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读书时,我就对中国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深深的迷恋。当时,傅申教授曾到访我们中国艺术史研究班,为我们教授中国书法史课程,并向我们展示了他自己的艺术。随后,我撰写了关于宋代书法家蔡襄的硕士论文。正是在硕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颜真卿的重要性。这本书就是在我关于颜真卿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
在研究颜真卿之初,我就意识到我很难穿透几个世纪以来对颜真卿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一位男性的感知,来看待这位“真实”的唐代人。而且,作为一位20世纪的美国女性,我又怎么能够去理解一位8世纪的中国贵族呢?但是,我觉得我有机会去把握那些艺术批评家和政治家们的观点,正是他们利用了颜真卿的艺术和形象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的做法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彻彻底底的现代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在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中仍然存在。因此,我做了一番接受史的研究,从中考察了北宋时期欧阳修、蔡襄、苏轼、黄庭坚以及米芾这些人,他们是如何有意识地利用颜真卿的书风和名望的。
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于1998年,所以从那时起,我的同行们就理所当然地对本书提出了一些问题。石慢(Peter Sturman)教授在2002年第32期《宋辽金元》(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上就此书发表了一篇精彩而发人深省的书评。他在文中有力地论证了所谓苏轼临的颜真卿《争座位帖》实际上是一件伪作。另一个问题是有关颜真卿和宗教。丹尼尔·史蒂文森(Daniel Stevenson)教授提醒我注意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有可能表达了他对于佛教的信仰。直到最近,我应邀参与了李安琪(Antje Richter)教授主编的《中国信札与书信文化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etters and Epistolary Culture)这部研究中国文化中的书信的著作中一卷的写作,因而得以对颜真卿的《刘中使帖》进行了一番研究。我的论文题目为《作为书法范本的信札——颜真卿(709—785)〈刘中使帖〉漫长而传奇的经历》,收录于《中国信札与书信文化史》(莱顿: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2015年)中的第53—96页。
非常感谢杨简茹博士将我的著作译成中文。我盼望中国读者会喜欢这本书!
倪雅梅
堪萨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