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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人类在过去时空中的活动，后人对过去的人类活动进行记录和研究就形成历史学，采用一定的方式对历史进行记录就产生了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历史编纂学。人类活动是多层次的，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方式记载历史就产生不同的史书体裁。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编纂学的客观本质决定了史书体裁越是全面、深刻地反映历史，就越具有价值。历史的发展是个历时性过程，以时间顺序记载历史的编年体无疑是最早的史书体裁；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无人也就无所谓历史，以人为中心记载历史的史书体裁（所谓纪传体）也就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了。编年体和纪传体是史书的两种基本体裁，孔子删订《春秋》确立了编年体，生活于西汉时代的司马迁自言为孔子五百年后第一人，将自己与孔子相提并论，撇开思想意义不谈，是否包含了历史编纂学上的必然性意义呢？果如此，究竟是历史的自觉还是哲人的自悟，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体裁，由五部分组成，他在《自序》中说：
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易，律历改异，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辅拂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
《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组成，其中本纪、世家、列传记载帝王、诸侯卿相及各色人等的事迹，构成《史记》的主体，一百三十卷中占一百一十二卷。“表”以谱牒的形式反映纷繁复杂的史实，“书”记各种典章制度。司马迁开其端绪后，后世史家竞相效法，唐代朝廷设立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至清沿袭不变，负责前代史的修撰。纪传体被尊为正史，乾隆钦定历代正史为《二十四史》，按朝代顺序依次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民国加《新元史》为《二十五史》，后又加《清史稿》为《二十六史》，构成五千年文明史的完整记录。由此而论，司马迁纪传体的发凡起例之功不仅仅限于历史编纂学上的意义，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
“五体”并非司马迁首创，先秦已有各体的雏形，司马迁的贡献在于在继承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将五体结合成一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从而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史书体裁。
先秦已有按编年顺序记载帝王事迹的“本纪”名目，《史记·大宛列传》赞中司马迁就言见过《禹本纪》：“《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从名称上看，“本纪”指帝王事迹的记载，“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唐史家刘知几说：“盖纪之为体者，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
从体例上说，系编年性质。
《史记》有十二本纪，分别是《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今上本纪》。从此可以看出：其一，以《五帝本纪》开篇，黄帝时代为中华文明的肇端，黄帝以前诸种传说渺不可考，反映了司马迁无征不信的严谨态度。其二，体例是为内容服务的，良史不会拘泥体例，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通。夏、商、周文献不足征，司马迁以朝代而不以帝王作为本纪的名称，体现了他的变通精神。其三，《秦本纪》记秦统一前的历史，《秦始皇本纪》按嬴政生平着重记秦统一的历史过程。诸侯国中惟独将秦列本纪，其余列世家，因为秦继周担当了统一天下的角色，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史识。其四，刘邦死后，吕雉当权，政由己出，独断朝纲，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列《吕太后本纪》意在反映这一历史事实。其五，秦末战争中项羽灭秦功绩最著，一度成为当时政治的支配者，列《项羽本纪》以显其功。
“本纪”记帝王事迹，关涉到至为敏感的正统与闰位问题，后世官修正史在这上面做足了文章，而在司马迁这里我们看不到后世那种庸俗的政治化史学，而是弥漫着强烈的历史意识。
“表”仿先秦谱牒之类文献而立，司马迁在《史记》中常提到此类文献，《三代表序》言“历谱牒”、“五帝系牒”，《十二诸侯年表序》言“春秋历谱牒”等，清史家赵翼说得明确了然：“《史记》作十表，仿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不容尽没，则予表载之，作史体裁，莫大于是。”
由此看，表具有如下两方面的功用：其一，表因其直观、简捷的形式能将头绪繁多的史实表述清楚，既能纵向反映各自过程，又能横向反映相互间联系，言简事赅，事半功倍。其二，表能沟通纪、传间的联系。纪、传为人物传记，人物之间、事件之间的联系不甚紧密，表以时间顺序排列，某种程序上反映人物及事件间关联。
《史记》有十表，正体现了其特殊功用。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反映三代、春秋、战国及秦末纷繁的历史内容。夏、商、周三代事迹渺茫以“世”（代）系之，春秋、战国文献渐多则以“年”系之，而秦楚之际史迹昭然就以“月”系之，略古详今，妥帖周到。再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全面记述武帝以前王侯将相，突出地体现了赵翼所阐明的表的功用。
“书”专门记载典章制度，针对纪传中无法系统记述朝章典制而设立。以“书”为名，出自司马迁首创。先秦已十分重视典制的记载，典制从本质上说是治国为政的纲纪，春秋郑国子产“铸刑鼎”即将刑法铸于鼎上，以为天下守则。最古老的文献《尚书》，相当篇幅是远古的典制，如《禹贡》、《康诰》、《顾命》、《吕刑》等，《周礼》即是专门记载西周典制的文献。史书当然不能回避典制，《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主，创立“书”体以记典制，司马贞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礼书》司马贞《索隐》）班固因《汉书》以书为名，改“书”为“志”，后世习用之，成为定则。
《史记》有八书，它们是《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包括了当时国家的重要典制。据《尚书·洪范》载，武王克殷后访问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箕子答以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史记·宋微子世家》也有载。司马迁八书为经国典范，与八政相应：食、货为“平准”，祀为“封禅”，司空、司徒为“河渠”，司寇、师为“兵”及“律”，宾为“礼”及“乐”。司马迁崇尚富利，以衣食为立政之本，与“八政”重食、货思想也是一致的。
“世家”记载诸侯王的事迹，与帝王本纪有别，以示君臣尊卑之分。之所以称世家，刘知几的解释较为妥帖，他说：“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
司马迁参阅过大量先秦世家文献，《史记》中常有提及，如《管蔡世家》云：“武王发，其后为周，有本纪言。……周公旦，其后为鲁，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后为蔡，有世家言。”《陈杞世家》云：“杞小微，周武王封之陈……有世家言。禹之后，周武王封之杞……有世家言。”司马迁立“世家”，乃根据历史的实际情况而定，班固《汉书》将世家合于列传之中，后世遂无此名目。
《史记》有三十世家，以秦为界可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先秦诸侯世家，包括吴、齐、鲁、燕、蔡、陈、卫、宋、晋、楚、越、郑、赵、魏、韩、《田敬仲完世家》及《孔子世家》，其中《晋世家》、《齐世家》记春秋时史事，《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及《田敬仲完世家》的分别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后战国时史事。孔子创立儒学，成为统治人们精神世界的“素王”，也居“世家”之列。后一部分记秦以后王侯卿相，包括陈涉、外戚、楚元王、荆燕、齐悼惠王、萧相国（何）、曹相国（参）、留侯（张良）、陈丞相（平）、绛侯周勃、梁孝王、五宗、三王世家，陈涉为“闾左”佣耕之民，因反秦首难有功，与王侯卿相同列。
