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经常有业内同好问我，为何看你忙东忙西，还做出了这许多文字来？内子也经常地讽刺于我，说：你像个机器，或者干脆就是个机器吧。我知道他们都是好心肠。尤其内子，自然是嫌我陪她、陪家人的时间少了，没了生活，更是怕我累着。有一回，她指着我译的尼采的《权力意志》上、下卷和海德格尔的《尼采》上、下卷（两者都是洋洋百万字的巨大块头），说：你说说看，不是机器是什么？

我倒真没觉得自己干了多少活。自1992年博士毕业后，正经干活已经有20年了，不过写了七八本书（且多半是论文的合集），编、译了约30本书——总量并不算多，平均下来，也就每年一本半。最近一些年以来，每年1月1日的凌晨，我都要正襟危坐，煞有介事地制订新年的年度计划（这已然成了我自定的一个规矩）。我对自己提出的基本要求是：每年写三篇论文，做两本书（写、编、译均算数）——仅此而已，实在不算高要求啊！

我一直以为，在中国当个教授，大抵还是比较轻松自在的。记得11年前，我去德国法兰克福访问哲学家阿佩尔（Karl-Otto Apel）教授，被问起中国教授的工作情况，我做了简单的介绍，这位阿教授听完，便说：你们中国教授很幸福呐，比我们德国教授惬意多了。这是真的，中国人多，教授也多，这年头人们对教授也并不当真了，有事没事，大家混着就是了；另外，中国人过于注重享受，发明了许多吃喝玩乐的名堂，正经的活儿不在多数。

——我想，我自然也是难以免俗的。

聊以自慰的是，我毕竟还喜欢干活，甚至是热爱干活的。就像此刻子夜，窗外是中秋夜的明亮圆月（城里是难得一见这等明月了！），太太、孩子们都睡下了，而我还在写字。写字，现在是电脑前的码字，于我是必然的。再怎么说，人生根子上难免无聊和虚空，而写字这个活儿，是我稳定心思、抵御空虚的基本手段吧。

我出身农民，一直操着一口流利的“绍兴普通话”（可简称为“绍普”）。大概，对于母语的偏爱和固执，使我不可能讲好北方普通话（虽然我也在北方生活过整整3年），也自然不可能真正学好一门外语（尽管我学过英语、德语和古希腊语等）。我以为，这种固执是有地方性的，甚至可以有生理基础的。这里且不说“一方水土一方人”之类，在我看，个体先天的发声器官已经限定了发声方式和语言能力。

这就引发了一种“荒谬”：一个学不好外语的人如何可能翻译和研究外国哲学？——我对此尚无完全的解释。

不过，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为何会喜欢海德格尔的语言，相比之下，另一个同样占用了我大量时间的哲学家尼采的语言，就让我难得开心。众所周知，海德格尔确有乡土气和农民气。不只是性情，也不只是思想，语言表达亦然。乡土的海德格尔特别注重方言，德文“方言”（Mundarten），字面上本来就是“口之方式”。我曾在德国见过一本海德格尔与德国作家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合著的书（书名忘掉了），用的是施瓦本方言，估计讲德语“普通话”的德国人也没法读。不光如此，实际上海德格尔整个思想和表达方式都带有浓厚的农民式的直接和笨重，也带着一点点狡黠和阴险。有时候，这是蛮可以让人着迷的。

自诩为“波兰贵族”的尼采则有所不同。虽然断定尼采是“诗哲”“诗人哲学家”之类可能有失简单，不免粗糙（据我了解，尼采的诗写得实在不怎么的，且尼采确有用“基本词语”编织和构造思想框架的能力），不过总的说来，尼采的思想语言倚重于诗文，多半比较放肆夸张，稳定性略差，词汇量明显偏大。

与之相反，在“词语的节约”和“表达的谨慎”方面，海德格尔可为思想家群体里的表率。思想的稳重本色需要词语的节约。我个人不喜欢读用词方面过于张扬的哲学家的东西。华丽辞藻不是真功夫。

