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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如上所述，共分四卷，外加一个《尾声》，从一八〇五年七月写到一八二〇年十二月，时间跨度为十五年，居于叙事中心的是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第一卷可以说是全书的一个独特的引子。它从写和平生活开始，可是一开头就提到拿破仑，为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这一卷介绍了全书的各个重要人物，其中的许多人将成为一八一二年各种事件的参加者。同时写了一八〇五年的几次战役和俄军的“失败和耻辱”，照前面说过的作者的构思，这显然是为写一八一二年的胜利做铺垫。
第二卷写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一二年前发生的事，这是向一八一二年战争的描写的一个过渡。在这一卷里战争的场面退居次要地位，叙事重点放到写和平生活上，通过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相互之间的关系、利害冲突、爱情纠葛、某些人的思想道德探索的描写，展示了十九世纪初俄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一卷对和平生活景象的描绘可以说是此后战争描写的烘托和反衬，而其中主人公性格的进一步揭示则为描写他们在战争开始后各自的表现提供了更加充分的依据。
第三卷集中写一八一二年的战争，既写军事行动，又写战时的生活以及在战争环境里各种人物的表现和遭遇，而高潮是八月二十六日的波罗金诺会战。最后写到俄军放弃莫斯科和法国人占领该城的情况。
第四卷写法军在莫斯科停留数周后撤离的情况和俄军的军事行动，最后写到法军的溃灭，同时用一定篇幅专门写了游击战争。《尾声》交代了主要主人公战后的生活情况，最后以一八二〇年十二月几位主要主人公关于彼得堡的秘密组织的谈论和争论作结。
从这个简单介绍来看，作者改变了他从现代（从一八五六年）写起回溯到历史的构思，变成完全写历史。原来作者计划带领主人公经历一八〇五年到一八〇七年和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以及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最后他只写到一八二〇年，对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只做暗示而集中写一八一二年战争，这就使得整个叙事中心突出、结构紧凑。不过人们仍然可以从小说的描述中看到一个大的浪潮平息后另一个浪潮正在掀起的迹象，并且猜测到不同的主人公在新的浪潮中将会有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命运。
《战争与和平》把十九世纪初叶俄国和西欧的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纳入表现的范围，诸如俄、法、奥、普几国的政治外交关系，申格拉本战役，被称为“三皇大战”的奥斯特利茨战役，弗里德兰战役，俄法两国皇帝的蒂尔西特会晤和《蒂尔西特和约》的签订，斯佩兰斯基的改革，拿破仑的入侵俄国和一八一二年战争的爆发，斯摩棱斯克的失守，库图佐夫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波罗金诺会战，俄军放弃莫斯科，法军进城和莫斯科的大火，俄军的侧进和塔鲁季诺战役，法军撤离莫斯科和俄军的追击，游击战争，法军的溃灭和俄军的胜利等，都在小说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与此同时，小说中有一系列历史人物出场，其中包括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和统帅库图佐夫、法国皇帝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以及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等。
这部小说对十九世纪初叶俄国社会生活做了全面的反映。作者揭露了宫廷和政界军界各派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争权夺利的斗争，描写了上流社会的各种社交活动和领地贵族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写了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小说中对大大小小的晚会、舞会和宴会，对赌博、决斗和打猎的场面都描绘得非常具体和生动，还写了某些民间习俗，例如过节、占卜等。另一方面，小说反映了当时的人情世态和社会心理，尤其是表现了国家危在旦夕时各个阶级思想的动向和情绪的变化。
小说在写贵族阶级的生活时，着重写了四大家族：鲍尔康斯基家族（老公爵及其子女安德烈和玛丽亚）、罗斯托夫家族（伯爵夫妇及其子女尼古拉、彼佳、薇拉和娜塔莎）、别祖霍夫家族（老伯爵和他的儿子皮埃尔）和库拉金家族（瓦西里公爵及其子女伊波利特、阿纳托利和埃莱娜）。对这几个家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年轻成员之间的爱情纠葛和婚配以及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恩恩怨怨的描写，构成了贵族生活的真实写照。
此外，小说中有大量关于战争、历史、哲学的议论。议论多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
根据以上介绍，《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似乎突破了传统的长篇小说的成规，别具一格。当年托尔斯泰在发表第一部时曾请求《俄罗斯通报》的编辑不要把他的作品称为长篇小说。
