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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地区差别有扩大的趋势。地区差别扩大的表现是：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快，内陆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慢，从而沿海地区人均收入提高的幅度大，内陆地区人均收入提高的幅度小，沿海地区城市化的程度高，内陆地区城市化的程度低，等等。这种差别扩大的趋势带来如下的结果：本来资金不足，人才不足的内陆地区的资金与人才纷纷流入沿海地区，使资金与人才的分布更不平衡，使内陆地区进一步发展经济的障碍增大，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相比，更加落后，更缺乏经济发展的后劲。
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是怎样形成的？这既与历史条件有关，又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速度差别有关。从历史上看，沿海省市过去很长时期内就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工业基础较好，教育比较普及，人才较多，交通运输条件比较好，商业比较兴旺，而内陆省份以前一直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工业基础差，教育普及率低，人才缺少，交通不便，商业也不发达。因此，历史上沿海与内陆就有很大差距。而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开放城市在政策上享受较多的优惠，这又进一步促使沿海与内陆在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均收入提高幅度上差距的扩大。这些事实都是不容抹煞的。
有些学者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往往把地方负责人的个人因素过分突出，比如说：“某某省的领导人，思想解放，敢做敢闯，所以那里的经济发展快，而某某省的领导人，思想不够解放，墨守陈规，所以那里的经济上不去。”这种个人因素是否起到一定作用？当然有一定作用，但这不是主要的。为什么有的内陆省份在更换地方政府领导之后，经济仍然没有多大起色？为什么原来被认为保守的某某人从内陆调往沿海省市担任领导职务之后，很快就被认为大有作为？应当认为，除了历史条件和政策条件以外，另一个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并非地方负责人的个人因素，而是经济体制。凡是计划体制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省份，不管地方负责人怎样有开拓精神，经济还是不容易迈开大步；而只是在经济已经转入了市场体制轨道之后，即使地方负责人对此仍有顾虑，仍然束手束脚，但经济迅速增长的趋势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于是就要问一问：为什么内陆省份的计划经济色彩要比沿海浓得多？为什么沿海省市总是倾向于市场经济？这倒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要知道，经济在从不发达状态逐步走向发达的过程中，市场化是一种自发的倾向，计划体制则是人为的、强加于经济之上的。计划体制之所以被强行贯彻，从经济上说，正是为了集中资源，以保证社会的安定与重点经济建设。哪个地方越是贫困，就越需要依靠计划体制来供应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免酿成社会的动荡；哪个地方的经济越落后，也就越需要依靠计划体制来运用集中了的资源，使经济能摆脱落后状态。因此，贫困地区常常同计划体制结下不解之缘：贫困地区总希望计划体制给自己带来较大的好处，它依赖于计划体制，然而计划体制却使贫困地区的经济丧失活力，更加不易转贫为富。反之，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市场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只要计划体制的控制稍稍放松一些，经济中的市场化倾向就会加强，而走向市场经济的结果使得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较快，于是就有更多的人愿意走向市场，他们也有能力不那么依靠计划体制。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沿海与内陆差距扩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从这里可以得到的启示是：要缩小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在内陆地区必须实行比沿海地区更宽的政策，让内陆地区以更快的速度走向市场经济，以更彻底的方式来挣脱计划体制的束缚。否则，内陆地区落后于沿海地区的程度肯定会越来越大。换言之，如果沿海地区正在按常规由计划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内陆地区必须“超常规地”实现这种过渡。对内陆地区，“超常规地”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如上所述，由于越是贫穷落后的省份，计划体制的束缚越强，因此越需要有较宽的经济政策，以便在改革开放中迈出更大的步伐。这就是缩小地区差别的基本思路。根据这一基本思路，可以有如下几种缩小地区差别的方案。
一是在内陆省份建立一些经济特区，以更优惠的条件吸引外资与内资前来。为什么条件要更加优惠？这是因为，内陆省份的劳动力素质较低且基础设施较差，非如此不足以把本来着眼于沿海省市的外资与内资吸引过来。