先秦有记述人物事迹的传记文献，如《诗经·公刘》篇即具传记的雏形。将记述人物事迹的文献称“传”，始自司马迁。此前“传”为注释之称，如《春秋》“三传”等，确如赵翼所说：“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
所谓“列传”，是说明传记之多。
七十列传是《史记》的主要组成部分，可分为专传、合传、类传三种类型。专传指一人一传，如《伯夷列传》、《伍子胥列传》、《商君列传》、《李将军列传》等；合传与类传实质上属同一类型，指将相同类型人物的传记合于一处，只不过合传为二人传记，类传为多人传记。合传如《管晏列传》，管子、晏婴皆为齐政治家；《孙子吴起列传》，孙武、吴起皆为军事家；《白起王翦列传》，白、王皆为秦名将；《廉颇蔺相如列传》，廉、蔺同为辅佐赵国的股肱之臣；《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贾谊同为怀才不遇的旷世之才。类传如《刺客列传》、《儒林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等，分门别类记载各类人物的事迹，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边裔民族则以族为名立传，如《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为全书总序，叙述自己的源流世系、生平际遇、《史记》的写作义例及全书内容提要，是了解司马迁及《史记》的基本材料。
列传为独立的人物传记，同一事件相关人物事迹的记载难免重复，司马迁采用“互见法”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记相关人物时常用“事见某篇”、“语在某篇”以避重复，标明互见，沟通传记间联系。如《周本纪》叙周公讨管叔后，作《大诰》等篇，司马迁说“其事在周公之篇”，即见于《鲁周公世家》；《萧相国世家》叙萧何荐韩信及进计吕太后杀韩信，司马迁说“语在淮阴事中”，即见于《淮阴侯列传》。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也为后世史家所效法。
《史记》是司马迁毕生心血的结晶，其史料来源于实地踏勘与文献记载两个方面，实地考察可映证或订正文献，《史记》中多所点明。据今人研究，《史记》中可考的征引文献即达八十一种
，尚不包括大量文书档案，实际参考的当远不止这些。他泛观博览，相互比勘，无征不信，取材十分谨慎，如《五帝本纪》赞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对不能确定者，司马迁不强做通人，而是采取存疑的审慎态度，如《三代世表》赞曰：“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仲尼弟子列传》赞云：“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正因如此，《史记》被后世誉为“实录”。
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体例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大贡献，南宋史家郑樵将《史记》比诸《六经》，确不为过，他说：“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慈父遗命是司马迁著史的原动力。司马迁又将修撰《史记》比之于孔子删订《春秋》，他说：“自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在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与壶遂讨论修史义例时也一再强调这个意旨。《春秋》是一部“微言大义”的文献，孔子试图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王道政治，通过对鲁编年史《春秋》的笔削褒贬，惩恶扬善，纲维人世，以让“乱臣贼子惧”。确如壶遂所诘问，司马迁处在武帝盛世，本人又受武帝任用，表面看来与孔子及其时代判若霄壤，司马迁为什么将《史记》比诸《春秋》呢？盛世何来危言呢？司马迁对壶遂的诘问竟一时语塞，始则支支吾吾，终以大段冠冕堂皇的话搪塞。其实，从历史的实际看，武帝后期的统治确实濒临十分危险的境地。
汉兴至武帝七十年间，由于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朝积累了大量财富，“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平准书》），一派盛世景象。但到武帝时形势发生了变化，天下承平日久，奢靡之风滋生蔓延，豪强恃财自负，武断于乡曲。武帝频频兴师劳民，向四夷用兵，司马迁在《平准书》中说：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疲）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
南面江淮、西面巴蜀、东面燕齐、北面诸郡，可以说天下百姓皆受兵赋之苦。加之武帝好方术仙道，长期巡游天下，耗费无数，地方豪强欺凌百姓，弄得民生凋敝，财力枯竭。为弥补国库空虚，积聚财富，武帝大肆“兴利”，压榨盘剥，如卖武功爵、造皮币、白金三品、官营盐铁、算缗及告缗、入谷补官、铸赤侧钱、立平准均输法、入粟补官赎罪等，实质是“与民争利”，民的处境急剧恶化。
民为邦本，人民处境的恶化意味着封建政治的恶化，时贤也深切地感受到形势的危险性，徐乐将天下之患分为“土崩”与“瓦解”两种类型，前者指政治崩溃，改朝换代，以秦末为代表；后者指政治分裂，以春秋六国为代表。他认为最大的祸患不在瓦解，而在土崩，直言不讳地向武帝指出现实局势面临“土崩”的局面，他说：
间者关东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平津侯主父列传》）
由此看，武帝时极盛表象的背后确实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司马迁明古通今，处武帝左右，对此当有更深切的感受。他就职责所及，仿效《春秋》作《史记》，从历史的兴衰“通变”中总结出天下兴亡的教训，以作武帝为政的镜鉴。
在司马迁看来，《春秋》是一部“补敝起废”振兴“王道”的书，答壶遂问引董仲舒话说：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太史公自序》）
“补敝起废”是“王道”的重要内容，也是《春秋》的灵魂。武帝时政治局势危如累卵，当务之急也就是补敝起废，即改弦易辙，《史记》始终贯穿着“承敝通变”的思想，与《春秋》的“补敝起废”属同一意思。司马迁认为自夏至汉政治的嬗变就是一个“承敝易变”的过程，变前代之弊就拥有天下，他说：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轻薄），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五帝本纪》赞）
在《平准书》中说：“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
从本质上言之，“承敝易变”就是要求统治者及时调整统治政策，清除政治积弊，这样方能维持长治久安。武帝时“敝”不可谓不大，司马迁以史官职责所能作《史记》，以“承敝易变”之义贯之，以此警醒统治者，这就是司马迁《史记》的“微言大义”，也就是他作《史记》的真正目的。
司马迁在《自序》中说作《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又说“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他的“承敝通变”思想是以当时天人学说为基础的，直接师承董仲舒而来。
朝代的更替、政权的嬗变必须有理论作为依据，儒家以民本思想为基础，为汤、武革命作出诛独夫、民贼的解释，但在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礼崩乐坏的时代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为诸侯国以争霸为目的。在这种形势下，战国齐人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应运而生了，将自然法则应用到社会政治领域，为政权更替提供依据。这种学说首次为秦始皇所利用，周为火德，水克火，继周而兴的秦便以水德自居，以获得统治的合理性。但秦统治在不长时间内土崩瓦解，刘邦起自微末，迫不及待地将汉政权纳入五德体系，但五德生克是个动的系统，董仲舒为使汉德永恒，也就是使刘汉永享国祚，创立了天人感应的五德终始学说。“天”具有自然和人格双重特征，具有意志，皇帝为皇天之子，代表天统理万民，所谓“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天以灾异形式昭示意志，如天子有道，天降符瑞，反之天降灾异，警示天子，促其改制更化，以承顺天命。如果天子冥顽不化，皇天可受命于他，“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出灾异以惊骇之，惊骇之余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