后来在《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这篇文章中又说：“这不是长篇小说，更不是长诗，也更不是历史纪事。《战争与和平》是作者想要而且能够用表达它的形式所表达的东西。”确实，《战争与和平》在体裁上不落一般的长篇小说的窠臼，有所创新和突破。它具有历史小说、社会心理小说、家庭纪事小说和哲理小说的某些特点，全面地反映了俄国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气势雄伟，具有史诗性的规模，因此有人提出把它看作史诗性的历史小说。这个看法为大多数俄罗斯学者所认同。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在托尔斯泰酝酿写作《战争与和平》的年代，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封建农奴制度出现了危机。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托尔斯泰也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关心和思考着俄国的命运，力图认清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这前后，他通过办学和作为和平调解人进行的活动，与农民群众有了较多的接触，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思想感情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从他在六十年代初写的长篇小说《十二月党人》的前几章来看，虽然其主题仍是探索俄国贵族阶级的历史命运问题，但是主人公拉巴佐夫这样说道：“我应当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我最感兴趣的始终是人民。我的看法是：俄国的力量不在我们身上，而在人民身上。”
这段话无疑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思想，说明他的世界观开始发生转变。
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他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托尔斯泰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最后决定不以十二月党人起义为中心而以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为中心，可以说这是他由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而做出的选择。
根据托尔斯泰夫人的记录，托尔斯泰曾于一八七七年三月三日说过这样一段话：“要把作品写好，应当喜欢其中主要的、基本的思想。譬如说，在《安娜·卡列宁娜》中我喜欢家庭的思想，在《战争与和平》中我喜欢人民的思想，这是由于一八一二年战争的缘故。”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的中心思想。
这“人民的思想”首先表现在肯定一八一二年战争的人民战争的性质以及人民群众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上。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对人民战争的特点做了生动的说明。他把俄法两国比作进行决斗的击剑者，当俄方感觉到受了伤、有生命危险时，便不顾剑术规则抄起大棒狠击敌手。他在用这个比喻时，首先肯定俄国在生死存亡关头有运用一切手段进行自卫的权利。他说，尽管法国人抱怨不遵守规则，尽管俄国上层觉得用大棒打人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人民战争的大棒仍以一种可怕的和威严的力量举起来，根本不问一问谁的趣味和规则如何，带着几分傻气和纯朴，但是目标明确地、不看一看是什么就举起来，落下去，狠狠地揍法国人，直到把侵略者完全赶出去为止”。
托尔斯泰批驳了官方文献和某些历史学家对一八一二年战争所做的错误解释，肯定了它的正义性，赞扬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小说中写道，自从法国军队进入俄国国土之时起，尤其是从斯摩棱斯克大火之日起，一场全民奋起抗击侵略者的声势浩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斯摩棱斯克商人费拉蓬托夫宁愿放火把自己的店铺烧掉，也不愿让它落到魔鬼手里，莫斯科近郊的农民为了同样的原因，不把干草卖给敌人，把它付之一炬。人们用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法国人。各地出现几百支大大小小的游击队，它们在得到政府正式认可前，已消灭了几千敌军。有一支由教会执事率领的队伍在一个月里就抓了几百个俘虏，还有一个村长的老婆瓦西里萨，她打死了几百个法国人。就这样，游击队员们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着拿破仑的军队。
与一八〇五年在国外作战时相比，俄国军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士气空前高涨，照托尔斯泰看来，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例如，在波罗金诺会战前夕，士兵和民兵们个个摩拳擦掌。一个士兵说：“眼下不仅可以看见士兵，也可以看见许多农民……眼下就不分是谁了……要让全体老百姓一起扑上去，一句话——让莫斯科全都上。想要拼个你死我活。”营长季莫欣在谈到他的营的情况时说：“现在谁还爱惜自己！我的营里的士兵，不知您信不信，开始不喝酒了，他们说，这不是喝酒的时候。”这些质朴的语言表达出了普通群众的高度自觉和爱国热忱。库图佐夫在听说民兵们“穿上白衬衣，准备明天决一死战”时，不禁赞叹道：“啊，英勇卓绝、无可比拟的人民！”安德烈公爵在波罗金诺会战前夕把它与奥斯特利茨战役做比较时指出，那时是“莫名其妙地”去打仗，而如今打仗则是因为“法国人毁了我的家园，现在又要去毁坏莫斯科，每时每刻都在侮辱我”。这段话指出了前后两次战役的不同性质。
