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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在日本出土较多，在九州地区，特别是在长崎县的对马、壹歧、佐贺县东部和以福冈县为中心的九州北部地区，墓葬中已出土了数百枚铜镜（截至1990年共出土舶来铜镜300余件，仿制镜180件）。铜镜是由中国传入的。这些铜镜多发现有铭文，如铸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或星座纹的汉武帝时代以前的汉镜；铸有“契清白而事君”等70字，或“日有喜月有富”等34字的汉武帝时代的铜镜。舶来铜镜的种类主要有内行花纹清白镜、重圈纹清白镜、重圈纹昭明镜、重圈纹日光镜、细线纹兽带镜、夔凤纹镜。仿制镜主要发现与西日本地区，截至1990年，共发现180件仿制镜。仿制铜镜特点是尺寸较小，直径7.5厘米左右；铜质较差，制作拙劣，表明粗糙。种类主要有内行花纹日光镜、重圈纹日光镜、“S”形纹镜。铜铎出土数量非常多，以近畿为中心，向东分布于福井、岐阜、长野、静冈等县，西分布于岛根、广岛、香川、高知等县；九州、中国和四国地区也有分布。在兵库县樱丘遗址，最多的一处出土铜铎14件。迄今为止，已发现铜铎数百件。铜铎作扁圆形，铎的上顶部有半圆形的扁平悬组下为椭圆形喇叭状口。长轴两侧有叫作鳍的突起纹带。小的铜铎高度只有5.5厘米左右，一般的有10厘米左右。大的高达150厘米以上。
铜铎大体上有三种样式：第一种小而厚，呈黑色，在周围横带之间铸着种各样的花纹；第二种形状稍大，刻着流水纹或纵横花纹；第三种大而薄，呈青绿律是纵横花纹。这类铜铎的含锡量低于其他类型，似乎是为了便于制作而减少合金中锡的分量。铜铎上铸有各种花纹，大体有横带纹、流水纹、袈裟榉纹、突线纹等。横带纹铜铎较小，流水纹铜铎较大，袈裟榉纹铜铎更大，突线纹铜铎最大，大体表了年代早晚的顺序。钮的形制也随年代推移而演变。除上述各种几何形花纹以外，有的铜铎还有人物、动物、狩猎、纺线、房屋（仓库）、船只等纹样，反映了弥生时代的绘画艺术。而图纹的内容则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兵库县樱丘4、5号所出铜铎较有代表性。铜上有人持木杵捣米，拉弓射鹿、鸟衔鱼、蜻艇、鹿、乌龟等画面。
铜铎是日本本地产的铜器，也属祭器。铜铎除个别是在九州福冈县境内出土的以外，其余均分布在以畿内为中心的本州西部地区，东至福井、岐阜、长野、静冈等县，西至岛根、广岛、香川、高知等县，也包括四国东部的香川、德岛县和高知县东部，九州、中国和四国地区也有分布。这便是日本考古学上所谓的“铜铎文化圈”。但是，近年来在九州北部的佐贺、福冈县境内连续发现有铎的范，可见九州北部也铸造铜铎。
铜铎的出土地点多数在远离部落的小丘陵的斜坡上，聚落中仅有少量出土，一般是单独一个埋在地下，但也有七八个或十几个埋在一起的情况。显然这些铜铎都不是偶然埋藏的，面是人为埋下的。究竟为什么埋藏铜铎呢？目前有一种解释似乎比较稳妥，即靠土地生活的农耕民为了保护共同社会的安全，出于迎神、祭神的意图，把用作祭器的铜铎埋入了土中。
关于铜铎的祖型，有学者认为是中国古代的编钟；有学者认为是朝鲜或越南古代的铜鼓。研究日本史的专家徐逸樵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各式铜铃应为铜铎的祖型。其理由是编钟无舌，而铜铎中有的见有舌垂下，有舌的小铜铎摇动时便发出声音。此外，铜铎与编钟在外形上也不完全相同。本书认为铜铎的祖型应是铜铃与编钟二者兼而有之。至于和铜鼓的关系实在是有些牵强。
关于铜铎的功能，有学者认为是作为乐器使用的，理由是小型铜铎内见有下垂的舌，摇动起来发出声响；也有学者认为是与举行祭祀活动有关，理由是较大的铜铎，特别是1米以上的铜铎，即使将其悬挂起来敲击，鸣音也特别沉闷，已经失去了实用性。所以说大型的铜铎应是具有祭器或礼器的性质。铜铎虽然是由中国传入的，但到后来全部是本国产品，是弥生人经过仿照和改进的结果。日本产铜所使用的原材料可能都是把舶来的青铜器回炉熔化后再制成铜铎。所以，在制作大量铜铎的背后，恐怕牺牲了大量的舶来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