皇天奖惩天子相当程度取决于天子对“民”的态度，“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
，“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
。由此看，董仲舒学说包含了君权神授和民本因素两个层面，君权为天所授，此即“道”，天不变道亦不变。在道不变的前提下，皇天可根据天子对民的态度奖惩乃至更换天子，这是他天人学说的核心内容。
董仲舒的学说为武帝所采纳，成为刘汉王朝的统治学说，司马迁与董仲舒又有私淑之谊，接受他的学说也就顺理成章了。他积极参与封禅大礼，主持制订历法，标志汉王朝土德最终确立，《史记》中明确地体现了他的天人观。
司马迁认为君权天授，又按五德体系更替，本纪就是黄帝以来政权嬗变的记录。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五帝本纪》）。殷末纣无道，臣祖伊对纣说天将弃殷，授命于他，“天既讫我殷命……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纣答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由此说“纣不可谏矣”（《殷本纪》）。纣不承敝易变，当然亡日可待。武王克殷，以受命天子自居，说：“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周本纪》）幽王时政治败坏，山崩川竭，伯阳甫说“周将亡矣”，“天之所弃，不过其纪”（《周本纪》），断言周不过十年即亡。
秦代周而兴，“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秦始皇本纪》），以水德自居，色尚黑，数用六，将黄河更名德水，可见对五德学说的崇信。但秦承天下之弊，不知变更，天下怨愤，陈涉首难，项、刘起兵。依五德终始学说，陈涉、项羽、刘邦三位都是承顺天命的人物，司马迁说：“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成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秦楚之际月表序》）他认为没有天生的帝王贵种，陈、项得其时但非其人，故中途夭折，功败垂成。刘邦得其时又是其人，故享有天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理解司马迁对项羽自刎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之言的批评，也才能更深切体会将陈涉列世家，项羽、刘邦列本纪的意义。
君权为天所授，王朝统治更替不已，表面上看来是上天的意志，其实决定性因素是人而非天。西汉天人学说是政治学说，现实的内容采取虚幻的形式。灾异与其说是上天的意志，毋宁说是标示政治状况的尺度，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衡量政治状况的重要标准。从自然上讲，灾异出现的几率应是均等的，当政治清明的时候，官吏勤政理民，民众安居乐业，社会作为一个有序整体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强，相对说来河清海晏，天下太平；当政治腐败混浊时，官吏作奸犯科，社会财富的分配极不均衡，民众生活物质基础薄弱，社会处于混乱无序状态，抵御灾害的能力也就低下，即使是小灾小难，也会束手无策，危害甚大。由此看，以灾异幻化为上天意志，作为衡量天子为政的准尺，确实抓住了为政要害，这也是使统治长治久安的唯一现实选择。
司马迁的灾异观以“人”作为基础，《史记》自始至终强调“人为”。“太史公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秦亡于劳民伤财，蒙恬督率民众修筑长城，耗费无数，后蒙恬在政治斗争中被杀，死前认为是修长城坏地脉所致，司马迁认为大谬不然，他说：“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疗，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赈）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蒙恬列传》）项羽兵败自杀，刎前将己之败归之于天，司马迁批评道：“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本纪》赞）
因此，天人关系中决定性因素是人而非天，“灾异”作为上天的意志乃是人为政治的衡量标尺，“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天官书》）。不重人事而重天，最于事无补，司马迁认为为政的次序“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天官书》）。祭祀祈天为最下等政治，是武帝时期的状况，当务之急是“修救”，以回复汉初“修德”、“修政”的太平时代。这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核心内容。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从天与人的辩证关系中、从历史的兴衰通变中总结统治长治久安的道理，告诫武帝承敝易变、改弦更辙以拯救危险的政治。《史记》完成后上奏武帝，到了晚年武帝“悔征伐之事”，下《轮台罪己诏》，其间的联系史无明载，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果如此，司马迁著《史记》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司马迁极其理智地论述了天人关系，天是公正的象征，得天命者得天下，失天命者失其政，得天命与否取决于为政者自身。因此，天命实际上掌握在为政者自己手中。但在实际之中，往往又不尽然，伯夷、叔齐、颜渊、屈原、贾谊等往圣贤哲皆未得善应，他本人更是罹遭大祸，这又使他对天命陷入困惑之中。司马迁的天人观既体现出厚重的历史意识，又弥漫着浓厚的人文气息。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为了探究历代统治者所作所为与治乱兴衰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史记》以人事为本、注重世务的理性特征；司马迁残酷的人生际遇使他对人生世态有着与众不同的深刻、独到认识和感受，在《史记》中体现出鲜明的感性特征。《史记》就是司马迁感性与理性统一的体现，班固批评《史记》说：“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
班固的批评可谓指出《史记》的特点，从政治观、伦理观和经济观上指出了司马迁思想的特征。
政治的治乱兴衰看起来神妙莫测，其实先哲早就一语道破天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历代统治者在为政初期尚能勤政恤民，时间稍长就利欲熏心、逞其私欲，历史陷入成败兴衰的循环往复之中，《诗经》、《左传》中屡屡发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慨叹。司马迁从历史的通变中论述了这个道理，《夏本纪》说：“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修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殷本纪》说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终致灭亡。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太史公自序》）。“本”指国家之本，即民，司马迁认为众多诸侯国的衰亡都是失其本所致。
秦处崤山（今河南洛宁北）、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以西，文明程度比不上东面诸国，但秦经商鞅变法，重视立国之本，很快强盛起来，统一天下。民饱经干戈之苦，社会生产残破不堪，政权存亡兴衰的关键在于清静保民，涵养根本，但秦行急刑暴政，实行劳民、愚民、虐民的政策，结果到二世即灭。汉兴于秦之后，中经灭秦及楚汉战争，社会的残破甚于以前，秦覆车之鉴即在眼前，有远见的政治家总结秦亡的教训，思考汉的为政之道，很自然地得出仁义、安民的为政方针，这其中以贾谊的《过秦论》最为突出，《史记》将其载于《秦始皇本纪》之后，从秦的兴亡贾谊得出了“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文章气势磅礴，为古代散文的典范之作：
秦孝公据殽函
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
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
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谋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
缔交，相与为一。
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横
，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
