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面说过，《战争与和平》里人物众多，根据统计，总共有五百多人，其中作者对其性格做了比较具体刻画的约有七十人。这些人物可分为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两大类，历史人物有两百多。

托尔斯泰在《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里谈到历史学家和艺术家有不同的对象和任务，他说：“历史学家如果在写历史人物时试图写出他的完整性以及他与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关系的全部复杂性，那是不对的；同样，艺术家如果总是表现人物的历史作用的话，那么他就完成不了自己的任务。库图佐夫并不总是骑着白马，手里拿着望远镜，指着敌人。拉斯托普钦并不总是举着火把去烧沃罗诺沃村的房子（他甚至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皇太后并不总是身披银鼠皮斗篷站着，一只手按在法典上……”他认为艺术家应竭尽全力理解和表现的，“不是著名活动家，而是一般的人”。因此，对艺术家托尔斯泰来说，似乎不存在历史人物与一般人、普通人的划分问题，如同赫拉普钦科所说的那样，他把历史人物放在与虚构人物“平等”的地位，一视同仁地表现他们。 在小说中，作者无论是在描写历史人物还是在描写虚构人物时，都把他们当作一般的人看待，既写他们在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政治斗争中的表现，也写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思想行为。这种把历史人物“普通人化”，让他们与虚构人物“平等”相处和相互交往的安排，有助于通过对这两类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对他们活动的描写，把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与一般社会生活的描写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历史人物当中，首先要讲一下拿破仑。小说一开头就提到他，对他的描述和评论几乎贯穿全书。应该说，小说中对他的描写前后是有变化的。在小说开头关于他的争论中，皮埃尔和安德烈公爵曾为他辩护。他首次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出场时，被写成一个受士兵热烈崇拜的英雄。有时作者的语气虽然带有明显的讽刺，但是仍肯定他有高人一头之处。例如在霍拉布伦，缪拉误认为巴格拉季翁的部队是库图佐夫的全军，向俄国人提出停火，拿破仑发现缪拉的判断是错误的，要求他撕毁停火协定，立即发起进攻。但是随着一八一二年战争的临近，尤其是在法军渡过涅曼河进入俄国国土后，作者对他的批判愈来愈严厉，讽刺愈来愈辛辣。他把拿破仑写成一个自命不凡、狂妄自大的暴君，说此人“感兴趣的只是他自己心里出现的想法……因为世上的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愿望”；说他的理智和良心早已变得模糊起来，“直到生命的结束，他永远不会理解真善美，也不会理解自己的行为的意义”。作者得出结论说：“他注定要身不由己地扮演屠杀各国人民的刽子手的可悲角色，可是他却要自己相信他的行为的目的是造福人民，他能支配千百万人的命运，利用权力广施恩惠！”作者除了在他的议论中猛烈抨击拿破仑外，还通过他在波罗金诺会战和此后其他战役中的表现的描写，否定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此外还描绘了一幕幕生活场景对他进行讽刺和揭露。例如小说中所描写的拿破仑与被俘的拉夫鲁什卡谈话的场面、他在波罗金诺会战前早晨梳洗着装的场面、他看儿子画像的场面以及在俯首山上眺望莫斯科和等待大贵族代表团的场面等，把他的虚伪做作、假仁假义刻画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作者在塑造拿破仑的形象时，表现出了对这个人物的蔑视和厌恶。

小说中库图佐夫的形象是与拿破仑明显对立的。作者指出，库图佐夫从来没有像拿破仑那样说过四千年历史从这些金字塔上面看着你们这样的话，“没有说过他为祖国做出的牺牲，没有说过他想要做或已经做了的事，他根本不谈自己的事，不装模作样，任何时候都使人觉得是一个最普通的和最平常的人，说的是一些最普通最平常的事”。小说突出写他的平凡和质朴，写他对下属的关心，强调他从来不从个人出发，不以个人的好恶来评判人和事，因此安德烈公爵经过观察，觉得“他不会有任何自己的东西”。

