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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同情奥古斯丁无法回答什么是时间。时间就是时间，就像存在就是存在。未来也是类似的问题，我们无法预测未来。那么，我们有能力拒绝不想要的未来吗？这可能是个愚蠢的问题。首先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未来的概念。
福柯在《词与物》中认为，分类学（taxonomy）是形成知识系统的一个重要基础。事物的分类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秩序的理解，进而决定了我们的经验、知识和价值观。在这里，我希望从中国传统哲学对时间的分类来分析“未来”在生活中的位置，特别是未来的合法限度。不过，讨论中国传统的分类学似乎是一个学术冒险。这是因为博尔赫斯虚构了一种难以置信的“中国百科全书” [2] ，而后福柯又加以引用，于是使“中国分类学”变成一个经典笑话。在博尔赫斯想象的“中国百科全书”中有个关于动物的分类法 [3] ，既不合乎逻辑也不符合科学，甚至在经验上也是混乱的，其无序几乎导致“不可思考” [4] 。对此福柯自己说他笑了好长时间。在这里，我们要涉及的中国分类学远不如博尔赫斯的想象那么有趣，只是看见了不同问题的另一种概念系统以及隐含的另一种形而上学。
从表面上看，分类学属于语言学，但在实质上，分类学属于哲学，它创造了构成思想的概念系统。也许可以说，分类学是知识、经验和价值观的深层语法，其作用或许类似于潜意识。概念是人造秩序，并不能如实反映事物本身的秩序，而是根据事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去建构的秩序，因此，语言中的“事物秩序”，其实是对事物的再造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分类学为事物建立了一种知识宪法。当然，我们还可以追问什么是事物本身的秩序，可问题是，我们不可能确定哪种秩序属于事物本身而不是思想的创作。理论物理学发现了与经验秩序非常不同的事物秩序，比如量子力学所表达的不确定事态，或者宇宙物理学所推论的高维时空，这些难以理解的秩序也许真的属于事物本身，也许只是属于理论的建构，目前我们无从判断。无论如何，康德想象的先验时空和先验范畴显然不是唯一可能的分类学，而只是诸种可能之一，其实，量子力学和当代物理学就不能接受康德的时空和范畴。虽然我们不知道事物本身的秩序是什么样的，但可以知道，事物本身的秩序一定与价值无关，也与等级制度无关。老子有一个提示：“天地不仁”。
既然我们不可能确知事物本身的秩序，那么，“物的秩序”这个概念就是误导性的。我们真正可以有效讨论的概念是“事的秩序”，即人的行为所建构的人造秩序。事情是人的行为做出来的现实，是行为和存在两个变量的函数，因此，事的秩序只在经验中有效，也就是可经验的秩序，于是，事的秩序意味着经验的制度，它定义了在经验中的事情类别、关系、等级以及组织时间和空间的经验方式。
物与事的区分意味着对两个世界的存在论承诺，一个是“物的世界”，另一个是“事的世界”。在无人在场的物的世界里，存在与时间是同一的，对于存在而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是无意义的，时间只是一体，全部时间同时在场，没有未知数。于是，物的世界没有历史性，没有意义或价值，只有能量的运动。按照《大学》的分类，就称为“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物的变化无所谓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发生与消亡，而构成人类生活之事才产生了与意义和价值有关的“始终”问题，即历史性。物的发生和消亡与价值无关，因而无历史，而事的发生与消亡有着意义和价值，所以形成了历史。