，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瘳、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
而攻秦。秦人亢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循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伏尸百万，流血漂橹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伏，弱国入朝。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
，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
，振长策而御宇内
，吞二周
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执敲扑
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
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
，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于是废先王之道，燔
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隳
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阳。销铎鍉
，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
，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
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
。然而陈涉甕牖绳枢
之子，氓隶
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
，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
，蹑足行伍之间，俯起
阡陌之中，率罢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
，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
，山东
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
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
，非铦
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
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
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
，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
，招八州而朝同列
，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
，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疲）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
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
，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
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颈）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
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
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
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圉
而免刑戮，去收帑污秽之罪
，使各反（返）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赈）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
，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讙然
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见始终不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杀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贾谊意在总结秦的“过失”，探究秦在短短几十年之内由横扫诸侯、统治天下，到“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这种巨大变化的奥秘，他总结说“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民为邦本，保民必须清静无为、休养生息，让民具有安身立命的基本条件，行黄老之治是汉初客观现实的要求。
黄老之术并非消极退避、无所作为，而是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因循为用，因而是一种以静制动的“君人南面之术”，在汉初特定的历史时段内，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特殊功效。刘邦建汉，承敝易变，确立黄老政治，司马迁称赞高祖说：“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高祖本纪》赞）萧何为首任相国，“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萧相国世家》赞）。
大政方针确定后，关键是遵守因循，汉初数代守之不渝。萧何卒后曹参任相国，认真执行清静无为的政策，他用人有个特殊的标准，即专用木讷少言、敦厚稳重的长者，悭吝刻薄、专务声名的势利之徒则斥去之；为政也颇有特色，整日饮酒，官吏想提出建议，“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曹相国世家》）。惠帝怪相国不治事，让曹参之子曹窋劝谏乃父，结果不但未能劝谏，曹参反而说服了惠帝，《曹相国世家》所载颇有趣味：
（惠帝）乃谓窋曰：“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间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曹参全盘因袭萧何律令制度，这就是典故“萧规曹随”的由来。司马迁深察其中的意义，对曹参赞赏不已：“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美矣！”（《曹相国世家》赞）
惠帝病后吕雉当政，虽然免不了与宗室兵戎相见，但政治上仍能因袭前制，司马迁不像后世史家以正统的伦理观贬斥吕后，相反对其政治同样持肯定态度，虽为女主，政治上仍得“汉统”，这恐是他列《吕太后本纪》的初衷。他说：“孝惠、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太后本纪》赞）
文、景更是清静无为的典范，爱惜民力，不误农时，轻徭薄赋，虚弱自守，“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孝文本纪》）。“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律书》）；对外“与匈奴和亲……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孝文本纪》）。文、景时代是理想的政治，司马迁一往情深地描写为充满童稚真朴的世界：“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到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律书》）这种绝妙的风光是桃花源中的世界，司马迁和陶渊明分别从史学和文学的角度寄托了古代士人对美好政治的向往。
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造就了太平盛世，汉兴七十年间社会面貌大大地改变了，物质条件大大地改善了，社会政治又面临着如何维持现实局面的问题。司马迁认为礼义与刑罚并重，他说：“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礼书》）奢侈享受是人的本性使然，要求人讲求仁义节俭，养成素朴、敦醇的社会风气，儒家的内圣学说显示出其价值。这也是从历史的通变中得出的教训，商亡于骄奢，周代殷而兴，务求节俭，新王登基告之诫之，“成王既崩，二公（召公、毕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周本纪》）。