另一是在内陆省份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和个体工商业户，采取有效措施来扶植私营企业的成长，鼓励建立私营大企业或私营企业集团，以私营经济和个体工商业户的较快增长带动内陆省份城乡经济的活跃。
还有一种方案是以更宽的政策来促进内陆省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例如把国有小企业公开拍卖；使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速度加快，能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改为股份有限公司，适宜于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改为有限责任公司；在内陆省份的主要城市设立证券交易中心，设立产权交易市场等。
以上三种方案都具有可行性。但究竟选择哪一种方案，可以根据内陆省份的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选择某一种方案作为主要方案，而以另外两种方案作为参考。
内陆省份中交通相对说来较为便利的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可以选择上述第一种方案，即建立经济特区，以此吸引外资与内资。
内陆省份中的广大农村、小城镇或一些中等城市，可以选择上述第二种方案，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个体工商业户，活跃城乡经济。
内陆省份中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或者国有企业较多的内陆省份，可以选择上述第三种方案，即加快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并公开拍卖国有小企业。以往，国有企业常常成为内陆省份的包袱，经过上述措施，内陆省份就可以卸下这个包袱，使经济有较大起色。
在某些内陆地区，还可以把这三种方案综合起来，付诸实施。但应当指出，不管是哪一种方案都体现了加速改革和扩大开放的精神，都是为了尽快地在内陆地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使贫穷落后的地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跟上整个国民经济前进的步伐。
在这里，有必要就中国现阶段与地区差别存在和扩大有关的一个问题作些说明。这个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了，所以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扩大了；而只有加快发展市场经济，才能缩小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看起来，这似乎是矛盾的。实际上，这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在改革开放以前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因此，地区差别不那么突出；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较早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转上市场经济的轨道，而内陆地区则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支配，生产力发展受限制。因此，内陆地区日益落后于沿海地区的事实，与其说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不如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造成的。正因为地区差别的扩大来自近年来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以要缩小地区的差距，只有以更快的速度在内陆地区发展市场经济才能达到目的。这正是提出上述三种方案供不同内陆省份的不同地区选择的考虑。
再重复一句：不要简单地否定“超常规”一词。不顾客观条件与可能而一味扩大基建规模，铺摊子，抢速度，还自称为“超常规”，这当然是不对的。但对市场经济发展已经相当滞后的内陆地区来说，“超常规地”进行经济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并以增进效益和提高实际收入作为结果，有什么不妥呢？贫穷落后地区不“超常规”改变现状，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又怎能逐渐缩少？
以上所提到的缩小地区差别的三种方案，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要使一个地区由穷到富，必须使本地区建立有效的内部积累机制。建立经济特区也好，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也好，加快股份制改革也好，都以建立本地区的内部积累机制作为脱贫致富的关键。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相比，自然条件不同，资源状况不同，人口密度不同，地理位置不同，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贫困地区。因此，无论从空间上看还是从时间上看，都不存在统一的贫困地区发展模式。但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有的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得快一些，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幅度大一些，而另一些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却相对慢得多，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幅度也相对地小得多？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究竟主要是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口密度、资源状况的影响呢，还是由于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体制方面的因素在这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制约着地区经济结构调整速度与方向的基本因素，是在经济机制方面，还是在资源蕴藏方面？不能否认在地区经济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悲观的论调，这就是过分突出资源蕴藏的作用，而忽略了经济机制、经济体制的作用。
