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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改革总的走向时，必须先从理论上对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比较，弄清楚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造成的障碍，弄清楚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以及弄清楚经济体制转轨的有效途径。本书是一部讨论中国经济前景的理论著作，它以“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命名，正是为了强调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产权制度的重新构造与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化，突出股份制改革在现代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中的作用。
我在《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曾经指出，市场之所以能够在经济运行中充当第一次调节者的角色，市场之所以对于经济的过度扩张或过度收缩有自行调整和纠正的作用，是同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一个更为重要的或更为基本的前提则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这里所说的微观经济单位，包括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和企业。
我们可以把微观经济单位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单位，一类是不具有充分活力（直到完全缺乏活力）的微观经济单位。微观经济单位具有充分活力，以它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各种投资机会的选择和生产经营方式的选择，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税后利润的分配，并且需要自己承担投资和经营的风险为前提。这样的企业就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样的个人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独立参加市场活动的交易者。如果微观经济单位不符合这些条件，它们必然不具有充分活力，直到完全缺乏活力。
在均衡条件下，微观经济单位无疑具有充分活力，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完善的市场。需要分析的是，在非均衡条件下，微观经济单位是不是必然不具有充分活力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在《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中，把经济的非均衡区分为两类。我认为这是我在经济非均衡研究中不同于其他学者的基本论点之一。
第一类经济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或超额供给都存在，需求约束或供给约束也都存在，但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它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
第二类经济非均衡是指：除了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以外，更重要的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不具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它们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或者没有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或者受到封建的或准封建的关系的严重束缚。
既然经济的非均衡分为这样两类，于是可以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上述第二类经济非均衡。通过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新体制之下，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投资和经营的自主权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这时的经济非均衡，可以归入上述第一类经济非均衡。
在均衡条件下，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市场调节之所以能够有效，即市场之所以有可能不让任何一种无效的资源投入持久化，归因于两个条件：第一，市场是完善的，价格是灵活的；第二，微观经济单位能够按照自身的利益进行交易活动。我们应当把微观经济单位具有充分活力这个条件看成比市场完善这个条件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主要是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让微观经济单位具有充分活力，则是为了解决市场活动参加者的利益、责任、刺激、动力问题。如果微观经济单位没有充分活力，不能利用完善的市场和灵活的价格来进行交易，它们缺乏合理组合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主动性、积极性，又不承担资源配置不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那么即使市场完善了，价格灵活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仍然是有限的。
当前的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在第二类经济非均衡条件中，市场调节取得效果的两个条件（市场完善和价格灵活；微观经济单位有充分活力）都不存在。这样，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市场调节作用就受到限制。一方面，微观经济单位既缺少动力和刺激，又缺少压力和责任感。明明是有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从而也是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微观经济单位却可能无动于衷，不屑去做；明明是不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从而也是促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的，微观经济单位却可能照常去做，甚至乐意去做。另一方面，由于微观经济单位的生产经营要受到行政部门的限制，微观单位必须按行政部门的命令行事，因此，即使某些微观经济单位关心生产经营的利益与损失，并且希望按照利益原则来调整自己的资源投向和资源使用方式，但它们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决定了它们难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原则去做。这样，即使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低，市场对此也无能为力。
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经济的均衡状态只是纯理论的假设，现实的中国经济中存在着经济的第二类非均衡。这就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对于经济发展的迫切意义，说明了企业具有充分活力对于经济顺利运行的迫切意义。通过对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分析，可以得出有关中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论断：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企业体制改革为主线，即以赋予企业以充分活力作为改革的首要任务，并通过这一改革，使中国经济早日由第二类非均衡状态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状态。
第二，假定不以企业体制改革为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总想在企业尚未具有充分活力的第二类非均衡条件下就进行放开价格的改革，不仅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反而会使价格轮番上涨，使资源配置的失调状况加剧。
第三，在企业尚未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场合，政府调节作用是受限制的。如果政府不能引导企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自行调整供给与需求，而只能单纯地用紧缩需求的方式来缩小资源缺口，或者只能单纯地用直接投入和直接分配的方式来实现供求的暂时平衡，那么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停留在极不合理的第二类非均衡状态之中。
使中国经济摆脱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实际上就是指在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
关于市场经济的争论，在中国历时已久，只是在1992年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争论才告一段落，经济学界如今已经普遍认识到，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它本身没有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同义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也不是同义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但是，只要是市场经济，那就都是按市场经济规律配置资源、以竞争和选择作为特征的经济，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都一样。如果要有区别，区别在于：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市场经济规律配置资源，另一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或资本主义条件下按市场经济规律配置资源。
