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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市场经济时，有些人认为，市场经济虽然有不少好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则是难以避免的。他们一方面赞成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却又把市场经济同通货膨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担心一旦转入市场经济轨道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市场经济与通货膨胀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市场经济是否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中国现阶段所发生的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确是值得探讨的。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是不会发生通货膨胀？有些赞成计划经济体制的人常常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们举例说，除了20世纪60年代初有过通货膨胀而外，在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为止的很长时间内，中国不曾发生过通货膨胀。而转入市场经济轨道后，通货膨胀就接连发生了。这些人，即使并非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有所留恋，但至少是不了解市场经济体制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不了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所以对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应当从这里谈起。
通货膨胀，不管是需求过大引起的，成本上升引起的，还是结构性原因引起的，都可以归结为较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也就是归因于商品的短缺和货币的过多。通货膨胀有两种形式，一是公开的通货膨胀，直接反映为物价有较大幅度上涨，二是隐蔽的通货膨胀，从表面上，物价并未上涨，但有价无货，凭证供应，排长队购物，同时出现黑市交易与地下价格。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两种形式的通货膨胀可能并存，但以隐蔽的通货膨胀为主，有时还伴随以公开的通货膨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既未能解决商品短缺问题，又未能解决投资规模失控问题，因此，通货膨胀问题也就始终未能解决。长期生活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居民，对这些应当是深有体会的。从50年代后期起，由于布匹、棉花、食用油料的供应不足，不是一直发放布票、粮票、油票、肉票，凭证供应吗？这不是隐蔽的通货膨胀又是什么？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即使通货膨胀存在着，但只有一种形式的通货膨胀，即公开的通货膨胀，至于隐蔽的通货膨胀，则不再出现了。
从这里可以了解到两点：第一，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商品不足和投资规模失控，通货膨胀难以避免，但由于以隐蔽的通货膨胀为主，所以不少人虽然身受通货膨胀之苦，但感觉不很明显，而误以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内未曾发生过通货膨胀；第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应付隐蔽的通货膨胀，困难显然大得多。这是因为，隐蔽的通货膨胀以政府严格控制价格为条件，而只要政府严格控制价格，生产者就缺乏增加供给的积极性，商品短缺现象就缓和不了。为了调动生产者增加供给的积极性，政府就需要放松对价格的控制，这样一来，公开的通货膨胀又成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形式了。于是政府不得不费尽脑筋在隐蔽的与公开的两种通货膨胀之间进行选择，而往往偏重于选择隐蔽的通货膨胀，以便取得表面上的社会经济“稳定”。所以隐蔽的通货膨胀成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通货膨胀既来自供应不足，又来自投资失控，与传统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体制有较大的可能来解决供应不足与投资失控问题，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则不容易解决这些问题。
前面已经指出，通货膨胀可以归结于商品的短缺和货币的过多，商品为什么会短缺？货币为什么过多？供应不足才会导致商品短缺，而投资失控，又必然引起需求过旺，引起货币过多，这样，问题就转到了企业作为利益主体这方面来了。
要知道，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实际上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不自主经营，不自负盈亏，企业的积极性不足，商品供应也就不足。同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主体没有自我约束机制，投资效益差，投资迟迟形不成生产能力，而且投资结果所生产出来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社会所需要的。可见投资需求之所以控制不住，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企分开了，产权明晰了，企业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了，一方面，企业面向市场生产，生产积极性高，供应不足的问题可以缓和下来；另一方面，企业有自我约束机制，投资讲究效益，并且会让投资迅速形成生产能力，而不会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投资失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缓和。这一切表明，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有自我约束能力，从而经济本身有较大的抑制通货膨胀的能力。
不仅如此，如果经济中出现了通货膨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宏观调节易于收效，而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宏观调节却难以取得效果。
本书“导论”中已指出，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世界上任何实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都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以避免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差距过大。但是，有效的宏观调节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企业只不过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宏观调节缺乏合理的微观经济基础，企业不能按照利率、税率、汇率的变动来调节自己的经济行为，因此在发生通货膨胀时，即使国家进行宏观调节，也往往没有成效。市场经济体制下则是另一种情况，这时，企业有了自我约束机制，宏观调节也就有了合理的微观经济基础。发生通货膨胀时，国家采取提高利率和提高税率等措施，可以促使企业调整投资规模，调整公共消费支出，调整工资奖金数额，以达到宏观上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
我们不能断言市场经济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也不能断言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在市场经济国家，如果财政支出过大，货币发行过多，同样会发生通货膨胀，甚至会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世界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但我们可以说，如果一国经济中出现了通货膨胀，那么，与计划经济体制下难以消除隐蔽的通货膨胀和难以采取有效的宏观调节措施来缓解通货膨胀的情况相比，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采取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节比较易于收到成效，因为宏观调节已有了合理的微观基础。
现阶段中国发生了通货膨胀，而且是公开的通货膨胀。这是什么类型的通货膨胀呢？在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通常把通货膨胀分为需求拉上型的、成本推进型的、结构型的三类。这种分类方法尽管仍有不完善之处，但大体上适应于对市场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的分析，并有助于根据通货膨胀类型的不同而制定抑制通货膨胀的对策。然而，正如前面说过的，由于中国过去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因此现阶段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通货膨胀，可以称为体制型的通货膨胀。
体制型的通货膨胀虽然也具有需求拉上型、成本推进型、结构型通货膨胀的某些特点，而且需求过旺、成本急剧上升或结构性失调都会引发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的根源却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说，无论是需求过旺、成本急剧上升还是结构性失调，都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密切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市场经济国家经常采取的宏观经济调节措施在中国现阶段只是对付通货膨胀的治标办法，而非治本之道。
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节措施无非是提高利率，缩小信贷规模，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等。必要时，政府还可以限制物价上涨率，限制工资增长率，乃至短期冻结工资与物价。为了抑制结构性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实行差别利率、差别税率或差别性的财政支出等倾斜措施。在中国现阶段，如果宏观经济调节得当，不是没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在经济体制尚未真正转轨的条件下，它们即使有一定的效果，那也只是治标而非治本，通货膨胀的根源依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那些宏观经济调节措施的效力将会递减。
中国现阶段的通货膨胀之所以是体制型的通货膨胀，可以解释为：需求过旺的根本原因在于旧投资体制下投资主体只有投资冲动而不承担投资风险，信贷失控的根本原因在于借入的一方不自负盈亏，不感到有真正的压力，贷出的一方不是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商业银行，不能根据效益原则来发放贷款，而中央银行又没有成为自主执行货币政策的“银行的银行”。至于结构失调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条块分割、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企业既不自主经营又不自负盈亏。可见，宏观经济调节措施不能触及经济体制方面的要害问题，它们只可能是治标的办法，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就抑制通货膨胀而言，宏观经济调节措施至多只能从总量的控制上起到暂时的作用，既无法有效地实现结构调整的任务，更难以从经济体制上消除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源。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现阶段的中国，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果不致力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而单纯追求发展速度，那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绝不应当归因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只能归因于改革的不够和不彻底，归因于旧体制的作怪。这是因为，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应是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只要企业经营机制尚未转换，就意味着经济改革的攻坚战尚未开始，怎能认为通货膨胀是由市场经济引起的呢？换言之，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把深化企业改革作为改革的主线，使企业真正成为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背离这样一条改革的主线，不仅无法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去，而且体制型的通货膨胀也是很难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