改革开放前，不少贫困地区的干部和群众曾关心本地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能说他们没有动脑筋，想办法么？不能。能说他们不辛苦，不努力么？也不能。能说当时的资源条件就一定比现在差么？同样不能。但是，为什么那时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甚至某些地区反而变得越来越贫困呢？人们通常得出一个结论：政策变了，所以同一块土地上才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个结论当然是对的。但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考察，对问题的分析不能停留在对某一项政策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之上。
不同的经济体制之下有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运行机制客观地存在着。在既定的经济运行机制的条件下，公布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并有效地推行它，就会对既定的经济运行条件和运行过程发生这样的或那样的影响，从而产生经济和社会效应。政策的作用正是这样发挥出来的。换句话说，经济政策总是通过它对既定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运行条件和运行过程，然后影响需求与供给、投入与产出，使地区经济和收入水平发生某种变化。可见，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在深层次起作用的是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体制，而不是政策，或者说，不仅仅是政策。不妨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比如说，某一地区相当贫困，为了促使该地区早日摆脱贫困状态，政府制定了优惠政策，包括减免税收，给予财政补贴，发放无息或低利贷款等。不是说这些优惠政策不起作用，但如果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体制仍然同过去一样地不利于该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些优惠政策的作用将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对于贫困地区来说，更重要的是使它们有“造血”的机制，光靠“输血”，甚至是长期“输血”，也无法使它们脱贫致富。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某一地区的经济之所以发展较快，人民收入水平之所以提高较多，地区经济结构之所以较为合理，与内部积累的增长或内部再投入的增长直接有关。几乎看不到一个单纯依靠外部投入（也就是所谓“输血”）而能迅速发展起来的贫困地区经济的例证。贫困地区既可能是一个漏斗，也可能是一个蓄水塘。外部投入好比向这里注水。如果贫困地区是漏斗，那么注入的水再多，迟早也要流完，结果，贫困地区依然是贫困地区。如果贫困地区是一个蓄水塘，外部注入的水不会流失，而会蓄积在塘里，于是在塘里养鱼，鱼就会繁殖，也就是说，那里的经济面貌就会发生变化。哪怕外部的投入只是一次性的，但却是启动性的，这个水塘也就活起来了。所以说，要发展贫困地区的经济，首要的问题是不让该地区成为漏斗，不让外部的投入流失。
但这还不等于形成贫困地区的内部积累机制。一个地区内部积累的来源无非是企业的积累和居民的积累。当然，由于某一贫困地区本来就处于贫困状态，企业少，企业小，而且即使企业有积累，积累也不会多；同时，居民的收入少，他们或者没有积累，或者只有很少量的积累。这是一个现实问题。然而在这里要探讨的是，不管企业和居民的积累多么少，关键是要吸引他们再投入，于是，就需要形成一种能够吸引内部再投入的机制，即内部积累机制。为此，必须首先让投入和再投入有利可得，形成促进投入和再投入的利益机制。这里所说的利益大小是就相对利益而言的。投入和再投入必定趋向于相对利益较高的领域。同时，要防止不合理的消费支出侵蚀本来可以用于投入和再投入的内部积累。如果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被不合理的消费支出侵蚀了，那么内部再投入依旧会落空。这里所说的不合理消费，主要是指同民间的陈规陋习有关的各种非生活必需的消费支出，此外也包括某些与现有生产力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不相适应的消费支出。