人对“物的世界”只能提出知识论的问题，却提不出存在论问题。关于存在本身，人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关于存在本身的重言式，即“being is being”，除此之外，其他所有关于存在本身的话语都是人的虚构，就是说，对存在的任何提问都只能终结于“being is being”这个重言式，因为绝对完满的存在已经包含了一切时间，没有未来也就没有变化。因此，物的世界的存在论问题只能属于造物主。只有事的世界才产生了属于人的存在论问题，就是说，具有历史性的存在才形成了属于人的存在论问题。这里的关键是，事的世界是人通过技艺和技术所创造的世界，事不仅构成现实，同时还在时间中创造了“未来”，于是，事的存在超出了重言式，有了不确定的万变未来。事是人创造的，所以人对于事的世界有着存在论上的发言权。换句话说，“我作”（facio）创造了作为可能性的未来，因此未来不是自然时间的一个部分，而是一个表达可能性的概念，是一个从属于“我作”的问题。正是通过“我作”，存在才脱离了必然模态而进入了可能模态，也就是进入了历史性。这也可以说是存在的堕落，因为存在不再完美。但正是在这个堕落的事的世界里，“我作”在时间中开启了未来的维度，让时间分化为历史和未来。对于事的世界，存在论的基本问题是“我作”而不是“我思”（cogito），于是，存在论的基本命题是“我作故我在”（facio ergo sum），而不是“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时间的分类是时间的一种组织方式，是人安置一切意义和价值所需要的定位系统。人为事的世界创造了多种人文时间，包括纪年时间、意识时间、经验时间和历史时间。
纪年时间是时间的数字化排序标记。按照不同文明的划时代事件，人们规定了不同的纪年时间，比如说基督教的纪年、中国王朝的纪年或者其他纪年。纪年虽各有不同，却有一个共点，即纪年的起始时间被设定为无穷自然时间的中间点，在这个中间点之前和之后都敞开了无穷的时间，比如现在通行的公元前和公元后。这意味着，纪年时间虽然表达了时序（kronos），却是以某个时刻（kairos）为基准的时序，而那个特殊的时刻总是代表某个文明的精神地标。
意识时间就是意识的内在时间，即在意识直观中呈现的过去、现在、将来三个基本时态。语言的语法时态正是意识时态的直接表达。这三个时态的区分其实是概念，并非感觉。在实际的意识中，我们直观到的时态是过去时和将来时，我们通过记忆而感觉到过去，通过梦想而感觉到未来，可是一旦此时此刻被意识到，就已经处于被反思状态，已经属于过去。当然，我们可以故意专注于此时此刻，不去想过去的任何事情，也不去想未来的任何可能性，但这样的专注却会使意识变得空洞无内容，因此，现在时是意识时间中的盲点，只是以过去时态和将来时态为背景而呈现的概念。就意识本身而言，现时本身是空的，是过去和未来的分界线。可以说，意识时间是一个“空间化”的时间格式，我们在其中安置一切事情的位置，就好像时间是一个预先存在的流动空间。
与内向的意识时间有所不同，经验时间是外向时间，是与外部事情的关系，经验时态只有两个：昔与来，即已经发生的事情和预期中的事情。昔与来并不等于过去与未来，也不是时间直观形式，而是关于事情的记忆与预告的形式，所有属于“昔”的事情无论处于过去的哪个时段，都与此时此刻等距离，对于“来”也一样，所有预期都与现在等距离，比如说，过去不同时段里发生的事情同样“仿佛在眼前”。“昔”意味着需要铭记的经验所定义的过去，“来”则是基于已有经验对命运的预期。究其根源，甲骨文“昔”的字形为
，上部是水波纹，下部为日。通常认为，“昔”之图形暗示了对过去大洪水的记忆。
可以想象，对于中原初民，曾经的大洪水是何等深刻的印记，于是，“昔”标志着对过去大事的经验记忆。甲骨文“来”的字形为
，是农作物的象形，通常认为可能是麦子。
谷物的生长意味着可以期待的收获，或者说，劳动就有可期待的未来，因此，劳动建构了一个关于未来的新概念：未来即可期待的可能性。“可能的未来”区别于如期兑现的“必然的未来”，日出日落的明天无需与人商量，无论是否期待，都将如期而至，而麦子是个事先张扬的预告，如果没有得罪天公、蝗虫和龙王，愿望就会变成现实。因此，麦子所定义的未来概念意味着命运，而命运形成历史。
在政治经验的基础上，又有了历史时间：古与今。古今的历史时态有别于自然时间，因为古今之分与过去和现在之分并不重叠，甚至不一致。古今表达的不是时间上的过去和现在，而是制度的新旧之分，或者秩序的新旧之分。甲骨文的“古”字，最早为
，后来为
，上部竖形之原义是十，所以后来转化为十字形，意思是立中。根据冯时的分析
，乃源于立表测影，是表达中心与四方之图形。古字下部为口，口言之事皆为前事，与十字结合，意思就是：口言四方之前事。可见，被人传说的曾经存在而今天不存在的事情就是古；甲骨文“今”字为
，象征木铎，即古时一种木舌铜铃，王者或令官用来发号施令
。颁布新法令的时刻就是“今”，意思是：从今往后必当如此。可见，“今”的意义不仅是此时，更是以作开来的新旧临界点。既然“今”意味着一种新生活或新制度之创制，那么，“今”就意味着作为历史时态的“当代性”，而不限于作为意识时态的“现时”。“今”的概念甚至比“当代性”具有更多的丰富含义，在当代性之外，“今”还蕴含“未来性”，因为“今”要求新秩序的延续性。只要能够一直维持一种制度或一种精神的当代性，未来就一直属于“今”。