托尔斯泰认为：“人类的运动是由无数人的任意行为产生的，是连续不断的。”他从这个观点出发，反对少数英雄人物决定历史进程的说法，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虽然他的认识还有模糊不清之处，某些说法还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小说中比较广泛地描绘了作为决定性力量的人民群众的活动，而在写英雄人物时，强调这些人物只有在他们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接近群众、了解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时才能起应有的作用。小说中的库图佐夫就被写成人民意志的代表，作者强调说，库图佐夫的“那种洞彻所发生的各种现象的非凡力量，来源于他所怀有的十分纯洁和十分热烈的人民感情”。他笔下的莫斯科总督拉斯托普钦则相反，此人并不了解人民的需求，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的意义，一心要完成一些爱国主义的“壮举”，结果陷入了可笑的境地。小说中说他“像一个孩子一样，玩弄着放弃和焚毁莫斯科这一严肃和不可避免的事件，竭力想用他那小手时而推进、时而阻挡把他一起卷走的人民的洪流”。而在说到拿破仑时，作者认为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妄图支配各国人民命运的人在历史上不起任何积极作用，嘲笑他“在他的整个活动期间如同一个孩子，抓住拴在马车里面的带子，自以为是在赶车”。
与此同时，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否接近普通老百姓，是否与他们的思想感情有相通之处，似乎成为检验各种人物，尤其是贵族阶级人物的一种独特的尺度，有时接近和了解人民群众并和他们达到精神上的一致，成为某些人物精神道德探索的目标。小说中的安德烈公爵由于克服了个人主义思想和厌世情绪，便决心不为自己一个人活着，要与大家生活在一起，当了团长后，关心自己团里的士兵，被他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公爵”。皮埃尔·别祖霍夫在波罗金诺战场上看到士兵们自始至终都很坚定和镇静，便自愧不如，表示要去掉自己身上的所有赘物，成为一个士兵，“全身心地投入这共同的生活”。娜塔莎·罗斯托娃的突出特点之一在于她在思想感情上是与普通群众相通的。这位伯爵小姐有接受俄罗斯民间艺术的惊人能力，她在学跳俄罗斯民间舞时动作非常准确，使在场的人惊叹不已。她同情受伤的士兵，违背母亲的意志，腾出马车运送他们。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关键时刻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给她的形象增添了光彩。另一方面，小说根据这一尺度来揭露和批判朝廷权贵和上层贵族们，指出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远离人民群众，他们根本不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国难当头时仍过着平静奢侈的生活。“皇上还是照样上朝，舞会照样举行，法国剧院照样演出，宫廷关心的还是那些事，追求功名利禄和耍阴谋诡计依然如故。”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波罗金诺会战的那一天，安娜·舍列尔家里照常举行晚会，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在《战争与和平》中，“人民的思想”还表现在作者重视塑造出身于下层的人物的形象上。小说中除了描绘士兵群众、民兵、农民、游击队员的集体形象外，还着力塑造了一些具体人物的鲜明形象，这在后面还要讲到。
应当指出，托尔斯泰在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否定英雄人物的作用，强调人民群众活动的自发性，甚至表现出某种历史宿命论的倾向，这自然会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描写产生一定的影响。
《战争与和平》发表后，当年激进的批评家曾指责托尔斯泰没有很好表现当时的社会矛盾，甚至说他“为贵族地主辩护”。这种指责是缺乏根据的。小说对上流社会的显贵和某些贵族地主的讽刺是很辛辣的，揭露和批判是很严厉的。对农奴制的压迫以及农民的无权地位和痛苦生活的描写，在小说中时有可见，例如第二卷第二部描写了皮埃尔巡视基辅省庄园的情况。在狡猾的总管的精心安排下，他所到之处都看到农民们过着平安幸福的生活，实际上有的村庄十分之九的农民处于极端贫困之中，他们干着极其繁重的工作，减轻劳役负担只是一纸空文，各种苛捐杂税却增加了。小说中也用一定篇幅写了农民和工人的不满和反抗，例如鲍古恰罗沃农民的闹事和法国人进入莫斯科前工人的骚动，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阶级矛盾而形成的对立情绪起着很大作用。
还应该考虑到一点，《战争与和平》写的是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时期，当时民族矛盾上升到了第一位，抗击侵略者和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和共同愿望，托尔斯泰把这一点作为他的小说表现的重点，是符合历史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