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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思想界有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统治英语世界的“分析”哲学传统与统治欧洲的“大陆”哲学传统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或分裂。在许多人看来，前一传统似乎远离了令所有思想者挂怀的那些大的精神问题——生活的意义、人性的本质、好的社会的特征等等，转而沉迷于对语言进行逻辑或语言学分析过程中特定的技术问题。哲学在这里显得像是一门科学，特点是方法清晰，在“结果”的表述和吸收上能够协作性地、累积式地进步，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它完全脱离了没有被少数狭窄的专家所顾及的、一般人真正关心的核心哲学问题。于是，研究哲学的传统核心问题的任务就落在了大陆思想家身上。但在更具分析倾向的人看来，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似乎全然不顾方法的清晰以及协作性的、累积式的进步，而是故意或存心使用晦涩的语言，它更像是对语言的一种诗意运用，而不是逻辑的论证式的叙述。C.P.斯诺曾经指出，在科学家的文化和“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这两种相互对抗（而且相互无法理解）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分裂，分析传统与大陆传统的分歧正是这种更为一般的分裂在专业哲学界的一种表达。
20世纪30年代初，这种基本的思想分歧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鲁道夫·卡尔纳普针对“形而上学的伪命题”发起了众所周知的攻击。卡尔纳普是逻辑经验主义者的维也纳小组的领袖之一，他积极鼓吹对哲学采取新的科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明言要与伟大的形而上学传统彻底决裂。在论文《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克服形而上学》中，卡尔纳普特地挑出马丁·海德格尔作为当时形而上学的代表，然后集中考察海德格尔那个臭名昭著的命题——“无本身无着”（Das Nichts selbst nichtet），把它当作一种形而上学的伪命题的范例。在卡尔纳普看来，这种典型海德格尔式的命题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因为它违反了语言正确的逻辑结构。而在海德格尔本人看来，这样一种诊断当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它源自后来所谓分析传统中典型的对逻辑的错误迷恋。
也许现在在我们看来，卡尔纳普与海德格尔就“无本身无着”所产生的冲突稍显荒谬：一方笨拙地表述着貌似深奥、其实几乎无法理解的看法，另一方则学究式地将这种说法付诸似乎全然不当的逻辑审查。因此，很难看出它可能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开始写现在这本书时，我惊奇而兴奋地得知，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发起的论战与20世纪初哲学思想的一个广为人知的重要事件密切相关，那就是1929年海德格尔与恩斯特·卡西尔之间进行的著名的达沃斯辩论。因为事实表明，卡尔纳普出席了海德格尔与卡西尔的辩论，与海德格尔在达沃斯作了会面和交谈，而且在回到维也纳时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曾经深感兴趣。接着，作为这一经历的余波，卡尔纳普写下并直接递交了《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克服形而上学》的初稿。那时正值30年代初，在极不稳定的政治气氛中，他正力图在欧洲找到一个教授职位。后来发生的情况也许并不令人惊讶，卡尔纳普的批判中的关键议题（无论是对他还是海德格尔）都被赋予了社会和政治含义，反映了魏玛共和国晚期深刻而普遍的文化斗争。事实上，就在纳粹1933年掌权不久（众所周知，在此期间，海德格尔担任了弗莱堡大学校长，公开拥护新的纳粹政权），卡尔纳普和卡西尔都移民到了英语世界，海德格尔则是唯一活跃在欧洲大陆的一流哲学家。
我希望在本书中表明，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达沃斯的相遇对于我们理解随后产生的所谓分析哲学传统与欧陆哲学传统的分裂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这次相遇之前还没有这种分裂，至少在德语思想界是如此。逻辑经验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新康德主义以及海德格尔新的“生存论-解释学的”现象学变种其实都在经受一系列哲学交流和斗争，都在关注当时席卷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那些革命性变化。关于这些革命性变化的解释和意义，不同的哲学运动当然彼此之间意见并不一致且时有冲突，但它们仍然在讲同一种哲学语言，而且积极研究一些共同的哲学问题。不仅如此，既然达沃斯辩论本身关乎新康德主义的命运以及对康德哲学的恰当解释（海德格尔将与卡西尔关系紧密的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当作他的主要目标），我还希望表明，认真关注这三位哲学家的思想如何以不同方式由共同的新康德主义遗产沿着泾渭分明的方向发展，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看清楚分析/欧陆分野的本质和来源。