司马迁作十表，为王侯列谱系，目的在于从王侯的成败利钝中说明仁义的重要，讲仁义者福荫子孙，世代相传，反之子孙不保，如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侯国等。他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中说：“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作《惠景间侯者年表》，“咸表终始，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
由此可见，司马迁对道、儒的态度是基于汉初历史实际的，班固对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批评则是基于先验的，孰优孰劣，自不待言。其实，历史进入到汉代，先秦各家思想呈现融合的倾向，汉初黄老政治并非单纯的黄老之术，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也绝非纯粹的儒家思想，运筹天下的宣帝称说得简洁明白：“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对黄老政治的推崇也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目的的体现。黄老政治的实质是“修敝”、“承敝易变”，对武帝“兴作”的批评也就顺理成章了。司马迁言汉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武帝“滋欲多事”，“无事”并非了无一事，而是指无扰民害政之事，汉初经历了许多大事，如通使南越、与匈奴和亲、镇压异姓诸侯王、平定吴楚七国之乱、镇压北济王等，属兴国安民的善政。武帝的“多事”司马迁也是区别对待的，利国利民的事仍予肯定赞赏，如武帝削藩，颁布“推恩令”以加强中央集权，“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
经济观与政治观是一致的，黄老政治的核心即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司马迁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集中地体现了他崇尚富利的思想。结合全书的内容，大体可将他的经济观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追逐富利是人的本性。物质需求不仅是人类与生俱有的本性，甚至是人类生存的先决条件，人类的文明最早出现于物质条件较好的大河流域就说明了这一点。人类对物质的需求促进了文明的进步，人类的文明史本质上就是获取和支配物质的历史，司马迁“崇货殖而羞贫贱”是对人类社会本质的客观认识，两千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对此肃然起敬。
司马迁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货殖列传》）他精心描绘了全幅社会“逐利图”，十分精彩，录之于下：
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错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
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货殖列传》）
在司马迁看来，整个社会都在“利”这根魔棒指挥下运作：士卒冲锋陷阵，不顾死生，是重赏驱使的；顽劣少年，杀人越货，作奸犯科，以身试法，为财而死；赵、郑美女浓妆艳抹，奇装异服，忸怩作态，不问路程远近，不择年龄老少，卖身投靠，是为了得到钱财；纨绔子弟奢侈浪费，是为了显示富贵；渔猎之人不分日夜寒暑，不顾猛兽艰险，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斗鸡走狗赌博诸戏为无数人所迷恋，是为了决出胜负；医生等各门技术之人，劳神焦思，竭尽心智，是为了换得更多的钱粮；官吏违章乱法，胆大妄为，结果身败名裂，是因为收受了贿赂；农工商贾日夜梦想得到更多的财货。司马迁把人的一切行为归结于“利”的驱使，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精神因素的作用，不免失之片面，但对“利”本质的揭示是极其深刻的。
其二，民逐富利是合理的，因而反对与民争利。追逐富利为人之本性，统治者之为统治者，是为了占有和支配更多的财富。因此，百姓对财富的追求也是合理的和正当的。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货殖列传》）基于此，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为白圭、猗顿、乌氏倮、巴寡妇清等三十余殖财聚货的商人立传，在《自序》中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知者有采焉。”详细记述他们生财的过程及方法，总结出“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等生财之道。
司马迁肯定民“求利”的合理性，仍是基于民惟邦本的基本道理，因而反对与民争利。《孟子荀卿列传》赞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庶人言利，人给家足，民富国强，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而天子言利，聚敛财富，与民争利，为祸患之始，致乱之源。前者是汉初的境况，后者则是武帝时的状况，从经济史的通变中得出教训，以警醒统治者。
其三，农工商虞并重。司马迁崇尚富利，农、工、商、虞
都是殖财的手段，理所当然地予以重视，引《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四者缺一不可，“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货殖列传》）。从社会政治的实际出发，四者仍有主次轻重之分，“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重视以农致富，提倡以商致富，反对作奸犯科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利。商以其用力少而获利多的特点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生财手段，汉初就出现弃本趋末的现象，著名政治家贾谊《论积贮疏》、晁错《论贵粟疏》就为此而发。但商贾在价值规律作用下从事水陆贩运，调剂余缺，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是社会生产力中十分活跃的因素，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司马迁的可贵之处在于并不因噎废食，重本而不弃末，反对的是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不义之财的奸富，见解是十分深刻的。
总之，如同司马迁的政治观一样，他的经济观立足于社会政治的现实基点上，而非基于概念的预设上，因而能符合历史的实际。司马迁崇富利但不排斥礼义，而是把物质条件作为行礼义廉耻的基础，并以儒家的内圣学说节制人们对物质的贪求。他引管子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论“礼”说：
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茞，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礼书》）
“礼”为养欲、节欲而非禁欲。司马迁并非一概“羞贫贱”，对德行高洁、甘于贫贱的高人雅士也十分崇敬，如对孔子及其弟子即然。他轻蔑、卑视的是无德无行、游手好闲之辈，“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货殖列传》）。班固把“崇货殖而羞贫贱”作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的三大罪状之一，金代王若虚更说“迁之罪不容诛矣”
，其史学观实不如太史公远甚。
如果说司马迁的政治观、经济观体现了他理性的一面，那么他的伦理观则具有浓厚的主观感性色彩，这与他的社会地位与人生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司马迁的伦理观主要体现在对“义”的阐发上。伦理固然包括自然人伦因素，但在阶级社会中主要是统治阶级意识的反映。就“义”而言，符合统治者利益的行为规范即为义，反之则为不义，先秦思想家指出了这一本质。《墨子·鲁问》说：“窃一犬一彘，世谓之不仁；而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庄子·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司马迁对社会底层十分了解，洞悉古今人情世态，又有着独特的人生际遇，对前贤的话有着深切的感受和体会，他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游侠列传》）所谓仁义，是存在于“侯门”，是“已享其利者”独占的权利，标准由他们订立，符合此标准的为仁义，反之则为不仁义；言行符合此标准者为“处士”，反之即为“奸雄”。