一个地区，完全依赖于外部资源（尤其是外部的财力资源）的流入，既无助于自身内部投入与再投入机制的形成，而且也缺乏现实性。重要的问题在于使本地资源同外地资源以不同的形式相结合。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应当为这种结合创造条件，提供方便。不仅如此，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还应当建立保证贫困地区内部积累不断增长的制度。这是因为，内部投入和再投入的主动权在形成了内部积累的企业和有了储蓄的居民手中，而不在政府手中。假定企业和居民不愿意把手中的货币投入本地区的发展事业，或者，这种投入是很不稳定的，时多时少，时有时无，那么该地区的内部积累机制仍然不能被认为已经形成，对本地经济发展的投入和再投入仍然缺乏保证。所以，保证贫困区内部投入和再投入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当人们发现传统的扶贫方式（“输血”）已经不能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之后，就提出了“以造血代替输血”的扶贫方式。前面已经指出，“输血”是指给贫困地区注入资金而言，“造血”则是指转换贫困地区的经济运行机制。“造血”无疑优于“输血”。但人们后来又逐渐发现，在贫困地区建立“造血”机制同样是困难的。这是因为，某些贫困地区自然条件差、交通运输不便、当地劳动力素质低、市场不发达、人均收入少、市场容量有限，不仅外商不愿到那里去投资，连内资也不愿流向该地，本地的新的“造血”机制难以建立。这该怎么办呢？1993年年初，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两次派研究小组到广东省清远市进行调查研究，认为清远市所创造的扶贫方式很有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这就是建立扶贫开发试验区，实行“借地造血”，以加速附近贫困县的经济发展。
广东省清远市地处京广铁路沿线，北江流过市境，距离广州又近，在这里建立开发区是有条件的，而附近的一些贫困县，则可以同外商在开发区内合资建厂，贫困县的劳动力分批在这里做工。合资企业建成后，利润的一部分可以返回到贫困县，还可以到贫困县设立分厂。这是一种“借地造血”的扶贫方式，很有推广价值，而从理论上说，对“借地造血”的意义和作用还可以作进一步的阐述。
正如大家所了解的，无论是“输血”还是“造血”，“血”都是指资金。“输血”意味着靠外界输入资金，“造血”意味着本地有自我积累、自我成长的能力。建立“造血”机制意味着本地建立了自我积累、自我成长的经济机制。要实现经济发展，不仅必须有足够的启动资金，也不仅必须使生产的结果有剩余产品，更重要的是，必须使剩余产品中有一定的比例用于积累，用于再投入，而不能都被消费掉。贫困地区之所以建立不了本地的“造血”机制，通常是既缺乏足够的启动资金，又无法提供剩余产品，而且即使有少量的剩余产品，却被消费殆尽，要想再投入，依然没有资金，于是不得不再一次依靠输入资金作为启动资金，如此循环不已。“借地造血”的作用在于利用其他条件较好的地区的生产要素，提供剩余产品，并保证剩余产品中有一部分用于再投入，以创造更多的剩余产品。这是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形式之一。“造血”是目的，“借地”是手段，通过“借地”这种手段达到“造血”的目的，从而贫困地区脱贫的愿望可以逐步实现。
“借地”是临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借地造血”能否最终促成“本地造血”？贫困县难道永远依赖外地创造的“血”的输入？这几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如何使贫困地区通过“借地造血”以达到“本地造血”的目的。只要本地的“造血”机制建立了，正常运转起来了，“借地造血”的历史使命就已完成。今后，那些地区同样可以对外投资，可以同外商或内资在外地联合办厂，本地的劳动力也可以外出做工，但这些都属于常规性的经济活动，而不必再冠之以“借地造血”的名称。从这个意义上说“借地造血”不是长期性的。一旦本地建立了“造血”机制，也就不必再“借地造血”了。至于这个过程的长短，则取决于“借地造血”的成就以及由此引起的“本地造血”机制建立的顺利与否。
那么，怎样才能使贫困地区通过“借地造血”而加速形成本地的“造血”机制呢？关键在于前面所说的如何形成本地的内部积累机制，而要形成本地的内部积累机制，使生产者愿意再投入，热衷于再投入，就应当使生产者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例如把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造为股份制企业，把国有小企业拍卖给个人或集体，把乡镇企业改组为产权明确的，真正自负盈亏的企业，以及鼓励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户的发展等。只要贫困地区有了众多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了，他们就会自行选择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就会充分利用当地的生产资源。这时，通过“借地造血”而输回本地区的资金就能用于再投入，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本地的资源优势也就有可能逐渐发挥出来。人均收入提高了，本地的市场容量扩大了，投资条件改善了，本地的经济也就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壮大。要知道，一个地区不管现在怎么穷，只要让生产者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他们就不会躺着等救济，而会自己想办法去投资，去积累，去扩大再生产，最终总会形成本地的“造血机制”。
考虑到全国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有关扶植贫困地区的经济政策设计中，应当防止先行一步的沿海地区在价格、工资等方面对相邻地区的冲击，如以较高的价格吸引相邻地区的商品流入，以较高的工资吸引相邻地区的人才流入，从而阻碍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此，有必要在经济政策中引入政策梯度和优惠级差概念，并使之在具体的措施中体现出来。