“古与今”都是根据“作”而定义的历史时态，分别指称过去完成的制度创制和现在进行的制度创制，因此与“过去与现在”的意识时态或“昔与来”的经验时态之间存在着时间错位。如果一种生活尚未发生制度性的改变，没有新“作”，那么，即使在时间上是现在时，在历史时态上却仍然属于“古”。这意味着，以古今概念去定义历史时态，则一段自然时间可以很长而其历史很短，或相反，一段自然时间很短而其历史很长。如果一个制度或一种集体精神一直不变，也就一直具有“今”的状态即当代状态。比如说，对于西方而言，圣保罗开创的普遍主义传统至今就仍然是一种处于活跃状态的精神模式，因而具有当代性，阿兰·巴迪乌论证过这件事情。
[5]
就中国之古今而言，到目前为止，中国有过三次古今之变。首先是三千年前周朝创制了“天下体系”，即一个包含数百个国家在内的“世界性”政治制度
；其次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放弃天下体系，改制为“大一统”国家制度，这个制度持续了两千多年；第三次古今之变是始于清末的现代中国，这是一直尚未定型的现代性之“今”，因此，百年来中国为之困扰的各种问题依然如新。近数十年来，全球化游戏又将现代中国深深卷入作为“全球性”的另一种“今”，于是，中国身处两种“今”的历史时态之中。目前世界又正在发动高科技的革命，这是一个最新出现的“今”的维度。
“作”蕴含未来性。只有当一种存在有着未来性，即有着变化的可能性，这种存在才是真实存在，否则，或者是一个在时间之外的纯粹概念，或者是拥有所有时间的神。只有真实存在才具有生命和生长的能量，也因此才产生需要思考的存在论问题。我们之所以无法讨论存在，如前所论，是因为存在的全部消息就是它本身的重言式，即“being is being”，除此之外，存在没有给出任何消息。只有存在于时间中的真实存在才构成可以思考的问题，《周易》就试图建立一种关于时间中存在的形而上学，只讨论变在，而不讨论存在，因此，《周易》形而上学的对象就是不断变化的“道”，而不是永无变化的“存在”。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周易》的存在论问题是“生生”，也就是“如何继续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继续存在”这个问题，那么，“存在”的问题就是无意义的。继续存在意味着未来性，没有未来性的存在就没有问题。生生，即继续存在，是人类一切所作所为的目的，也是一切所作所为的意义界限，只要某种作为违背了生生的目的，就变成对生生的否定，就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事情。
一种能够创造历史和未来的“作”必定开拓了某种可能生活。汉字是象形文字，古汉字往往保留着“事”的原型，而原型必定隐藏着生活的要义。甲骨文的“作”字为
，其最初象形之原型是什么？从卜辞的用法看，主要用作制作、建立、建造之类的动词，与后世所指“创制”的意思一致。由此可以想象，能够选中成为“作”的原型，必是创造了生活所需事物的大事。徐中舒推测，作字的图形乃是“作衣之初仅成领襟之形”
之象形，表示制作衣服。这是一种可能性。不过，同样从图形相似性上看，似乎更有可能是以农具耕地之动作象形，
的图形类似以耒耜挖土的动作，即脚踏横木向下用力之动作，或可能是以犁铧开地之动作，总之与耕田的劳作有关。衣食二者皆为生活之本，都是文明早期极其重要之创作，因此都是可能选项。如果一定要从中选择，我倾向于农具耕作动作之象征，理由是，农耕之事在生活中的地位似乎更为显要，农耕“创作”了谷物的生长，应该是初民最容易联想到的典型创作，而且，与生长有关的行为更接近“作”的关键意义：创制未来。
就社会生活而言，“作”创作了某种制度或技术而定义了一种新的生活，如果在形而上意义上说，“作”创作的是未来。当然，并非所有人为的事情都可以被称为“作”。“事”指人们有意图的一切所为，或者说，所有具有意向性的行为都是“事”。“作”的所指范围则小得多，必须是对存在方式或生活形式的立法之事，才称得上是“作”。《周易》有关于早期文明的伟大之“作”的综述，罗列了从物质技术到精神制度的发明，包括形而上的概念—意象系统（八卦）、渔猎的网、农耕工具、贸易市场、政治制度、语言文字、舟船马车、房屋居所、棺椁墓穴等发明。
《尚书》
《韩非子》
《管子》
《吕氏春秋》
《淮南子》
《世本》
等古书也同样记载了远古的类似重大发明，包括政治制度、天文历法、安全居所、火的使用、种植业、渔网、车马、文字图书、陶器用具、刑法、城堡、音乐、乐器、地图、医药、兵器、礼服、鞋履、舟船、牛耕器具、市场，等等。从以上古史记载的“作”来看，古人的创制都创造了有利于人类生生不息的未来。在古代社会，生存是根本问题，一切创造，无论是工具还是制度的创制，都是为了提高人的生存机会。
