奥斯暂时被算作第一年学业合格，直到他的学籍档案从阿尔卡拉调过来。之后，照方抓药，胡安第二年是在阿维拉上的，第三年在雷亚尔城，第四年在瓦拉多利德，第五年在瓜达拉哈拉。第五年的时候，遇到一些波折，因为雷米希奥被一个公务员认出来了，这个人曾经在昆卡工作，现在住在马德里，但每周三天去瓜达拉哈拉上班。他们在火车上遇见了，雷米希奥只得向他和盘托出。他害怕这个公务员利用秘密来要挟他，于是请他吃饭，尽力讨好他，送他礼物，为他在部里说情，并且帮他调到马德里工作……感谢上帝，胡安终于在洛格罗尼奥结束了中学学业。
“现在，你最好是去阿根廷。”他对儿子说，“家里不太宽裕，去阿根廷是绝佳的致富机会，几年后你回来时就是百万富翁了。”他想把这孩子打发出去，可胡安很想上大学，雷米希奥没能说服他主动远走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觉得你读书很好，不过你喜欢什么专业呢？你现在这个年纪还不太清楚将来要干什么。你看我，我是律师却没有用武之地。唉，我当初要是学工科就好了！”因此，他建议最好是先去旁听一些课程，看看是喜欢法律还是医学……目的是争取时间。当胡安说法律和文学他同样喜欢，决定两个专业一起读的时候，雷米希奥很遗憾他不喜欢化学。要知道，化学的进展日新月异，前途无量啊！不过他还是让步了，但是到了报名注册的时候，手头实在没钱，只好等到九月份再说。而到了九月份，又莫名其妙继续拖到第二年夏天，胡安等得不耐烦了。“你看，你最好先去大学里，学你想学的东西，但现在不要注册。等服完兵役后，你集中在两三年内把整个专业念完，这样你什么也不耽误。”就这样，胡安去学了他喜欢的东西，不学的时候就去“雅典学院”
看书，在角落里聆听政治和文学座谈会，总是独来独往。他开始意识到有些不对劲，虽然说不清究竟是什么。他父亲，正是他父亲，很明显在蒙骗他，躲着他，而当他注视着父亲的眼睛时，雷米希奥总是目光游移。“没什么，孩子，没什么，不还是老问题吗？咱们手里缺钱，得耐心等一等！”
可胡安不相信他。胡安怀疑在父亲夸夸其谈的背后，隐藏的不过是个可怜虫，既怯懦又谎话连篇，也许撒谎正是因为怯懦。他是个焦躁不安而又被逼无奈的人，不敢直视别人，也不敢面对生活。他害怕真相就像是害怕债主，只会用空洞的话语来为自己辩解。胡安失去了对他的尊重，不再爱他了：他觉得自己被愚弄了，需要报复。伊内斯也爱父亲，所以必须毁掉这份爱，让妹妹看到父亲是个卑鄙的家伙。一定要做到这样，而且，这也是为了让伊内斯只爱他一个人，为了感到自己和她在对父亲爱戴和鄙视时团结一心。
直到胡安应征入伍时，才终于知道了秘密。他父亲只好坦白了一切，羞愧地跟他解释，还请求他原谅，不过没有奏效：“我那时只有二十五岁啊，那个年纪……你知道这些年来我哭了多少回啊！”胡安什么也没说，甚至都没看他父亲一眼，但他的沉默显得很可怕。“当然，很快咱们就有解决办法了。委员会正在研究民法改革，等换了政府以后……”当政府更迭的时候，胡安去了非洲，在那里经历了整个战争
。雷米希奥仁慈地想，也许一颗子弹可以恰到好处地让胡安省去许多痛苦，而胡安也是这样想的，至少有一段时间曾经这么想过。然而战争结束了，他佩戴着士官的袖章回到马德里，表情忧郁而可怕。父亲建议他留在军队中，可以逐级晋升。胡安一边鄙夷地看着他，一边将金黄色的袖章扯下来。好吧……
胡安长得相貌堂堂，尽管还不够优雅，而且有些不修边幅。他讲话时直视前方，说起话来直截了当，毫不含糊，还懂得发号施令：两年的士官经历让他变得非常自信！雷米希奥开始觉得胡安是个重要人物。在他心灵深处，他很欣赏儿子，也许还很爱他。他希望能让儿子高兴。
“你看，独裁政府
的这些人正着手改变一切，民法的修改很快就要落实了。你知道，我是将军的朋友，他答应过……”胡安耸了耸肩，出去和先锋派诗人或者信仰共产主义的学生们聚会了。另一些时候，他跟伊内斯长时间散步，妹妹看起来是他在家里唯一喜欢的人。“这也很自然嘛。归根到底……”
显然，胡安早就不再尊重他了。小时候的仰慕，那种对完美猎人的崇拜，对埃乌拉丽亚造就和培养的风流浪子的崇拜，在沉默的嘲讽中变成了鄙视。雷米希奥宁愿付出一切来换回胡安对他的尊重。他们很少见面。雷米希奥批评政府，仅仅因为胡安有着激进的思想，但是胡安笑了……当人们开始谈论起共和国的时候，他知道胡安也在参与一些密谋，于是他也变得像共和派了。一天，胡安被逮捕了，在监狱里关了好几天。出来后，父亲叫他来，交给他一封信和一个包裹：“你拿着这个，读一下这封信，然后把这些交到王宫去。”在信里，他故意桀骜不驯地把他那把象征贵族身份的钥匙退还给国王。胡安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不作任何解释，把信件和包裹都搁在桌上。临走时，他说：“你自己送去吧！”还继续在笑。不过，雷米希奥又写了一封比较客气的信，随信寄出了金色的钥匙。次日，有人要求他搬出格兰佩尼亚大厦里的公寓。就这样，他真的成了共和派，住在花园街一所便宜的小客栈里，正好在《大地报》编辑部的对面。胡安从马德里消失了：听说他在哈卡
起义了，后来逃亡去了法国。共和国再度成立了。雷米希奥出现在马德里北站的人群中，等着他和其他学生们归来，可胡安却不愿意和他相认。
“现在，等共和派改革民法后，我就可以高高兴兴地把新的出生证明拿到他面前，上面会写着他的名字和父母两个人的姓！”然而，他没能等到那一刻。一天，有人跟他说，胡安在和别人一起焚烧教堂。而他自己，从阳台上正好看见胡安就在烧毁圣路易斯教堂的那群人中间。他顿时觉得自己负有罪责，承受不了。他感觉身体不行了，心脏出了毛病，只好卧床休养，几天后就死了。
他钱包里只剩下很少的比塞塔，这些钱被用于支付丧葬费用以及在《ABC》
报上刊登讣告。家人一分钱都没有了，胡安只好想办法去挣钱。凭借他那些革命功绩，他申请加入共产党，希望得到批准。但他觉得，在被接纳前就提出要钱可不怎么体面，更甭说要一份工作了。于是，他去拜访一位激进派的部长，雷米希奥的朋友。人家给了他几个杜罗，条件是他要写几篇署名文章来支持激进共和主义。文章登出来了，但共产党拒绝胡安加入。他既挫败又伤心，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一家人都回加利西亚在他看来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尽管这意味着前功尽弃。回乡的旅途中，他长时间思考着无政府工团主义，觉得也许是一根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