如此说来，司马迁“黜处士而进奸雄”不符合正统的伦理观念是很自然的，具体表现在对“游侠”的肯定与颂扬。游侠品格上重诺守信，重义轻利，言信行果，卓然独立，把自己的人格和荣誉看得至高无上；行动上不畏强暴，扶危济弱，“趋人之难，甚己之私”（《游侠列传》），因而游侠的存在具有广泛的社会和心理基础。司马迁对游侠的肯定基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说，任侠意识在汉初仍存在广泛的社会基础。春秋、战国几百年兵戈战乱，民众经受着战乱的巨大痛苦，犹如孟子所说“争城一战，杀人盈城；争地一战，杀人盈野”。秦统一六国使几百年战乱达到高峰，统一后推行急刑峻法，导致农民揭竿而起，又经过数年剧烈的楚汉战争，汉终于实现统一。自春秋至汉建立五百年间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基本上处于战乱纷争状态。兵荒马乱，受害最烈、最深的是平民百姓，其生命朝不保夕，在死亡线上徘徊挣扎，扶危济困的侠士为他们所企盼，任侠意识成了他们心理的慰藉与精神寄托。其实，中国古代武侠文学的兴盛皆同此理，司马迁的民本思想自然与任侠意识契合在一起。
其次，从主观方面看，任侠意识也是司马迁受害心灵的寄托。他独自在武帝面前为李陵仗义执言，本身就是侠义的体现。当他被下狱定罪后，按规定可输钱赎罪，但“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
，昔日亲朋故旧避之惟恐不及，终遭酷刑。这一铭心刻骨的经历使他饱尝世态的炎凉，他对“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侠客义士一片心仪不是很自然的吗？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认为，任侠意识与儒家观念是根本对立的。其实，原始儒家既讲礼制名分，也讲“仁者爱人”、言信行果，后世统治者为逞私欲、强化专制统治，片面地强调前者而漠视后者，结果失去统治基础，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政治怪圈之中。司马迁肯定任侠意识是对“仁者爱人”层面的强调，毋宁说是对原始儒学的维护和捍卫，从这里也可看出他政治、经济与伦理思想上的一致性。下面具体看一看他对游侠的记载。
《史记》有《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记载汉代游侠与战国刺客的事迹。正如上所述，他将游侠作了区分，颂扬的是“乡曲之侠”、“匹夫之侠”、“闾巷之侠”，而非横行霸道、欺凌孤弱的“豪暴之侠”。他说：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列传》）
汉代游侠的代表人物是朱家和郭解。
朱家尚义轻利，专解人之困，生活俭朴，“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无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车。……既阴脱季布于阨，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汉书·游侠传》）。朱家救人之急，不论对方的身份地位，不为名利，不图报酬。季布亦为一侠义之士，时谚说：“得黄金百镒，不如得季布一诺。”他本为项羽将领，楚汉战争中数困刘邦，刘邦得势后欲以千金购求之。季布藏身于濮阳周氏家中，周氏无力保护他，阴将季布连同家僮数十人卖予朱家，“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必与同食！”（《季布栾布列传》）朱家专程到洛阳见滕公，通过滕公向刘邦说情，终于使季布得到赦免。后季布官至汉高祖时郎中和文帝时河东太守，朱家不图报答，终生避而不见。
轵县（今河南济源）人郭解是司马迁亲眼见过的大侠，其貌不扬，生活俭朴，“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其外甥强迫人饮酒，被人刺死，他知实情后告知凶手：“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游侠列传》）郭解行侠尚义，名播远近，被同乡绅士杨季主告发，引起朝廷的警觉，被徙置茂陵。此时司马迁一家也徙置此地，算起来他们同里。迁离之日，地方士大夫为他送行，场面甚为壮观。到关中后，“关中豪贤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游侠列传》）。不久，郭解的侄儿将杨季主儿子杀害，杨季主不久也被杀，其家人上告朝廷，又被郭解的信徒刺杀于宫阙之下。朝廷震怒，下令缉拿，郭解出逃，不更名姓，沿途争相接待，蒙蔽官府，一个名籍少公的人知道郭解行踪，甚至自杀绝口，以不向官府提供线索。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武帝发布大赦令，郭解重又露面。在一次儒生聚会上，轵县一儒生认为“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结果被郭解的信徒杀死，并被割了舌头。丞相公孙臣以此惩办郭解，籍没其全家。
对统治者来说，这种名显一方、结帮成党、私行公法的游侠势力无疑对王朝统治构成巨大威胁，汉王朝推行严厉的打击政策。侯之门仁义存，正统史家班固将“义”划分为“背公死党之议（义）”与“守职奉上之义”
，统治阶级需要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司马迁知道游侠的行为不合后者，说其行“不轨于正义”，“正义”即统治阶级的“守职奉上之义”，但歌颂他们不计名利、言信行果、扶危济困、磊落光明的侠肝义胆，实质上是对平民意识的认同与肯定。他对郭解之死深为同情，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游侠列传》赞）
《刺客列传》旨在颂扬战国时刺客的侠义精神，其实也是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侠士们知遇图报，以身相许，就是对人格、荣誉的终极追求，如荆轲刺秦王、专诸刺吴王僚等都是这样，尤以聂政姐弟为典型。
聂政尚侠，因杀人避仇，携老母、姐姐聂荣至齐，以屠为事。严遂（字仲子）事韩哀侯，与权相侠累结仇，携百金至齐见聂政，请为报仇。聂政因老母尚在未允，亦不收金。母死，聂政只身杖剑至韩，径入相府，刺杀侠累，然后自己割破面皮、剜出眼珠毁容剖腹而死，以免连累姐姐。韩将聂政尸弃于市，悬赏千金以求辨识者。聂荣闻讯即知弟所为，至市伏尸恸哭，市中人劝其早去，聂荣说：“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羔，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刺客列传》）两千年后的今日，读之犹令人嘘唏不已。
母子之义、姐弟之义、朋友之义弥漫其间，人格至尊，荣誉至上。聂政置死生于不顾，纯粹出于严遂的“知遇”，地位虽然卑贱，人格却受到尊重，这恰是聂政辈的“终极关怀”，因而死生就不重要了。聂荣冒死认弟，不让其弟蒙受污辱，伸其义于天下，也是出于对荣誉、人格的维护。
失去了的才是最可宝贵的。司马迁人格受到摧残，名誉受到玷污，自然对人格、荣誉十分珍重，对侠士的记载，更反衬出他那痛苦、屈辱的心灵。《史记》中还记载了许多不甘屈辱为保持名节而死的义士，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屈原不甘做亡国奴，自沉汨罗；齐布衣王蠋在齐被燕灭亡时“义不北面于燕，自尽身亡”（《田单列传》）；田横及五百宾客耻于降汉，逃至孤岛，“亦皆自杀”；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而自杀，项羽愧对江东父老自刎乌江等等，司马迁称他们“岂非至贤”（《田儋列传》），“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
但是另一方面，死固不易，超越自己、忍辱负重更为困难。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报强吴，“盖有禹之遗烈焉”（《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为“烈丈夫”（《伍子胥列传》）。“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列传》）。司马迁的伦理观是从他惨烈的人生中感悟出来的，自然不是养尊处优、俯首帖耳的正统卫道士们所能理解的了。
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评价了《史记》的历史文学成就。史书不同于文书档案，要求史家有合理的组织材料和表述历史价值观的方式；史书又不同于纯粹的文学作品，而具有历史编纂学的规范。《史记》是史学与文学结合的典范之作，这里从如下几方面予以叙述。
史书是史家思想的物化形式，必然浸透着史家的价值判断，《史记》的高明之处在于“寓论断于叙事”，作者虽不置一词，但对史事的褒贬是非却使人一目了然。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说：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也。
循着顾炎武所举实例，我们看一看《史记》的具体情况。