另一方面，小说通过具体事例写他的军事才能和洞察事变进程的能力，写他在一八〇五年如何设法拯救俄国军队，如何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就预见到俄奥联军必遭失败，如何断定波罗金诺会战是一大胜利和丧失莫斯科并不等于丧失俄国，如何预见到法国军队必遭覆灭。作者强调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不仅是由于他的智慧和经验，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与人民群众有血肉的联系以及对他们的意志和愿望有深刻的了解。

作者在写库图佐夫时，一方面说他主张一切任其自然，把“耐心和时间”作为信条，表现了他的某种消极无为的特点，但是另一方面又写他积极干预事变进程，写他的坚强的决心和勇敢无畏的精神。他在波罗金诺会战正酣时怒斥错误估计形势、惊慌失措的沃尔佐根，下达明天发起进攻的命令；他在菲利军事会议上力排众议，敢于承担责任，决定放弃莫斯科；他在拿破仑派洛里斯东前来求和时坚决予以回绝，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把我看作任何和谈的发起人，我将受到诅咒。我国人民的意志就是如此”。此外，他在法军败退期间，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甚至拂逆皇上的意志，主张“不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不发动新的战争，不越过俄国的边界”。总的来说，作者力图把库图佐夫描绘成一个“朴实、谦逊，因而真正伟大的人物”。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出场的次数要比拿破仑和库图佐夫少些。小说先写了他参加奥斯特利茨战役以及后来与拿破仑在蒂尔西特会晤的情况，接着写他在卫国战争爆发后在维尔纳和德里萨营地的活动，然后又写他被“恭请”离开军队到莫斯科去“鼓舞民众斗志”，最后写他在俄军追击法国人时又到了维尔纳的军队里。一八一二年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没有参与。作者直截了当地说：“在人民战争期间，这个人物无所作为，因为不需要他。”小说中的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虽具有吸引人的外表，但是没有主见、爱好虚荣和软弱无能的人，喜欢扮演自由主义者和祖国救星的角色。作者通过智力有限和思想守旧，然而非常热情的尼古拉·罗斯托夫和他那尚不谙世事的十五岁的弟弟彼佳的感受来写对皇上的热烈崇拜之情，这种写法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表达了当时一般人的感情，又对这位最高统治者进行了巧妙的讽刺。

此外，小说还写了当时的一些文臣武将，作者用肯定和赞扬的笔调写巴格拉季翁、多赫图罗夫、科诺夫尼岑等人，而对多尔戈鲁科夫、阿拉克切耶夫、本尼格森、叶尔莫洛夫、拉斯托普钦等人则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有人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不完全符合他们的本来面目这一点提出批评。其实这在艺术作品里是常见现象。艺术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必然会受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影响。例如小说中拿破仑的历史作用的被否定和库图佐夫的某种消极无为的表现，就是这样造成的。但是艺术真实非即历史真实，艺术形象与历史人物本身是有所区别的。一个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只要有实际生活的依据，生动逼真而富有感染力，具有认识意义和艺术价值，就应该肯定。

在虚构人物当中，属于贵族阶级者居多。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和考证，许多比较重要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例如，老鲍尔康斯基公爵的原型是作者的外祖父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玛丽亚公爵小姐的原型则是作者的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老罗斯托夫伯爵的性格与作者的祖父伊里亚·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有相似之处，而老伯爵夫人的原型则是他的祖母。在尼古拉·罗斯托夫身上有作者的父亲的特点，而娜塔莎·罗斯托娃的形象则主要是根据作者的小姨子塔季雅娜·安德烈耶夫娜·贝尔斯塑造的。杰尼索夫的原型是著名诗人和游击队员达维多夫，阿赫罗西莫娃的原型则为奥夫罗西莫娃。此外，就连多洛霍夫、布里安娜小姐等人物也都各有其原型。在重要人物当中似乎只有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没有比较明显的原型，据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毛姆推测，托尔斯泰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把自己写了进去，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种种矛盾，便利用自己这一个模特儿创造了两个相反的人物。 这种推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托尔斯泰在《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里曾这样说：“如果虚构的名字与真人的名字的相似之处使某些人产生这样的想法，认为我要描写某一个真实的人，那么我将感到非常遗憾；这尤其是因为那种描写现在或过去的真人真事的文学活动与我从事的文学活动毫无共同之处。”接着他又说：“玛·德·阿赫罗西莫娃和杰尼索夫是仅有的两个人物，我不由自主且轻率地给他们取了接近于当时上流社会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可爱的真实人物的名字。这是我的错误。这错误是这两个人物的特殊代表性造成的，但是在这方面我的错误只限于安排了这两个人物；读者大概会同意，这两个人物与现实毫无相似之处。所有其余的人物都是虚构的，我在写他们时甚至没有传说中或现实中的原型。”