本书通过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性事件，呈现了20世纪普遍存在于分析哲学传统与欧陆哲学传统之间的分裂。通过从三位主人公的不同视角考察达沃斯的相遇，我希望我们能够获得一种特别有启发性的视角。特别是，我们将会看到，逐渐由卡西尔所阐明的相对而言不那么为人所熟知的哲学立场如何能被视为一种英雄之举，试图在越来越宽的鸿沟之间架设桥梁，鸿沟的一方是卡尔纳普所拥护的以科学为导向的哲学研究方法，另一方则是由海德格尔所代表的从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向来推进哲学的明确尝试。将卡西尔整合的尝试与卡尔纳普和海德格尔的近乎两极的立场相对照，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可能性和动力以做出类似的英雄之举。尽管卡西尔留给我们的材料可能无法让我们满意，但如果不能更好地理解和评价其深广而综合的哲学思想风格的力量和弱点，很难想象我们会取得什么进展。
通过以这种方式关注三位特定的哲学家和一个特殊事件，我当然不妄图对分析/欧陆之分野的历史背景或哲学意义给出一种完备而全面的解释。要想完整地论述这一历史背景，显然需要更加关注后康德时代唯心论的发展，以及19世纪对它的重要反动，比如在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中。而要想完整地论述这种分裂的哲学意义，显然也需要包含比目前多得多的20世纪哲学家。事实上，即便是关于我所详细讨论的这三位哲学家，也仍然有许多重要的东西被遗漏。比如就卡尔纳普来说，我特意强调了新康德主义对其思想的影响，而没有顾及来自维特根斯坦、罗素、经验论传统、甚至莱布尼茨等人的其他种种影响。就海德格尔来说，我也强调了其思想的康德的和“先验的”维度，而没有顾及源自他对古希腊人解读的真正存在论的关切（“存在问题”）。通过强调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对卡尔纳普和海德格尔的影响，他们与卡西尔的比较也变得更为方便。
由于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达沃斯的相遇将哲学注意力（至少暂时）集中在新康德主义在20世纪初的命运上，集中在对康德学说的恰当阐释，特别是康德知性的逻辑能力与感性的想象能力之间的关系上，因此，我的目标是从这一串特殊哲学问题的观点出发，尽可能地说明分析/欧陆之分野。同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看似晦涩难解的哲学问题是如何与当时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最终导致了1933年的知识分子大移民，从而对我们的两大哲学传统（无论是语言上还是地理上）的孤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正如前面所说，我是在（从托马斯·于伯尔那里）得知卡尔纳普出席了达沃斯辩论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做这项研究的。我当时写下的初稿内容大致是现在的一半，然后我将它交给朋友和同事们审阅。同时，我还基于这一初稿在几所大学做过讲座，包括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西安大略大学、北伊利诺伊大学和圣母大学。其间我从多位听众那里获得了宝贵建议，特别是Sandra Bartky，Susan Cunningham，Theodore Kisiel和Lynn Joy。Peter Gordon还就整个初稿提出了非常宝贵的书面意见。1996年，名为“克服形而上学：卡尔纳普与海德格尔”的这份初稿的节略版发表于R. Giere and A. Richardson，eds.， Origins of Logical Empiricis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感谢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惠允在本书中重印这篇论文的大部分内容。在90年代中期，我在海沃福德学院、西北大学、匹兹堡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讲过该论文，同样要感谢那时给我提出意见的人，特别是Kathleen Wright，Kenneth Seeskin，James Conant，John Haugeland，Hans Sluga和 Richard Rorty。
关于卡西尔，我尤其要感谢John Michael Krois。我和他于1994年结识，我从他本人关于卡西尔以及达沃斯辩论的工作中受益甚多，感谢他就本书的倒数第二版所提出的建议。在完成这项研究（包括弄到卡西尔专门讨论逻辑实证主义的迄今尚未发表的手稿的副本）的过程中，我自始至终受到他慷慨的鼓励。
特别感谢André Carus，不仅是因为他鼓励我在Open Court出版公司出版本书，而且也因为他就本书的倒数第二版向我提出的极为详细和认真的评论，包括各种哲学的、组织的、文体的和语言方面的问题。我相信由于这些意见，我已经大大改进了本书；当然，对于这些方面余下的任何问题均由我负责，特别是在他的建议偶尔被我忽视的地方。
最后，感谢Frederick Beiser，Graciela De Pierris，Gottfried Gab-riel，Alison Laywine，Alan Richardson，Thomas Ricketts，Werner Sauer和Brigitte Uhlemann所提出的意见、建议和技术帮助。感谢Scott Tanona制作了索引。
在引用时，我先是引用德文原版的页码，再在括号里注明参考书目中给出的英译本的相应页码。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德文本页码可以在英译本边缘处找到。在这些情况下，我只引用德文本页码。在引用康德著作（在参考书目中没有特别列出）时，我一般只引用相关著作的标题（或许也带上章节标题或其他子标题）。有个别提到《纯粹理性批判》的地方引用的是第一版（A版）和/或第二版（B版）的标准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