《平准书》末载天久旱无雨，灾荒严重，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令诸官求雨，“卜式言曰：‘具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烹）弘羊，天乃雨。’”桑弘羊推行平准、均输等与民争利的政策，司马迁引卜式言喻示“兴利”之害甚过天灾，反映了他以人为本的天人观，同时对武帝不重民事、“修禳”求天提出批评。《王翦传》载，王翦及子王贲皆为秦名将，二世时王翦父子俱已作古，其孙王离领兵击赵，有人说王离出自名将世家，此行必奏凯，“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司马迁借客语说明杀人太多，终不得善报。《荆轲传》载荆轲刺秦王失败，鲁勾践听此消息，“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司马迁借客语表示对荆轲谋刺未成的惋惜之情。《晁错传》载，晁错为加强中央集权，主张“削藩”，吴、楚等七国打着“清君侧，诛晁错”的幌子联合起兵反叛，景帝惊慌失措荒唐地诛杀晁错，卷末记邓公对景帝说：“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司马迁借邓公之语对景帝的荒唐行为提出批评。《魏其武安侯列传》载，武安侯淮南王谋叛，武帝听说武安侯接受淮南王贿赂后言：“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借武帝语表示对淮南王不轨行为的抨击。
由上可见，看似不经意的叙述，其实是太史公的刻意安排，《史记》中类似事例不胜枚举，这是《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的重要因素之一。
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不仅仅因为它文辞沉郁顿挫，形式上相似，更主要的是激荡炽烈、感怀抒愤内质上的相通。《离骚》是屈原怀才不遇、报国无门、遭谗被斥的悲愤之作，以美人香草自喻才志高洁，以浪漫的笔法遨游四极八荒，呼天抢地，诘古问今，上下求索，一腔独步天下的高旷与悲凉。司马迁遭屈辱大祸，饱尝人世辛酸、世态炎凉，其境遇、其心态、其感情与屈子息息相通，故在以屈原为代表的不得志的贤哲传记之中，吊古伤今，悲天悯人，深得《离骚》的神韵，如对屈原的记载：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罹）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现）。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司马迁与屈原同样地希望为君国效力，又同样地被摈弃，因而在心理上引起强烈共鸣，对怀王“不知人”而致国破身亡结局的议论，其实也就是向武帝所敲的警钟。屈原报国不能，又不愿同流合污，于是自沉汨罗，司马迁描绘了他沉江前与渔父对活的场景：
屈平至于江滨，被（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这种特定场景的描写当然不能视为信史，司马迁采取了文赋中常用的对话方式，借用了文学作品中常出现的渔父形象，展示屈原自沉前的心迹，与其说是对屈原之死的哀悼，毋宁说是对其超凡脱俗、保持清白的企羡。
《贾谊传》中记述了贾谊与屈原怀才不遇的相同际遇，引用了贾谊被贬长沙所作的《吊屈原赋》。在卷末司马迁写出了读屈原及贾谊著作的心理感受：“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司马迁道出了他的心路轨迹：读《离骚》等作品，为他报国无门感到悲愤；到汨罗江边凭吊，为屈原之死感到悲伤；读贾谊的《吊屈原赋》，为屈原矢志不移、自保名节感到哀怜；读贾谊《鵩鸟赋》依违两可、去就漠然、不尚节操的态度又怅然自失、感到悲凉。由悲愤到悲伤到自怜到自弃，是残酷专制制度下正直士人普遍性的心态轨迹，一部文学史就是这种心路历程凝化和反映的历史。
《史记》传记文学的突出特点是不拘泥于固定程式，而是根据人物的身份组织材料，抒发议论。或侧重于人物的经历，曲折生动；或侧重于人物的言论，意味深长；或借人物抒情言志，议论风生，真切动人。因此，《史记》记述各阶层的人物，方式不一，皆能各尽其妙。就此而言，后世正史的传记只得其形未得其神，的确难望其项背。
刘邦和项羽是两位著名人物，司马迁选取典型事例写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在这种描述中又可见其不同的人生归宿。《高祖本纪》中少年刘邦“好酒及色”，是个无赖形象，做了皇帝后仍以其父早年说他是无赖的话取笑为乐。“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杯），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其兄）力。今臣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但他知人善任，成就帝业，对自己从一介平民到九五之尊有清醒的认识：
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项羽慢而侮人，陛下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
，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自知、知人，是刘邦克敌制胜的关键，论功行赏也能做到公平妥帖，《萧相国世家》记刘邦任萧何为相国反映了这一点，文字精妙：
汉五年，已杀项羽，即皇帝位，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上以何功最盛，封为酂
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执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迹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侯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迹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做了皇帝后，天下并不太平，淮阴侯韩信、淮南王黥布相继谋反。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与父老子弟聚饮，亲自击筑唱《大风歌》，感情真挚，我们看到的并非八面威风的天子，而是久别再回故里的游子，《高祖本纪》载：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诗言志，这首仅三句即兴而作的《大风词》使不擅文墨的刘邦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唐人林宽《歌风台》诗说：“蒿棘空存百尺基，酒酣曾唱大风词，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尽解诗。”
与刘邦的自知知人不同，项羽心高气盛，刚愎自用。《项羽本纪》以项羽幼时非凡气度、巨鹿大战、鸿门宴、垓下被围、乌江自刎等情节，描绘其粗莽的盖世英雄形象。项羽幼时眼高手低，“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教其兵法，初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学。秦始皇南游会稽，渡浙江，项羽指其说：“彼可取而代也。”“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巨鹿大战充分展示了项羽的勇猛：
（项羽）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作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秦将围巨鹿，诸侯军畏惧不前，惟有项羽以超人的胆略和气魄，大败秦军，一战而奠定在诸侯中的首领地位。这段描述十分精彩，“破釜沉舟”、“作壁上观”成为现在习用的典故。
项羽在战场上是勇猛无敌的英雄，但角智斗谋却是一个侏儒懦夫，司马迁在“鸿门宴”中展示了他性格上的巨大反差。项羽在灭秦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刘邦抢先一步入关中，先入者为王，项羽在鸿门宴上迟疑不决，坐失良机，决定了他败亡的命运。司马迁以极高的技巧记述了这场对两位重要历史人物命运攸关的宴会：
（项羽）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
西。沛公军霸上
，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享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
，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咸五采（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楚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倶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