这里托尔斯泰否认他在《战争与和平》里除历史人物外所写的人物都是真人，他这样说无疑是对的，这些都是虚构人物，是他塑造的艺术形象。可是他不知何故除了承认杰尼索夫和阿赫罗西莫娃这两个人物有原型外，否认其他人物有原型，这就不符合事实了。根据有关他的家族的传说和同时代人的回忆，他笔下的某些人物无论就生活经历和性格特点来说，与他的一些前辈和亲戚朋友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自己也曾说过某个人物是照某某人写的这样的话。例如，他在谈到娜塔莎的形象塑造时曾说过：“我取了塔尼娅（即塔季雅娜·安德烈耶夫娜·贝尔斯。——引者），把她捣碎与索尼娅（即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娅。——引者）搅和在一起，写出了娜塔莎。” 不过就性格特点来说，娜塔莎更接近于前者。根据莫申的回忆，托尔斯泰在许多年后说过：“我经常照着真人写。以前就连草稿上的人物的姓名也是真的，为的是把那个我照着写的人记得更加清楚……我认为如果直接照某一个人写，结果将会很不典型，会得出某种个别的、特殊的和毫无意思的东西。而需要从某个人那里取其主要的性格特点，而以观察到的另外一些人的性格特点加以补充。这样就会是典型的。为了创造一个特定的典型，需要观察许许多多同类的人。” 这里托尔斯泰把某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说得比较全面，承认有原型，同时指出必须用另一些人的性格特点加以补充。同时应当指出，《战争与和平》里相当多的人物似乎没有明显的原型，例如瓦西里·库拉金公爵一家人就是如此，这些人物形象大概是作者博采他在上流社会观察到形形色色的人的特点加以提炼和综合而塑造出来的。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塑造人物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托尔斯泰塑造的许多贵族的形象，一个个色彩鲜明、个性突出。其中的多数人属于上面提到过的鲍尔康斯基公爵、罗斯托夫伯爵、别祖霍夫伯爵、库拉金公爵这四大家族。老鲍尔康斯基公爵是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老臣，性情固执，甚至有些怪僻，独断专行，是一位严厉的老爷；但是他热爱故乡的土地，有一颗爱国之心。老罗斯托夫伯爵的性格则有所不同，他心肠很软，善良而又轻信，慷慨大方，是一个十足的老好人。他因管理不善和挥霍无度而使家业衰败，常常为此而进行自责。瓦西里·库拉金又是另一种人。这是一个佩戴着几枚星章的大官，为人虚伪，假仁假义，见风使舵，毫无原则，反复无常，是一个典型的政客。他贪婪自私，为获取名利不择手段，例如为获取老别祖霍夫伯爵的遗产参与窃取遗嘱的勾当，后又使用手腕迫使皮埃尔娶自己的女儿。老别祖霍夫伯爵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小说里只写了他的死，对他的性格未做充分的揭示。

