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了把握这一点，我们必须仿佛一砖一石地来拆掉那幢漂亮的阿波罗文化大厦，直到我们见到它所立足的基础为止。在这里，我们发觉那些矗立在大厦山墙上的壮美的奥林匹斯诸神形象，他们的事迹在光芒四射的浮雕中表现出来，装饰着它的雕饰花纹。尽管作为与诸神并列的一个神祇，阿波罗也置身于诸神中间，并没有要求取得头等地位，但我们却不可因此受到迷惑。毕竟，正是在阿波罗身上体现出来的同一种冲动，创造了那整个奥林匹斯世界，在此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把阿波罗视为奥林匹斯世界之父。那么，使一个如此辉煌的奥林匹斯神界得以产生出来的，究竟是何种巨大的需要呢？

若是有谁心怀另一种宗教去面对奥林匹斯诸神，试图在他们那里寻找道德的高尚（实即圣洁），寻找非肉体的超凡脱俗，寻找慈爱的目光，那么，他必将大感郁闷和失望，立刻掉头而去。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让人想到禁欲、教养和义务之类；在这里，我们只听到一种丰盛的、实即欢欣的人生此在，在其中一切现成事物，不论善的恶的，都被神化了。而且这样一来，观看者站在这样一种奇妙的充溢生命面前，就会大感震惊，就会问自己：这些个豪放纵情的人们是服了何种神奇魔药，竟能如此享受生命，以至于无论他们往何方看，“在甜蜜感性中飘浮的”海伦，他们的本己实存的理想形象，都对他们笑脸相迎。而对于这个已然转过头去的观看者，我们必须大喊一声：“别离开啊，且先来听听希腊的民间格言对这种生命，对这种以如此妙不可言的欢快展现在你面前的生命，说了些什么”。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国王弥达斯曾在森林里长久地追捕狄奥尼索斯的同伴——聪明的西勒尼，却没有捉到。后来西勒尼终于落到他手上了，国王就问他：对于人来说，什么是绝佳最妙的东西呢？这个魔鬼僵在那儿，默不吱声；到最后，在国王的强迫下，他终于尖声大笑起来，道出了下面这番话：“可怜的短命鬼，无常忧苦之子呵，你为何要强迫我说些你最好不要听到的话呢？那绝佳的东西是你压根儿得不到的，那就是：不要生下来，不要存在，要成为虚无。而对你来说次等美妙的事体便是——快快死掉。”

奥林匹斯诸神世界与这民间格言的关系如何呢？犹如受折磨的殉道者的迷人幻觉之于自己的苦难。

眼下，奥林匹斯魔山仿佛对我们敞开了，向我们显露出它的根基了。希腊人认识和感受到了人生此在的恐怖和可怕：为了终究能够生活下去，他们不得不在这种恐怖和可怕面前设立了光辉灿烂的奥林匹斯诸神的梦之诞生。那种对自然之泰坦式强力的巨大怀疑，那冷酷地高踞于一切知识之上的命运（Moira），那伟大的人类之友普罗米修斯的兀鹰，那聪明的俄狄浦斯的可怕命运，那迫使俄瑞斯忒斯去干弑母勾当的阿特里德斯的家族咒语，质言之，那整个森林之神的哲学，连同它那些使忧郁的伊特鲁利亚人走向毁灭的神秘榜样——所有这一切，都被希腊人通过奥林匹斯诸神的艺术的中间世界持续不断地重新克服掉了，至少是被掩盖起来了，从视野中消失了。为了能够生活下去，希腊人基于最深的强制性不得不创造了这些诸神：我们也许要这样来设想这个过程，即由于那种阿波罗的美之冲动，经过缓慢的过渡，原始的泰坦式的恐怖诸神制度演变为奥林匹斯的快乐诸神制度了，有如玫瑰花从荆棘丛中绽放出来。倘若人生此在没有被一种更高的灵光所环绕，已经在其诸神世界中向这个民族显示出来了，那么，这个如此敏感、如此狂热地欲求、如此独一无二地能承受痛苦的民族，又怎么能忍受人生此在呢？把艺术创建出来的同一种冲动，作为引诱人们生活下去的对人生此在的补充和完成，也使得奥林匹斯世界得以产生，而在这个世界中，希腊人的“意志”就有了一面具有美化作用的镜子。于是，诸神因为自己过上了人的生活，从而就为人类生活做出辩护——此乃唯一充分的神正论！在这些诸神的明媚阳光之下的人生此在，才被认为是本身值得追求的，而荷马式的人类的真正痛苦，就在于与这种此在相分离，尤其是快速的分离，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把西勒尼的格言颠倒一下来说他们：“对于他们来说，最糟的事体是快快死掉，其次则是终有一死。”这种悲叹一旦响起，听起来就又是对短命的阿卡琉斯的悲叹，对于人类落叶般变幻和转变的悲叹，对于英雄时代的没落的悲叹。渴望继续活下去，哪怕是当临时劳工，也不失旷世英雄的体面。在阿波罗阶段，“意志”是如此狂热地要求这种人生此在，而荷马式的人类感到自己与人生此在融为一体了，以至于连悲叹也变成了人生此在的颂歌。

至此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为现代人如此渴望地直观到的和谐，实即人类与自然的统一性，席勒用“朴素的” 这一术语来表示的统一性，绝对不是一种十分简单的、自发产生的、仿佛不可避免的状态，我们在每一种文化的入口处必定会当作一个人类天堂来发现的状态：只有一个时代才会相信这一点，这个时代力求把卢梭的爱弥儿也设想为艺术家，误以为在荷马身上找到了在自然怀抱里培育起来的艺术家爱弥儿。凡在艺术中发现“朴素”之处，我们都必须认识到阿波罗文化的至高效果：这种文化总是首先要推翻泰坦王国，杀死巨魔，并且必须通过有力的幻觉和快乐的幻想，战胜了那种可怕而深刻的世界沉思和极为敏感的受苦能力。然而，要达到这种朴素，即与假象之美完全交织在一起，这是多么难得！因此，荷马的崇高是多么难以言说，他作为个体与阿波罗的民族文化的关系，有如个别的梦之艺术家之于一般民族的和自然的梦想能力。荷马式的“朴素性”只能被把握为阿波罗幻想的完全胜利：正是这样一种幻想，是自然为了达到自己的意图而经常要使用的。真正的目标被某种幻象所掩盖：我们伸手去抓取这个幻象，自然则由于我们的错觉而达到了真正的目标。在希腊人那里，“意志”力求在天才和艺术世界的美化作用中直观自身；为了颂扬自己，“意志”的产物必须首先感觉到自己是值得颂扬的，它们必须在一个更高的领域里重新审视自己，而这个完美的直观世界又没有发挥命令或者责备的作用。此乃美的领域，希腊人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镜像，即奥林匹斯诸神。藉着这种美的反映，希腊人的“意志”来对抗那种与艺术天赋相关的忍受苦难和富于苦难智慧的天赋：而作为这种“意志”胜利的纪念碑，荷马这位朴素的艺术家矗立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