现代以来的“作”与古代大不相同，现代技术都是征服自然之作，不仅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甚至为了避免劳动，尽量把劳动的概念从生活中分离出去。已经有许多思想者批评过现代技术的危害，但有更多的人支持现代的技术进步，对此无需多论。我们这里的疑问是：现代技术发展是否正在违背甚至危及生生不息的原则？如果不能一概而论，那么是否意味着，现代技术可以在价值上进行分类？可以明确哪些现代技术是有害的或是有益的？由此马上就会引出许多难以判断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是好？对谁好？哪个方面好？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现代大多数技术都是好坏参半的事情，似乎存在着从好处为主到坏处为主的连续下行线。可以说，现代技术中的最好成就属于拯救了无数人生命的现代医疗和医药，这一点几乎无争议。其次好的成就应该属于改善生活条件的技术，包括自来水、暖气、抽水马桶、洗衣机等，这些技术明显改善了生活和卫生条件，对此也少有争议。现代教育系统和文化工业，似乎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平均知识水平，但其副作用不可忽视，比如说把知识变成了生产而导致知识和经验的模式化和庸俗化。现代最突出的技术景观是工业，包括汽车、火车、飞机、轮船以及所有种类的生产机器，工业创造了百倍甚至万倍于人力的生产力、运输能力和服务能力，几乎人人因此受益，但工业技术也同时带来不亚于福利的祸害，不仅是对环境的破坏，同时也是对心灵的损害，因此工业属于有争议的技术成就。以互联网为万能平台而展开的信息、知识、人际交流和物流世界，开始时只是附属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但现在的现实正在变成虚拟世界的附属世界。人类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互联网世界里，但也正在失去心灵，或者说，心灵被互联网体制化了，不再是精神的原产地，而变成了信息的中转站，互联网技术是好是坏，就很难判断。完全没有好处而只有坏处的现代技术当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以及最新的人工智能武器。最具反讽性的是，人类最感兴趣的现代技术是先进武器，因此在武器上投入了最多的研究资金和最大的技术努力。以上现象透露了现代技术的两个基本性质：战争与躲避劳动。这两个现代技术的特征显然违背了生生不息的原则。在今天，技术的危险正在逼近临界点，正在逼近否定文明甚至自取灭亡的极限。
现代以来，技术发展不断成功地宣告人类主体性创作未来的主权，然而今天的技术发展却预告了未来的终结，甚至预示了人类自取灭亡的可能性，就是说，未来的技术发展很可能不再保卫存在，而变成一种否定存在的方式。未来成为了存在的首要难题。在此可以意识到《周易》的预言性，即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是“变在”而不是“存在”。
既然未来是属于“我作”的一个存在论问题，那么就必须明确“我作”的存在论限度。《周易》已经指明，“生生”就是一切“作”的本意。我们可以再次明确，生生，即继续存在，是任何“作”的存在论界限。如果一种“作”终止了人类的继续存在，就是人类的自我否定，相当于自杀，这是理性无法解释的一种存在的自相矛盾。在此可以理解加缪何以断言“自杀问题”才是哲学的第一问题。一个人的自杀可以有理性的理由，因为一个人可能遭遇到无法接受的“外部性”（externality），但是人类的自杀就没有任何理由了。
当然，今天的技术发展在意图上并非否定人类的存在，但在实际效果上蕴含着对人类存在的否定，所以我们需要反思“作”的存在论界限。人类数千年来的存在经验正在发生无法接续的断裂，如果经验无法继续延伸，就意味着未来将变成一个绝对陌生的状态，包含完全不可测也不可控制的变化，未来也就变成不可信任的赌博。在今天已经形成并且未来将继续发展的人类“未来赌博”中，最为突出的是后现代金融资本主义，还有以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