在年轻一代人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和皮埃尔·别祖霍夫伯爵。这两个人就外表、经历、性格、气质和对生活的看法来说，都有很大的不同。安德烈公爵身材不高，面貌英俊，表情严肃冷淡，有头脑，博学多识，有精神需求，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感到厌倦，在这一点上似乎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有些相似。他有功名心，曾一心想建功立业，幻想遭到破灭后陷入过失望和厌世，后来重新振作起来，参加了斯佩兰斯基的改革。一八一二年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在波罗金诺会战中受重伤，不久死去。皮埃尔是老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在巴黎受的教育，他高大肥胖，经常带着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情。他为人正直、善良，喜欢进行思考，可是意志薄弱，缺乏办事能力。他不满足于过上流社会的生活，可是又经不起它的诱惑。他不断地探索着生活的真谛，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曾在慈善事业中、在共济会中、在上流社会的消遣中、在酒杯中、在自我牺牲的英雄业绩和爱情中寻求安宁和内心的和谐，结果都是失望。卫国战争中，他亲临波罗金诺战场，与普通士兵有了接触，产生了做一个士兵的愿望。在被敌人占领的莫斯科为卫护一个亚美尼亚女人而被捕后，历经磨难，最后被游击队救出。在《尾声》里皮埃尔和娜塔莎结了婚，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但是当他看到社会政治情况很糟，觉得有义务尽自己的力量阻止局势这样发展下去，于是参加了早期十二月党人的活动。尽管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两人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不愿遵循现行的生活准则，有精神和道德上的追求，都有接近和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根据小说《尾声》中所写，皮埃尔可能成为了十二月党人，安德烈公爵如果不死，也可能像他一样。这可由这样的一段话来证明。安德烈公爵的儿子尼科连卡问皮埃尔：“要是爸爸在世，他会同意您的看法吗？”皮埃尔回答说：“我想他会同意的。”而尼科连卡表示一定要做出让他的父亲也满意的事，这说明他将继承父志，也许五年后会成为一个年轻的十二月党人。根据鲁萨诺夫回忆，他曾问过托尔斯泰，尼科连卡是否会在十二月党人时代出现，托尔斯泰表示肯定。

在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希望脱离上流社会的环境和改变自己生活时，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依和贝格却一心一意地想挤到那个社会中去。鲍里斯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他的生活目的就是安排好自己，争取好的前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便去接近和迎合那些地位比他高而可能会对他有用的人。为了得到陪嫁，向他并不爱的朱丽求婚。著名批评家皮萨列夫把他称为“上流社会的莫尔恰林” 。利夫兰的无名小贵族的儿子贝格具有德国人的精明，服役时斤斤计较职位的高低和饷银的多少。他追求的目标是“一切完全和别人那里一样”，他说的“别人”指的就是当时的达官贵人。关于他家举行晚会的描写令人发噱，而他在莫斯科即将被放弃的兵荒马乱之际买便宜货并请求伯爵派人替他运送的做法使人厌恶。这里要顺便提一下瓦西里·库拉金公爵的两个宝贝儿子：冥顽不灵、几乎达到白痴程度的伊波利特和卑劣胆小、腐化堕落的阿纳托利，他们完全是社会的寄生虫。

尼古拉·罗斯托夫与上述两类人都不一样。一方面，他正直侠义，珍惜名誉，热情而爱冲动；另一方面他思想简单，目光短浅，不善于思考，“凡是没有被所有人认可的事，他怎么也不会同意”。像他这样的人最后只能成为旧的生活秩序和旧传统的维护者。在小说《尾声》里他在听皮埃尔讲秘密组织的活动时激动地说：“如果你成立秘密团体反对政府，不管这政府怎么样，我知道我的天职是服从这个政府。如果现在阿拉克切耶夫要我率领一个骑兵连弹压你们——我一秒钟也不会犹豫，立即去执行命令。”他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为了让儿女们不去要饭，整顿好了家业，博得了“好东家”的名声。可见，他走的是一般贵族的老路。在整个贵族阶级正在走向腐朽没落时，这种重振家业的描写也许只是作者的一种希望而已。