政策梯度是相应于全国的发展梯度和对外开放的梯度而言的。全国的发展梯度是客观事实。把相对的最发达地区和最不发达地区视为两个极端，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若干个中间地区，如较发达地区、较不发达地区等。不同发达程度的地区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收入水平、职工文化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差距。对这些地区，在政策上应有所差别，形成一种政策的梯度，使两个极端之间有若干个过渡阶段，使两个极端之间的差距得以通过若干阶梯而缓解。
优惠级差正是政策梯度的表现。在现阶段，既然不可能让全国所有的地区享受同一种优惠，而必须让某些地区享受较多的优惠，那么，可以使优惠形成一系列差别，从最优惠到次优惠，再到不优惠。这对于加快内陆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是有利的。例如，在外贸方面，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在外贸企业的直接外贸权上，沿海、沿边地区与相邻地区可以根据政策梯度与优惠级差的原则，采取不同的优惠措施或在某些改革措施实行过程中，适当地先行一步。在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中，同样可以根据政策梯度与优惠级差的原则，考虑到各个地区的特点，以及其他措施的实行状况，实行区别对待。这些都可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政策梯度与优惠级差概念的提出以及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意味着国家宏观经济调节体系的重大改进，即强调了结构调节手段在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总量调节手段平衡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作用历来受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重视。在抑制通货膨胀或增加社会就业时，总量调节手段的确有一定的作用。然而，总量调节手段如果缺少结构调节手段的配合，在许多场合作用是有限的。而在某些场合，光靠总量调节手段不能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而必须以结构调节手段为主，以总量调节为辅。要缩小地区差别，就需要较多地运用结构调节手段，这一点已被实践所证明。
近年来，有些省、市、县的地方财政状况恶化，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超出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以至于县级财政不能按时足额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长此下去，对社会经济将产生严重的后果。争取地方财政状况好转，扭转一些地方的财政入不敷出的现象，已成为经济界关心的紧迫问题。
如果就财政论财政，就地方财政论地方财政，那么不外乎一方面加强税收的征管，打击偷税、漏税、逃税、抗税等现象，把该收的税统统收上来，另一方面控制财政支出，制止花钱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堵塞财政支出上的漏洞，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让花。应当承认，只要在收和支两方面认真去管，地方财政肯定会比目前改善得多。因此绝不能放松上述这些措施的推行以及对于措施实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当然，仅仅就地方财政论地方财政是不够的。地方财政的困难反映的是经济的困难，绝不能脱离整个经济来讨论地方财政能否有重大改善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不少企业继续亏损，那么不管怎样加强税收的征管，仍难以使财政收入增长。同样的道理，如果社会保障体制没有实质性的改革，养老保险的费用归根到底仍然由国家承担，而且这个包袱越来越大，那么不管怎样压缩各个机构、单位的开支，也难以使财政的负担减轻。可见，从经济上着手解决那些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支出的困难问题，也许更为重要，更有助于地方财政的好转。
于是就涉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而不仅仅是财税体制改革问题。不妨把国内某些地方财政状况较好的县同某些地方财政状况很差的县作一番比较，看看前者是如何使地方财政收大于支的，后者又是如何连年入不敷出的。总的说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乡镇企业发达兴旺的县，私营与个体经济有较大发展的县，凡是流通渠道和农贸市场繁荣的县，财政状况都比较好。地方财政收入多了，城镇建设就搞好了，教育事业就发展了，人们的收入也增长了。可见，要扭转一些地方的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放在发展地方经济上。
以一个县来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它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采取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
1.扶植乡镇企业的发展，尤其应当采取措施使乡镇企业成为产权明确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使它们摆脱乡镇政府的束缚，在市场中增加盈利，扩大规模。
2.扶植私营经济、个体工商业户的发展，使私营经济、个体工商业的经营者在遵守法律和照章纳税的前提下，放心地从事生产、经营、积累。尤其要鼓励他们把盈利用于再生产，要引导他们走向合理消费。
3.发展地方性的市场，包括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消费品市场，取消一切不利于市场发育的规定，使流通渠道通畅无阻。