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所要建立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以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基础上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它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别。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区别，则可以简单地归纳为：
第一，从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来看，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是政企分开、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企业，企业有充分的活力，有自我成长与自我约束的机制，投资主体是明确的，产权是清晰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承担着投资风险和生产经营责任；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则是政企不分、不自主经营和不自负盈亏的企业，企业成为行政部门的附属物，既不承担投资风险和生产经营责任，又不具有自我成长与自我约束的机制，因此企业没有生气，没有活力。
第二，从经济运行方式来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运行方式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生产，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和供求情况来配置资源和重新组合资源，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大，市场主体的选择性也大，所有的交易者都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在竞争中发挥自己的优势；然而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企业作为行政部门的附属物，按上级主管机构的指令进行生产，资源按照上级主管机构制定的配额分配，配额不仅排斥了竞争，排斥了选择，而且还大大限制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重新组合。
第三，从经济运行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来看，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政府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发挥宏观调节作用，而政府的宏观经济调节和对市场的管理，将引导市场健康地发展；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被否定的，由于企业缺乏自我成长和自我约束的机制，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节作用不可能取得明显的效果，从而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占据着主要的位置。政府把许多本来应当由市场去实现的事情包揽到自己身上，如直接制定价格，直接规定产量、产值、品种、销售地域等。
第四，从经济运行的规则来看，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经济的活动以法律为依据，任何单位（包括企业、个人和政府机构）的经济活动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界限之内进行，从而经济秩序是正常的，交易者是受到法律约束的，而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由于政府直接主持着资源的分配和价格的制定，把企业变为行政部门的附属物，所以经常出现的是，“权大于法”、“长官意志大于法”等不正常现象，经济秩序往往被扭曲，经济活动也就不可能正常地进行。
第五，从指导思想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完全不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导思想是：政府有能力直接配置资源，直接规定产量与价格，只是由于政府目前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政府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需要由政府让出一块地盘给市场，让市场起着拾遗补缺的作用，比如说个人服务业、零售商业、小商品的加工制造等，可以由市场来从事。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导思想则是：凡是市场能做好的，就由市场去做；凡是通过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就由市场去解决。政府只做市场所做不到的事情，或市场所做不好的事情。
从上述有关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五个区别可以看出，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冲突的、不能并存的。而作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计划与市场在同一种经济体制之下，则可以并存。例如，正像前面所指出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并不是一概取消市场，不要市场，而是让市场充当“拾遗补缺”的角色；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则让市场起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让计划起高层次调节的作用。
要知道，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存在于中国的经济体制就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结合农村与城市的实际情况采取若干改革措施，中国经济逐渐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今天，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而不等于经济的现实。为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包括深化企业改革，切实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理顺价格关系，建立以市场供求决定价格的价格形成机制；培养完整的市场体系，促进公平竞争；转换政府职能，使政府的宏观调节真正有效；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使市场竞争与企业的成长能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开展；健全法制，使市场经济活动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等。改革的任务相当艰巨。但是，如果不从理论上弄清楚我们将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区别究竟何在，那么势必难以了解从哪些方面着手才能实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
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假设。市场经济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古典市场经济阶段，大约自18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二是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大约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即使是古典的市场经济，也不等同于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仍然起着某些作用。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经济，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现代市场经济，即都是把国家对市场的管理与宏观调节包含在内的市场经济。因此，那种借口不能没有国家对市场的管理与宏观调节，从而不同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观点，既反映了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无知，又反映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应有的留恋。当然，在同意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前提下，在如何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实现，如何深化企业改革以及如何理顺价格关系等问题上，今后仍应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展开学术讨论与交流，这正是繁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所必需的。