小说中居于年轻女主人公的一端的是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另一端的是埃莱娜·库拉金娜。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性格也截然不同。娜塔莎天真烂漫，自然率直，感情外露，容易冲动。父亲说她是“急性子”，阿赫罗西莫娃称她“哥萨克”，而杰尼索夫又叫她“女魔法师”。在她的爱情生活中出现的波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她的这种性格的表现。如上所说，她在思想感情上是与平民百姓相通的，有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在小说的《尾声》中娜塔莎变成一个只顾生儿育女和照顾丈夫的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有的论者认为作者这样写反映了他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怀疑态度，违背了女主人公性格发展的逻辑。其实娜塔莎的这种变化并不奇怪，这是符合她的性格并且有生活依据的。像她这样的人还有可能再次发生变化。可以做这样的设想，如果皮埃尔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那么娜塔莎有可能像历史上的某些十二月党人的家属一样，抛弃原生家庭，跟随丈夫去西伯利亚。

玛丽亚公爵小姐与娜塔莎相反，性格内向，思想感情隐而不露，有时只能从她的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里窥见她内心的秘密。她信仰上帝，对一般穷人有特殊的仁爱之情。她默默地忍受着家庭生活环境的折磨，表现出了很强的道德责任感以及体谅别人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她有丰富的内心生活，有得到爱情和享受生活乐趣的热切愿望，但是常常克制着自己。她在碰到罗斯托夫后，才逐步把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在他面前展现出来，使得观察能力不强的罗斯托夫，也对她的特殊的、精神的美感到惊讶。

埃莱娜徒有漂亮的外貌，但是空虚、愚蠢、放荡。皮埃尔曾对她说：“只要您到哪里，哪里就出现道德败坏和罪恶的行为。”这句话非常概括地说明了埃莱娜的为人。在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与埃莱娜之间还有像小公爵夫人、薇拉·罗斯托娃、朱丽·卡拉金娜这样一些人。她们既无高尚的志趣，也无深刻的思想，更无精神上的追求，习惯于上流社会的那种空虚无聊的生活。

上面提到过，小说中塑造了一批下层人物的形象。首先这里要指出的是，托尔斯泰塑造了两个下级军官的生动形象，一个是季莫欣，另一个是图申。他们两人都貌不惊人，外表似乎不招人喜欢，在上司面前羞怯腼腆，可是作战勇敢，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其次，小说中也塑造了一些农民的形象，例如罗斯托夫伯爵家的那个并不唯命是从且认为自己比老爷们强的驯犬师达尼洛、老鲍尔康斯基公爵的仆人吉洪、杰尼索夫的仆人拉夫鲁什卡、游击队员吉洪·谢尔巴特等，其中吉洪·谢尔巴特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他是劳动人民的聪明机智和勇敢的化身。小说还写了一个名叫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农民，他的特点是逆来顺受、宽恕一切，相信事物发展的进程都是预先安排好的。这个人物反映了俄国宗法制农民的某些特点，与吉洪·谢尔巴特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卡拉塔耶夫身上可以看到作者后来的那种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的萌芽。但是总的说来，小说中行动积极的农民形象占有多数。在《战争与和平》最初的构思中并没有卡拉塔耶夫这个人物，后来作者把他加进去并在他身上花了相当多的笔墨，让他给正处于紧张的精神探索中的皮埃尔以启示，想必是有深刻用意的。这个形象的塑造表明作者的世界观正在酝酿着新的变化，预示着他后来将站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在《战争与和平》的由几百个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构成的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历史人物拿破仑、库图佐夫和虚构人物安德烈公爵、皮埃尔·别祖霍夫、尼古拉·罗斯托夫、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这些人物贯穿于整个叙事的始终，承担着作品的思想重荷，支撑着各条情节线索。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周围其他人物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他们为主角演出了一幕幕悲剧、喜剧和悲喜剧，他们和周围其他人物的活动编织成了一个个生动逼真的历史画面。他们是这部史诗性作品的主要主人公。 w2tZdY7xlY/+9FZa5TTyJp7gQvT+vBDGOg2VXEzoq/BrdvvTB4PXiWIX+dZvoZ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