4.鼓励农民发展庭院经济，增加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增加市场上的农副产品数量。而为了使农民的庭院经济发展得更好，地方政府有必要在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方面采取措施，使农民既可节省成本，又能在销售中得到实惠。
5.对于地方的国有企业（一般是中小企业），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对策。适宜于租赁经营的，可租赁经营；适宜于卖出的，按资产合理评估的价格转让；适宜于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合作企业的，着手于改制工作。总之，要卸掉企业亏损与财政补贴这个包袱，否则很难使地方财政好转。
这些就是从经济角度来考察的改善地方财政的基本思路。按照这样的基本思路去做，地方财政状况的好转是很有希望的。
本节在谈到如何缩小地区差别时已经对“超常规发展”问题作了一些分析。现在准备进一步从理论上就“超常规发展”进行探讨。
我们必须重视经济发展速度。能发展快一些，就快一些。当然，发展速度要从各地的具体条件出发，不能全国“一刀切”，但也绝不能在“同步发展”的名义下抑制有条件加快经济发展的地区的积极性。各地一定要从本地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出发，既要有奋发上进的精神，有加快发展自己的雄心壮志，又要实事求是，不要攀比，攀比速度是不可行的。
从历史上看，超常规实际上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后进的国家要超过先进的国家，总不能走常规的道路。德国当初之所以超过英国，就是因为德国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英国的超常规发展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之所以超过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的也是超常规发展的道路。所谓超常规，就是指不亦步亦趋，不墨守成规，而走一条适合本地情况而又能加速经济发展的道路。没有超常规，经济怎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后进国家又怎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最终超过发达国家？结合到国内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那么也可以运用超常规发展的理论来加以解释。正因为内陆省份相对于沿海省市来说，在经济上已经落后了，经济的起步已经晚了，这就给予内陆省份一种压力：要迅速赶上经济发达的沿海省市，至少不能使经济上同沿海省市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于是就要超常规发展。超常规发展的意识自然而然地首先产生于内陆省份。怎样才能实现内陆省份的超常规发展？两种思路是并存的。一种思路是依赖于计划经济的作用。理由在于：内陆省份已经落后了，只有通过计划经济，才能有效地集中资源，统一分配资源，以便加快当地的经济发展。这种思路过去占据支配地位。于是在经济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越是贫困的内陆省份，越是同计划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计划经济的依赖性越大。以往这些年的实践已经表明，以这种方式来实现贫困的内陆省份的超常规发展的愿望，经常是落空的。这不仅由于在计划所支配的资源总量有限的条件下不能满足每一个内陆省份加速发展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由于计划经济对经济的束缚使贫困地区的经济更加没有活力，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加受到限制，使这些地区更不容易转贫为富。另一种思路则是依赖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即加快培育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来组合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当地的企业与农民利用市场来发挥自己的潜力，使整个地区通过市场来实现资源优势的转化。实践表明这种思路是正确的。无论是我国沿海还是内陆，没有一个省份、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是依靠计划经济而实现超常规发展的。凡是超常规发展的省份、城市、地区，都是市场机制起作用较大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体制在实现超常规发展方面显著地优于计划经济体制。要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要缩小沿海与内陆的差距，就必须转变内陆省份发展经济的思路，让内陆省份以更彻底的方式来挣脱计划体制的束缚，让内陆省份以更快的速度走向市场经济。超常规，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单纯是速度方面的问题，而必然是速度与体制转轨结合在一起的问题。对内陆省份而言，或者说，对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而言，要实现超常规的发展，必须超常规地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从全国范围来看，在超常规发展中，人们常会提出一个问题，即经济是不是过热了？经济过热，是指经济的增长导致社会总需求增长过快，同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偏离过大，从而出现物价急剧上涨，瓶颈制约更加突出等不正常现象。