长期以来，困扰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短缺现象的存在。不仅与人民生活密切有关的生活必需品需要实行配给制，需要凭证购买，而且，经济一增长，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供应的不足就明显地暴露出来，“瓶颈”的制约使得经济的增长难以持续。这些都是屡见不鲜的老问题。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实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不短缺？全都短缺。那么，为什么短缺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始终未能解决呢？为什么短缺变成了一种顽症，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易越过的障碍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经济中的短缺是资源配置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资源供给的有限除了同自然条件有关而外，在一定程度上仍同计划经济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发达国家中有一些是以自然资源贫乏著称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国家中的商品并不短缺。因此可以认为，造成经济中短缺现象长期存在的基本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不从经济体制上进行认真的、彻底的改革，不抛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短缺现象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当经济增长遇到“瓶颈”制约时，总是习惯地用计划配额的方式来应付短缺。理由是：正因为资源有限，所以必须依靠计划手段，把有限的资源按计划分配给需求各方。在计划配额实行过程中，价格无疑是规定得死死的，产量也是规定得死死的，物资不通过市场渠道来交易，而是用给配额、定指标等方式下拨。表面上看起来，经济秩序有条不紊，实际上经济中的生气消失殆尽，企业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生产者的主动性、积极性也就被扼杀了。想用计划配额来应付短缺问题的国家，没有一个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短缺依然存在，只是通货膨胀变成隐蔽性的，失业也变成隐蔽性的，不仅如此，问题越积越多，最终不得不来一次大爆发，酿成尖锐的社会经济问题。
换言之，依靠计划配额顶多只能掩盖矛盾，维持表面上的“经济按常态运行”。短缺不可能依靠计划配额来加以消除，而只有使经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后，才能逐步消除短缺。这是因为：
第一，要增加供给，就应当千方百计地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企业不自负盈亏，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经营权可言，企业只是根据上级的命令而生产，当然缺乏积极性。至于劳动者，则因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的存在而没有积极性。相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有增加供给的积极性。从分配上说，劳动者的收入与经济效益是挂钩的，这样，劳动者也就有了积极性。生产者（包括企业与劳动者）积极性的增加导致供给的增加，因此市场经济体制下有较大的可能解决短缺问题。
第二，要切实地缓解供求矛盾，消除短缺，所应当增加的必须是有效供给。企业生产量即使增加了，但如果企业所生产的并非市场所需要的产品，是无效供给，那么这种产量增加不仅不会消除短缺，甚至会使短缺加剧，因为浪费了原材料和燃料。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盲目追求产值、速度而不顾市场需要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究其根源，一是企业不自主经营、不自负盈亏、无自我约束能力，因此，企业的产品即使滞销、亏损，企业仍照常存在，照常生产不误，无效供给也就继续存在。二是政企不分，上级主管机构硬性给企业下达生产指标，并以产值作为指标对企业进行考核，于是无效供给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可见，只有转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企业面向市场、面向消费者进行生产，并且自负盈亏、具有自我约束能力，无效供给才会减少，有效供给才会增加，供求矛盾也才会缓和。
第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短缺之所以长期存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定价，而且价格比例很不合理。比如说，长线产品计划定价反而高，短线产品计划定价反而低，于是资源配置必然失调。转入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让市场供求定价，而不由计划部门定价。市场供求定价，不仅可以增加短缺产品的供给，减少长线产品的供给，而且可以调整需求。在这方面，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由于能源价格偏低，从而企业不必节约能源的使用，人为地加剧了能源的供求矛盾，如果由市场供求决定能源价格，能源价格趋于合理，企业也就会节约能源的使用了。又如，重复建设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之一在于原材料价格偏低，制成品价格偏高，因此加工工业的企业就成为重复建设的热点。市场供求定价之后，加工工业的重复建设将会减少，原材料供应紧张的状况也就可以缓和。
第四，计划经济体制下，短缺之所以长期存在，与需求过旺有关。需求之所以一直抑制不住，主要是由于投资需求过大。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投资主体不承担投资风险，不讲究投资效益，于是很可能形成这样的情况：低效益投资、无效益投资难以遏制。或者，投资以后迟迟形不成生产能力，其结果，投资必定失控。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投资主体承担投资风险，它们必定让投资有较大效益，而且投资之后将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需求可以受到抑制。这就从投资需求的角度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在缓解供求矛盾方面不如市场经济体制。
第五，不可否认，某些短缺现象的存在是同资源供给有限联系在一起的，而资源供给有限又同自然条件有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1.如果因自然条件的限制而造成资源供给不足，那么在市场供求定价条件下，稀缺资源价格必定上升，企业将根据这种情况重新调整资源组合方式，或选择代用品，或通过技术改革，以便少用稀缺而昂贵的资源，多用较丰裕而较低廉的资源。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这种重新调整资源组合方式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2.如果因自然条件的限制而造成资源供给不足，那么在市场供求定价条件下，稀缺资源价格必定上升，采用稀缺资源而生产出来的消费品的价格也必定上升，于是就给作为个人消费者的居民户和作为公共消费者的机构以选择的余地，他们就会减少对该种消费品的需求量。这样一来，供求矛盾也可能因需求量的相应减少而缓和下来。
3.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本国货币迟早将成为可兑换货币。如果因国内自然条件限制而造成资源供给不足，稀缺资源的价格上升和采用稀缺资源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的上升将导致国外产品的进口。于是本国就可以用本国相对富裕的资源以及以此生产出来的产品出口，换取进口品，国内的供求矛盾也就可以缓和下来。相反地，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封闭型的经济体制，一个地区、一个生产单位乃至一个国家，都要求做到“小而全”、“大而全”，结果不仅规模效益下降，而且本国的相对资源优势得不到发挥，商品短缺问题也就难以通过本国相对资源优势的发挥来解决。
由此可见，面对着社会主义经济中短缺存在的形势，正确的对策不是依靠计划配额来应付缺口，而是应加快经济改革，使经济体制逐步由传统计划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供求矛盾将趋于缓和，短缺也就不再成为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了。
这里，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会长期存在呢？对这个问题必须进行历史的分析。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是经过革命战争并取得胜利以后建立的。在战争期间，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采用了集中资源并按命令来分配资源的做法。集中分配资源的体制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起过重要作用的。遗憾的是，这种集中分配资源的方式在战争结束后很久仍然被采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之初总是处于被封锁、被隔绝的状态，为了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当时也就采用了集中分配资源，并由国家直接参与大量经济活动的做法。对于这一点，也应当从历史的角度给予评价，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是有一定理由的。
然而，必须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界和广大实际经济工作者的束缚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很多年以来，学术界流行着一种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迷信或盲目崇拜，以至于害怕提及市场经济。这个问题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巡视南方讲话和秋季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才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共识。
