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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不仅应当排斥犯罪，而且不同程度的犯罪应当与不同的刑罚相匹配。也就是说，一些犯罪对公共安全和幸福破坏严重，盖因其诱因更强，因此立法对其防范的力度也应当更强。因此，罪与刑应有固定的对应性。
人类的冲动在社会中引发各种失序。我们不可能阻止所有失序。人口越多，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越多，失序也就越多。回顾历史，随着领土不断扩张，每个国家的犯罪数量也在增加。政治上只计算可能性，不要求数学意义上的精确性。不断把我们驱向私利的那股力量如同万有引力，倘若不遇阻力，便一往无前。这股巨力导致了人类的各种悖乱行为。在我看来，刑罚就是来自政治对于悖乱的阻力。它阻止私利把我们引向毁灭，却无法灭除那驱动的源头，因为那是人固有的情感。立法者则如同巧妙的建筑师，综合利用环境中的各种有利因素，强固其建筑，竭力对抗万有引力。
社会需要团结，各种相冲突的个人利益需要契约（加以协调），于是我们有可能对犯罪制定量表，第一级包含那些直接导致社会解构的犯罪，最末一级则指对社会中个体成员可能造成不公的最轻微犯罪。两极之间则是一切构成犯罪的妨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沿着看不见的等级，从高至低依次排列。倘若能用数学计算复杂且有无数组合的人类行为，那么就有可能制定相应的刑罚量表，从高到低；此外，还需有明智的立法者分门别类，以免打乱了顺序，对第一级犯罪施以最末一级刑罚。一旦有了精确且普适的“罪—刑”量表，各国自由和奴役、人道和残忍的程度就有了共同的衡量标准。
任何不能纳入上述量表的行为都不属于犯罪，也不得依此处以刑罚，除非另立新法。这一量表的两极具有不确定性，由此产生了一个与法律相左的道德体系；形成各种法律相互矛盾的局面；许多法律让至善者遭受最严酷的刑罚，导致善恶观含混不定，甚至有人质疑其真实存在。政治实体因此萎靡不振，终致灭亡。
但凡以哲人之眼展阅各国历史和法律，就会发现善与恶、良民与歹徒之观念，随时间而改变。这种改变与情势变化无关，因此也就不能与公共利益相应，倒是与种种冲动和失误相应，历代立法者都受其影响。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时代的冲动与恶行，却成为下一个时代的道德基础；盲目狂热所导致的强烈冲动，经过能够抹平自然世界和道德世界一切现象的时间的沉淀，化为一种审慎，以及政治强人或政治能人手中的利器。因此，我们所谓的荣誉和美德并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一直存在，因为这些观念随时间演化，最终名存实亡。这些观念也随国境而变化，现实世界和道德世界概无例外。
对情感动物来说，一切行为的根源不外乐与苦。就连激发人类宗教行为的动机，看不见的“立法者”也在其中加入了赏与罚。赏罚不均将导致这样的矛盾：法律制裁之罪恰恰是由法律造成的。这一矛盾比比皆是，却常被视而不见。倘若两种犯罪对社会造成不同的危害，却适用同样的刑罚，就无法阻止人选择重罪，因为重罪通常带来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