特别是，有人怀疑：如果全国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都实现超常规发展，都以较高的速度来发展经济，那岂不会导致供求的严重脱节、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调？看来，这里存在着一种误解，即把超常规发展同经济过热看成一回事了。其实，超常规发展同经济过热并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假定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投资主体不承担投资风险，企业不自负盈亏，只追求速度，不顾条件，到处上项目，铺摊子，大干快上，到处重复建设，不讲效益，结果一定酿成灾难性的后果。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明显的例证。同样的道理，假定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企业不面向市场，不面向消费者，企业只抓产值，不问市场上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商品；企业生产出来的不少产品，由于不适合市场的需要，不适合消费者的需要，只好进仓库，成为无效的供给，白白浪费了生产资料，那么，即使产值上去了，速度增大了，结果也必然使国民经济陷于灾难之中。由此可见，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今年的超常规发展很可能为来年的“超常规下降”或“超常规波动”准备了条件。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超常规发展却具有较大的可行性。一是讲效益，二是有市场。这两个要求满足了，经济就有可能按较高的速度持续增长，实现超常规发展计划。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投资主体是承担投资风险的，投资主体在扩大生产规模时必然考虑投资的效益，必然周密地核算产品的成本、产量、价格、市场容量和竞争对手的实力。他们必定争取实现尽可能大的效益，竭力避免无效益的投资、低效益的投资、迟迟不能形成生产能力的投资。他们必定防止出现重复建设，防止使自己的产品成为无效供给。否则，亏损由投资主体自己承担。市场竞争是激烈的，也是毫不容情的。如果某个省、某个市、某个县不至于力转换本地的企业经营机制，不致力于培育本地的市场和建立自己的较完整的市场体系，不扎扎实实地转轨到市场经济道路上来，即使想实行超常规发展，也难以兑现。超常规发展不是某些地方领导人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的事情，而必须通过市场的检验。在市场竞争中，无效益的建设项目不得不中途下马，低效益的企业不得不关停并转。产品销售不出去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这正是客观经济规律对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者的惩罚。市场也正是以这种方式进行反复筛选的。市场竞争的大舞台上不断新陈代谢，一批效益好的企业成长壮大了，一批效益差的企业破产倒闭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资源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重新组合、优化组合。这种情况怎能和1958年的“大跃进”相提并论呢？
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某个地区该不该超常规发展，而在于怎样实现超常规发展，怎样把超常规发展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问题也不在于只要有超常规发展，经济就必定过热，全国的经济就会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在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超常规发展呢，还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现超常规发展，是把效益与市场销路放在首位呢，还是单纯把产值、速度放在首位。如果经济增长是没有效益的，产品是没有销路的，能源、原材料供给是没有保证的，那么毫无疑问，即使只有3%的经济增长率，也是过高的增长。反之，如果经济增长是有效益的，产品有销路，能源、原材料供给又能满足经济增长的要求，10%的经济增长率，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也不会导致经济过热。换言之，超常规发展作为一种发展思路，始终把效益与市场考虑在内，没有效益的或产品没有销路的所谓超常规发展，肯定是没有好结果的。
最后，还需要指出，超常规发展以超常规发展速度表现出来，但这是一种表现，而不等于超常规发展的途径与超常规发展的成果。超常规发展途径是指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转换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又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是否得当。只要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企业的积极性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必将发挥出来，现实的资源优势必将进一步发挥，潜在的资源优势也必将被发掘，于是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就有可能实现。再说，超常规发展速度并不是目的，不能把速度当做目的，否则，为速度而速度是没有意义的。超常规发展的成果不是速度本身，而是生产力的大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