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背）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早）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入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
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桮杓
，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确如范增所说，项羽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为刘邦所败，司马迁写出了“四面楚歌”声中末路英雄的悲怆：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军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项羽兵皆楚人，刘邦教士兵唱楚歌，以造成楚兵皆投汉的印象，瓦解项羽军斗志。项羽自知气数已尽，且歌且舞，涕泗滂沱。虞姬相和伴舞，据《楚汉春秋》载，虞姬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随即伏剑自尽。这就是流传千古的“霸王别姬”的情节。
乌江自刎写出了项羽的最后一股英雄气：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
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
项羽宁死不过江东，以坐骑赠亭长，以头赠故人，即使在生命最后一刻仍不失旷世英雄的形象。
在有些人物的传记中，司马迁较少记述人物的事迹，或录其文、述其志，如前述屈原、贾谊的传记；或借人、事生发议论，其中蕴涵着他特定的人生感悟，如《伯夷列传》就是一例。伯夷传说为今辽西地区古孤竹国君之子，武王灭商后，他与弟弟叔齐不食周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其事迹甚少，司马迁以议论为主，实是自己心迹的表白，历来为世人所称道：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
，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稀）。”“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
可异焉，其传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
，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颜渊）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屡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
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
，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在这篇传记中，真正记述伯夷言行事迹不足三百字，大部分篇幅借颜渊与伯夷、叔齐的不幸际遇议论命运的不公，感叹人生的不测。颜渊为孔子弟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生活俭朴，德行在孔门弟子中首屈一指，但生命短促，卒时仅三十一岁，孔子为之恸哭。伯夷、叔齐身为国君之子，恪守节义不食周粟而饿死。像颜渊及伯夷这样才、德卓异的人物，都只因孔子称赞过他们才被世人知晓，否则湮没无闻。古人以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终极追求目标，由此推知，无数人尽管卓立独行，克己以求，仍留不下任何痕迹。由此，司马迁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说产生疑问，联系到古代志士仁人及自身的不幸遭遇，这种议论自然而然，宛若天成。
就微观而言，司马迁善于通过典型化的细节描写反映人物的品格特征，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这类事例在《史记》中俯拾即是，举不胜举，这里择取其中几个片断以见其貌。《李斯列传》载：
（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厕中鼠与仓中鼠所处不同，待遇亦有霄壤之别，这个事例一般人也许并不在意，而在李斯眼中却悟出为人处世的深奥道理。从司马迁对这个细节的记载可知李斯之为人，果然他不甘于厕中鼠式的郡小吏，终于成为仓中鼠式的丞相。
《酷吏列传》载张汤少时故事：
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查案文书），讯鞫（证词）论报（罪），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写文书）。
这则小事显然是太史公的巧妙安排，从中看出张汤确实具有决讼断狱的天才，他之成为酷吏也就顺理成章了。
《陈丞相世家》载陈平少时故事：
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寥寥数语，反映了陈平的抱负及政见，为丞相后行黄老政治，天下称善。
《留侯世家》记载张良为老父纳履的故事，千余年来脍炙人口：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出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
这是一幕十分精彩的戏剧化场景，人物性格、情节安排妥帖自然。老父故意堕履并不客气地呼张良拾取时，张良“欲殴之”，体现了他血性的一面。“为其老，强忍”，取履乃至长跪纳履，体现了他敬奉长者、雅量无边的一面，老父十分满意，“笑而去”。这就是“孺子可教”典故的由来。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他结交侠士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后随刘邦“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终成大器。
《李将军列传》写飞将军李广夜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数语将李广警觉、骁勇的形象展现无遗。唐朝边塞诗人卢纶以此为诗曰：“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塞下曲》）
类似的描写《史记》中比比皆是，司马迁精心剪裁，传记就是由这些精彩的情节贯串而成，如珠玉相串，美不胜收。
《史记》的历史散文被唐宋古文运动倡导者奉为效法的典范。以今人眼光视之，《史记》明白易晓，体现出平易、通俗语言的永恒魅力。
司马迁著《史记》所依据的是先秦古文文献，文字古奥，意义晦涩，司马迁做了大量的通俗化工作，使佶屈聱牙的古文献变得清新质朴，生机盎然，宋人王观国列举了一些语词转译的例子，他说：
观《史记》用《尚书》、《战国策》、《国语》、《世本》、《左氏传》之文多改其正文。改“绩用”为“功用”，改“厥田”为“其田”，改“肆觐”为“遂见”，改“宵中”为“夜中”，改“咨四岳”为“嗟四岳”，改“协和”为“合和”，改“方命”为“负命”，改“九载”为“九岁”，改“格奸”为“至奸”，改“慎徽”为“慎和”，改“烈风”为“暴风”……
为直观起见，不妨引《尚书》一段原文与《史记》对照，《尚书·尧典》：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五帝本纪》对应文字为：
帝尧者，放勋。……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两相对照，后者文字简洁，意思明确，通俗易晓。
司马迁足迹遍天下，《史记》中大量采用各地谚语、民谣，也是《史记》语言生动、自然清新的重要因素。《史记》中的许多谚语今天仍是人们习用的成语，形象质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如“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楚元王世家》），“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吴起列传》赞），“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王翦列传》赞），“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列传》），“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扁鹊仓公列传》赞）等等，意味隽永。民谣如“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淮阴侯列传》）、“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淮南衡山列传》）等等，含义深刻。谚语、民谣来自社会下层，体现出民众语言形象质朴、辞浅义深的特征，南宋史家郑樵据此认为《史记》“博有余而雅不足”
，是有失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