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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官并非立法者，因此无权解释刑法。法律既不是祖先传下来的家族传统，也不是继承人和执行人必须遵守的遗嘱。法官从真实存在的社会及其代理人，即君主手里接掌法律。法律的权威性不以妄称的义务或古老的规则立基。这些规则没有效力，因为法律无法约束在其辖区内并不存在之人；它们也绝非正义，因为这样的规则将使人沦为毫无判断力和行动力的乌合之众。活在世上的臣民或明言或暗许，发誓效忠其君主，法律便从这誓言中获得力量和权威，防止个人私利暗中发酵。法律真实、自然的权威皆来源于此。那么谁是法律的合法解释者呢？是代表社会的君主，而不是法官。法官的职责仅限于考察某人是否做了有违法律的行为。
法官对每桩刑事案件都应进行三段式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所涉行为合法或违法，结论则是无罪或者刑罚。如果法官因法律的不完善而受责罚，或者选择做出不同于此或多于此的三段论推断，便会导致不确定性。
“法律精神值得商榷”，这种观点一旦成为公理，则危险之至，各种杂说将大行其道。凡夫俗子或认为我的话自相矛盾。他们会对眼前最细微的失序大惊失色，却看不到国家的一个错误政策就将导致最危险之后果——虽然不会立刻发生。
知识伴随灵感而生。知识和灵感越复杂，思考的立场也越多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并且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事物产生迥异看法。于是法律的精神产生于法官或是或非的逻辑，而法官的逻辑取决于他或高或低的理解力、他的激情，取决于受害人的地位和条件或其与法官的关系，取决于一切使事物在人起伏的心绪中产生变化的环境。于是我们看到在不同法庭上，同一个违法者的命运几经改变，法官或想法有误，或情绪不佳，把自己不当推理得出的糊涂结论，误认为是对法律的公正解释，由此葬送了违法者的人生和自由。我们看到同一法庭在不同时期对相同的犯罪做出不同的裁决，这是因为法官没有遵从法律的恒久不变，而是错误地依从了不稳定的随意解释。
严守刑法条文所引发的失序，与解释条文所引发的失序，不能相提并论。前者是暂时的不便，会促使立法者修订法律条文，修正引发失序的那种不准确和不确定，杜绝致命的自由解释，堵住徇私枉法的源头。法典一旦制定，就应严格按照字面执行，法官的职责仅限于裁定某一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权利规则应引导人的行为，对哲人和群氓一视同仁。一旦这一规则不再是既定之事，而成为争议对象，人便沦为法官的奴隶。这种众多暴君的专制越是不堪忍受，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距离就越近。而且，众多暴君的专制比单一暴君的专制更为可怕，因为欲摆脱前者，唯有诉诸后者。因为必将遭到更多的抵抗，所以众多暴君的专制也更为残暴。单一暴君的专制残暴并非取决于其一人之力，而是取决于他遇到了多少阻碍。
以上为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最佳手段，也是正当手段，因为它是社会团结的目的所在；也是有效手段，因为每个人都能精确预见每种犯罪之成本。不论那些胆敢以美德之圣名妄称盲目屈从其肆意、徇私言论的软弱之人待之如何，臣民都将借此获得独立和自由之精神。
上述原则会让某些人不悦，他们的嘴脸是对上忍气吞声，对下颐指气使。倘若暴君们读了我的书，我可就要遭殃了。不过暴君们从不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