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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列岛不像其他旧大陆地区文明发生比较早的国家那样，在物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沿着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道路一直发展下去，铁器和青铜器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之内从大陆到达日本列岛。所以，在日本并不存在青铜器早于铁器的问题，而是二者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均属于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弥生时代的青铜器由铜和锡的合金铸造而成。但是，这些金属矿究竟是怎样进行采掘的还不甚明了。关于青铜器，有学者认为当时是把大陆传来的制品熔化掉再铸，这恐怕是一种方法。但随着时代的推移，青铜器中锡的含量有所变化，渐渐地变少了。据此推测，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掌握调节合金成分比率的知识，因此，青铜合金在反复熔炼过程中，锡的成分自然地就减少了。青铜器铸造一般都有范型，北九州发现的铜矛、铜戈范，都是用砂质岩的石料雕刻而成，分内外两枚，合范使用。
中国的青铜器和铁器从发明到普遍使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日本的金属器是舶来品，当时直接享有海外人辛勤创造出来的成果。在日本发现的武器主要有剑、戈、矛等。其中可以明确又分出来舶来品与国产品、实用品与非实用品，并且分布的区域也不相同。剑、矛、戈在中国都是作为武器使用的（弓箭和镞主要为狩猎用具，但亦不排除有时是作为与战争有关的武器），先是传到朝鲜，再传入日本的九州地区。剑、矛、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国传入日本的，分别称为细形铜剑，狭锋铜矛、狭锋铜戈，这三种利器均制作精致，身狭形巧，刃经细心磨研，其锋锐利，是可以供实际使用的真正的铜利器；另一类是日本自产的仿制品，因为在北九州发展了铸模而得到证明。日本自产的为平型铜剑、广锋铜矛和广锋铜戈，均形体较大，铜质不良。宽锋的器身扁平，尖端很钝。刃在铸造后未经加工，根本无法切割，有的畸形不能用。有的剑扁平无刃，有的矛柄部实心而无孔。故推测应该是非实用品，可能是祭器。在岛根县荒神谷遗址一处即发现358件铜剑，此处应为祭祀场所，还发现6件铜铎和16件铜矛。除发现铜武器外，还发现铜戈范和铜矛范。剑、戈、矛的出土地点以九州为中心，向北波及至四国、中国、近畿等西日本地区。特别是实用的舶来品，绝大多数都分布在以福冈县为中心的地区。弥生时代人们用玉、角、贝，铜、木、陶、玛、琥珀和玻璃等材料制作出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来装扮自己。
腕轮是用芋贝和天狗螺这种大型卷贝制作而成。在福冈县立岩遗址的瓮棺中，发现了人骨架戴腕轮。它是以大小为顺序，由若干个腕轮排列而成，小的接近手腕，大的接近肘部。这说明当时已经注意到了佩戴装饰品的细小环节。立岩遗址发现的直径6厘米以下的小型腕轮，如果不是少年时期戴上的，长大以后将无法戴进去。当时的情况是男女都戴这种腕轮，左右两臂各戴10个以上，而且通常都戴在前肘。这些装束无疑不适合劳动。弥生时代的腕轮与绳文时代的腕轮，其形状和用途完全一样。此外还发现有贝镯和木镯。在神户县熊野河原遗址发现的一个有盖土器中，放有35个天狗螺制成的贝镯，这也许是有意取下放在罐中的。也发现有少量铜手镯和涂有红漆的木镯。项链由各种不同形状的珠饰组成，其质料有玉石、玛瑙、琥珀和玻璃等。装饰项链主要是勾玉和管玉，另外还发现一些小型玉饰和贝饰。管玉细长，多为绿色碧玉岩制成。勾玉是弯曲成“C”形的一种玉，器形较小，多为硬玉制成。还发现有玻璃制品。玻璃和硬玉都是从中国传入的。弥生时代遗址中多次出土仿勾玉的陶制品和陶铎，仿铜或仿玉的制品可能与缺少铜和玉有关。
其他还见有涂朱漆竖梳和巴形器等铜制品。巴形器的形状类似于当今的电扇叶片，有4—7个叶片。关于巴形器的起源，有海星、纽扣状装身具、象征太阳、产于南海的海贝等说法，后一说法占多数。总之这是一种仿制产于南海的卷贝制作的，这种巴形器主要应是缝制在盾牌上。装饰品中还发现有数量颇多的铜钏，绝大多数是在不规则的铜环一侧有一尖状弯钩，主要佩戴在手腕处。在一些遗址中还出土有骨雕，用大型鹿角和兽角经简单修整，再施以简单的刻划纹。这种器物也许不是装饰品，而是一种咒物，经常戴在身上。福冈县须玖遗址和三云遗址的瓮棺墓出土的玻璃璧，形制、纹饰与中国的相同，是从中国输入的。弥生时代的服饰是随着纺织物的出现而发生变化的。但纺织物易腐烂，现在只能根据纺轮的存在，还有土器的底部以及其他物品有布纹压痕这一事实来推断。当时纺织物的纺织方法是最原始的平织法，一般线的密度在一平方寸经线40—50根、纬线30根左右。线的材料是苎麻等树皮草茎，其稀疏程度接近于麻布。当时用植物编织的工艺品较发达，已发现大小筐子和网，还有用藤条做成的铺垫物和帘等。
弥生时代虽说发现有较多的金属制品，但当时最主要的生活用品还是石器和木器。虽说木器易腐烂，难保存，但还是发现了大量木器。除前面所介绍的与农业有关的工具外，其他木器还有杯、钵、豆、勺、匙、匙头制品、槽、打纬具、卷布器、锹头等。在有的木器上往往施上红色的颜料，或者描绘出纹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