有两种荒谬的赌博。一种赌博是买卖未来的游戏，未来尚未存在，下注的未来只是一个可能性，无人能够保证它在将来能够变成真实存在，因此，买卖未来实际上是在买卖不存在的东西；另一种赌博是赌生死。搏命的极端游戏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有着理性的理由，即如果不搏命就必定死。除此之外，任何理由都是非理性的。赌博是一种伪装为游戏的“反游戏”，因为赌博赌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奇迹”，而不是遵循规则的可能结果。维特根斯坦说明了，一个有意义的游戏必须是遵循规则的活动。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广义上去理解游戏，把一切博弈都看作游戏，即博弈论意义上的游戏。博弈论的游戏可以是有规则的也可以是无规则的，比如说，自然状态下的“霍布斯丛林”游戏就属于无规则游戏。但自然状态游戏并不是赌博，自然状态虽然无规则，可以不择手段，但仍然是理性的，因此，自然状态能够慢慢地积累起可信经验，逐步形成博弈的稳定均衡，最后形成可信的游戏规则和社会制度。但是，真正的赌博只有概率，而且，在非常复杂的条件下，赌博的成功概率微乎其微，这意味着，赌博与理性、规则和可信经验完全无关，只与非理性的“奇迹”有关，这显然违背了游戏的概念。
当代经济的基础是金融资本主义，早已不是产业资本主义，其中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按照史正富的分析，就是货币从因变量变性为自变量。
这个变化完全改变了经济运行的游戏性质，使当代经济变成了最大的赌场。自从货币不再反映人类的实际财富，而只是集体信心的函数，只要能够以欺骗的方式制造出市场信心，就可以不断发行远超实际财富的货币，因此，人类在数字上拥有的财富中的大部分是虚假存在，而买卖虚假存在就是一种赌博。从股票证券市场到数不清的金融衍生品，都是集体非理性的赌注，它们指望着缺乏相等实物抵押的虚幻未来。当代经济的赌博在实质上就是买卖不存在的未来，在幻象破灭之前，数字财富是“真实的”，但一旦破灭就不复存在。因此，当代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始终存在着崩塌的危险，这个高风险的经济基础需要经济不断增值才得以维持数字价值的信心，而经济的增值又依赖技术对未来的许诺，所以人们特别寄希望于技术的进步，指望高科技能够在未来解决一切问题，指望未来能够支付今天所有预支的亏空。预支未来成为了当代的存在方式，问题是，那个未来未必存在。有趣的是，在金融市场上，人们经常以“做空”来打击对手，但以未来为赌注的当代社会整体却集体性地选择了“做多”，这种“做多”的信心主要来自高科技的发展。
现代人相信技术能够无限进步，不断创造奇迹，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是，技术的进步是否永远都是有利于人类的，却是一个严重的疑问。现代以来的技术发展之所以是成功的，是因为它尚未触及技术的存在论边界。但是，现在的技术发展正在开拓一个超出人类控制能力的未来。一旦出现了无法控制的技术就等于进入了赌博模式。目前，人类的高技术发展就正在走向无法控制的技术赌博，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毫无疑问，高科技有着极大的好处，这种诱惑使人容易忽视其致命的危险。基因技术可以改善生命，人们期望基因技术能够治疗一切疾病，改善人的能力和智力，乃至改变基因而达到长生不老。但问题是，生命是极其精密的自然设计，其中有着极其复杂的配合和平衡，因此无法判断修改生命的设计是否会引起不可预料的灾难性突变。人工智能也同样危险，甚至更危险。尽管目前的人工智能仍然属于图灵机概念而尚未出现风险，但是，如果将来真的出现了超级人工智能（ASI），即拥有超级能力和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那么就等于人类为自己创造了高于人类的统治者而把人类自己变成奴隶。更危险的是，超级人工智能是否需要人类继续存在，这仍是未知数。即便超级人工智能像仁慈的神一样看护人类，我们仍然有理由去怀疑创造一个统治者的意义。无论超级人工智能如何对待人类，人类都将失去存在的主权和精神价值，即使能够存在也是精神死亡。我们无法预料超级人工智能会如何对待人类，就像无法猜想神会做什么。
未来的高科技所开启的是一种完全无法控制的未来，人类技术之“作”已经进入了赌博模式，未来正在从“作”的概念里逃逸出去，不再是人类存在经验的延续。当“作”变成了赌博，就已经触及了人类的“存在论限度”。根据古人的忠告，生生原则是任何“作”不应该逾越的最后界限，即技术发展不能包含毁灭人类自身或毁灭文明的可能性。简单地说，人类的存在方式不能变成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