在过去20年的学术工作中，我的主业是翻译（无非是鲁迅先生所讲的“阿狗阿猫”的事体），故而对于哲学翻译，特别是对于哲学基本词语的汉译关注最多，从而也在不同场合发表过一些看法，在我出版的几本文集里（《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后哲学的哲学问题》《边界上的行者》等）均有关于译事、译名的讨论文章。这就是说，收集在眼下这本书中的文章并非我关于哲学翻译（学术翻译）的讨论的全部文字，其中一些想法也可能多多少少地在别处表现过了。不过，因为眼下的这些集中度较高，差不多可以勾连为一个整体，而且都是最近几年的新作，故似乎仍旧有必要把它们合册成书。

本书前四篇与海德格尔著作之汉语翻译相关，第一、二篇为会议发言，第三、四篇关乎海德格尔《哲学论稿》的翻译，本就附在中译本书后——我甚至把中译本附录中的“《哲学论稿》德—英—中译名对照表”也收录于此，以备读者查考和批判。本书后四篇文章则是作者对汉语哲学翻译的检讨和反省；但即便在后四篇文章中，海德格尔也还是重要的论题，或者构成讨论的主要背景。

促使我把本书编辑、整理出来的一个重要契机，是2012年11月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召开的“海德格尔《哲学论稿》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由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也是商务印书馆启动的“学术论坛”的第一次，而讨论的课题正是我新译的《哲学论稿》（商务印书馆，2012年）。我心里想，反正已经成了“大批判”的对象，何不索性彻底些，多提供些材料供大家参考和判析？于是就花了点时间来编辑本书。

就表达而言，所谓“现代汉语哲学”差不多是“翻译的哲学”，或者说，“现代汉语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翻译的性质。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译词分析是现代汉语哲学从业人员的一项基本功。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的《哲学论稿》可以具有标本作用，因为它从内部发起了对欧洲哲学基本词语的重思、分析和解构，而且把这样一种工作做到了极端的地步。

也正因为如此，翻译海德格尔《哲学论稿》的过程历经五六年之久，让我饱受折磨，令我真切地体会到了翻译的“怕”与“忧”。

最后要来说说书名。本书书名直接采用了我刚刚发表的一篇长文《存在与超越——西哲汉译的困境及其语言哲学意蕴》的主标题（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即本书第六篇文章），只是副题做了变动。蓦然回首，让我自己深感吃惊的是，“存在与超越”竟也是我20多年前（1989年）的硕士论文的题目，只不过，这篇硕士论文仅只讨论海德格尔前期的《存在与时间》，且作者当时初习哲学，眼界狭隘，消化力差，所论粗疏不堪，只是一篇羞于见人的蒙学位的东西。然而，论文的标题却是起得高大无比，现在想来，觉得自己当年仿佛还是有点志向的。

所谓“存在”与“超越”，并不是说我们要活着、要存在，我们要力争上游、要奋勇前进。Being和Transcendence，我把它们当作欧洲—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两个核心词语和基本课题，标志着以“本质—存在学”（essentia-ontologia）和“实存—神学”（existentia-theologia）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文化的根本思想方式和精神品质——这自然也是受了海德格尔的启发。正因此，这个Being和这个Transcendence，成了汉语学界最难译解的西哲词语，关于两者（以及与两者相关的词族）的翻译难题，至今仍然不断纠缠着我们。

现在，我用“存在与超越”这样一个高大无比的题目，来标识自己关于以海德格尔为中心的西哲汉译的具体讨论。——我想，这是可以成立的。

本书第二篇文章是关于《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的，中译者陈嘉映教授读完拙文后表示愿意接受文中提到的transzendental的译名建议（他原译为“超越的”，而我译为“先验的”）；另外他也表示愿采纳我关于Existenz的译名（他原译“生存”，我建议译为“实存”）。这是正派学风。我很高兴他能接受我的意见。嘉映兄顺便也指出了拙文的几处错讹和不当表达，在此谨表谢意。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柯锦华女士，她为本书第六篇文章的扩充和修改花了许多心思。感谢贺圣遂教授愿意出版本书，他是我的老朋友了，承他的美意，才有眼下这本不像样的小书。

孙周兴
2012年9月30日于沪上新凤城
2012年11月8日晚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