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须勇于探索，敢于试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国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才能使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取得成就。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这体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性，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努力吸收世界文明的成果，发展中国经济的第一步目标和第二步目标的确定，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计划与市场看成是两种经济手段而不是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非的标准等科学论述，都紧密地联系中国的实际，切实地符合中国的国情。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计的是一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主要是阐明社会长期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研究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和过渡形式，并积累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建设初期的若干经验，但由于列宁去世较早，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还来不及在他领导下展开讨论。此后，在苏联确立的是高度集中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计划体制。这种体制也被移植到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并对中国经济发生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同志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征，也认识到苏联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弊端，因此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探索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然而，从50年代末起，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大环境中，毛泽东同志却又脱离中国的国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在经济工作中作出了一些错误的论断与决策，从而酿成了国民经济的灾难性后果。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怎样走向繁荣、富强？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应当怎样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这些问题一直未能解决。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以及他所设计的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案，在理论上填补了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空白，并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成果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宝库。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根据这一论述，其他问题也就自然得到了解答。比如说，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长期发展迟缓？因为原有的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为什么要进行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什么要坚持对外开放？为了更好地吸收人类的文明成果，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怎样判断经济改革与开放的是非？用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的标准来衡量。为什么要强调解放思想？因为旧的习惯势力常常阻挠着改革开放，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是发展生产力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为什么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生产力发展是不平衡的，同步富裕不切实际，人为地拉平收入差距反而限制了生产力发展，只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生产力才能迅速发展，共同富裕才能实现。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什么要通过各项改革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为生产力的最重要的要素是劳动者。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分两步走，20世纪末，先达到小康水平，再花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因为这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总之，只有理解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深刻含义，才能懂得为什么唯有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进行改革，才能把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这一多年的梦想成为现实。
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论述，正是以邓小平同志有关解放生产力的论述，有关市场经济的性质与作用的科学阐释作为基础的。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模式，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转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如果我们把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阶段，即经济运行机制转换的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这段时期称为实现经济运行机制转换的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当我们循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指引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前进的时候，尽管这只是经济运行机制转换的开始，但我们在生产力的增长、综合国力的加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天经济生活中的这种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的形成全都应当归功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进展。展望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当我们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目标模式，加速经济发展和加速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我们一定能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而经济运行机制转换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的变化必将在更大程度上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不容忽视的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不少困难，如企业效益不佳、财政收支紧张、社会就业压力较大、产业结构未能协调等等。怎样才能摆脱目前的经济困难，使经济转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为此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如果再纠缠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之中，只能白白浪费时间，错过机会，使问题越积越多，使困难更不易于解决。唯有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发展，在改革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改革，才能使经济真正转入良性循环轨道。也就是说，今后，每当我们的经济走上一个新台阶时，既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有了新的突破，又意味着经济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达到了新的水平。改革的滞后就是发展的迟延，改革的前进才是发展的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崭新体制，正是在改革与发展并进的道路上逐渐成为现实的。
我们深信，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的伟大意义，必将因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实践而越来越被世界各国关心社会主义的人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