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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历史学的叙述与研究中，女性虽不能说是完全的“缺席者”或“失语者”，但的确所受之关照非常有限。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陈东原、陈顾远、王书奴等老一辈历史学家始将“妇女”作为研究对象，沿袭传统的学术方法挖掘历史上有关女性的记录，但尚未形成相应的妇女史理论研究。
直到1980年代前后，国内外学者逐渐形成妇女史研究的独立学科意识，妇女史成为史学界引人注目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揭开了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一页。从研究方法来看，除了传统的实证研究、史料爬梳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经济学、法律学等跨学科理论不断引入该领域，方法更加多样；从研究议题而言，“涉及断代与一些领域的妇女生活状况、妇女问题与观念以及特殊群体等”，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加之研究队伍始形成、妇女史专题学术会议陆续召开、妇女研究机构建立
、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妇女史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根据地女性作为中国妇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亦对该研究不断开拓新视角、加强理论和方法建构、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亦形成了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但不足之处也较为明显。研究情况大致如下：
国内学者对中共根据地妇女的研究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其一是革命中的妇女，即妇女运动的情况。其二是妇女中的革命，即妇女生活变迁情形。
1. 革命中的妇女——妇女运动研究现状
对革命中妇女的研究著述，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通史性论著，第二种是依据时间、区域、妇女运动的具体活动分类完成的研究，第三种是对根据地妇女运动文献资料的整理。
（1）通史性论著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学界涌现出一批以时间为主线，以传统革命史研究方法为主要范式，长时段、白描在中国妇女运动的研究，中共根据地时期的妇女运动也被囊括其中。
如张文灿的《解放的限界——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1921—1949）》（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该书纵向上，以时间为线索，分别介绍了建党初期、国民革命时期、苏维埃时期、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等不同阶段的妇女运动。横向上，从政治、经济、婚姻、教育等不同层面论证中共妇女工作的开展给妇女生活带来的变化。
近几年，此种通史性的妇女运动论著也发生了一种新的转向，即史论结合，对中共根据地的妇女运动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与理解。如揭爱花的《国家、组织与妇女：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运作机制研究》（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以时间为主轴，介绍了“五四”时期、国民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内战时期以及建国后的中国妇女解放的运作机制。本书认为1921—1949年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建构起了一种独特的妇女解放模式，作者称之为“延安道路”。耿化敏的《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1921—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依照中共党史的经典分期，探究了中国共产党开展妇女工作的历史轨迹和历史经验，揭示了学界过去语焉不详的中共妇委组织体系和妇女工作领导体制的起源、沿革与变化。
（2）依据不同时间、区域、具体活动完成的研究
近年来，除了上述通史性的妇女运动研究外，以时间、区域以及具体活动为划分标准而进行的根据地妇女运动方面的研究也风起云涌。
首先，以时间为界，可以分为苏维埃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和国共内战时期的妇女运动。其次，以地域为界，可分为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
和其他根据地的妇女运动
。再次，以妇女所参与的具体运动内容为界，可分为参政
、生产
、教育
等方面。
（3）历史文献资料整理
改革开放后，全国妇联一直重视重要文献的保存与传播，出版了一系列妇女运动的资料汇编，如《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1921—1927）、（1927—1937）、（1937—1945）、（1945—1949）（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1990年版），还有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主编的《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1918—1949）（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等。
地方妇联及方志编纂委员会也编纂、出版了一批妇女运动的资料。如河北省妇女联合会在1982到1986四年时间内编的《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第1—4辑），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河北省志·妇女运动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河南省志》（第24卷 青年运动志、妇女运动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记录晋察冀北岳区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资料集《烽火巾帼》，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鲁中南妇女运动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等。
上述关于中共根据地妇女运动的研究，多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逻辑以及“压迫——解放”的表述模式，着重于妇女对革命与战争贡献的叙述以及对妇女地位的探讨。此外，还有专门对妇女地位变迁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
这些文章多沿袭传统革命史的研究套路，“政策—效果”直线性的叙事模式较为明显。
2. 妇女中的革命——妇女生活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根据地妇女生活状况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此类研究可分为综合与专门两类。前者即展现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后者即对妇女生活的某个方面进行描述。
（1）综合类研究
对妇女生活综合性的研究，内容大致相似，即对根据地妇女婚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且多认为：革命中，乡村妇女的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如黄正林在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的婚姻、教育、生产、放足等方面考察后，认为中共的努力实践使边区乡村妇女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
杨会清、吴晓敏认为江西苏区妇女在革命中实现了自身的解放和生活的变革。
谢重光认为苏区客家妇女在物质、精神、家庭和社会层面，“生活都换了个样”。
孔林林认为山东根据地区域内的妇女解放程度较高，中共的妇女政策对妇女运动的开展及妇女生活的改善都有积极的作用。
王慧芳认为抗战时期晋西北妇女在中共的领导下，生活出现了新的变化。
马小瑞在对延安时期陕北妇女社会生活状况考察时，认为陕北妇女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研究大多对过程的复杂性描述有所欠缺，“人为”地忽视了革命进程的曲折性、历史的复杂性以及群体的多样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研究观念的变迁以及诸多新理论的传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上述研究模式及结论产生了质疑并进行更客观的描述与研究。王克霞认为在战争与革命视域下，妇女解放和妇女生活变迁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在肯定进步的同时，也还需对那些因受革命战争与妇女解放之间紧张关系影响而未变的层面予以关注。
陈华在对中央苏区妇女社会生活变迁的研究中发现，在经济环境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苏区社会中，传统妇女生活的变迁只是在革命战争非常态下暂时性的变化，土地改革对她们来说只是一次启蒙运动而已。
郭磊以山西根据地妇女为考察对象，探究了革命中乡村女性的生活状况，认为妇女生活的各维度变迁并不是均衡的，相较于社会生活，妇女婚姻家庭生活的变迁更为不易。
（2）专门类研究
从著书来看，《中国革命与婚姻家庭》
与《走出封闭——陕北妇女的婚姻与生育（1900—1949）》
二书较具代表性。前者分析了中国革命与婚姻家庭之间的关系，但该书意识形态的色彩较浓重。后者从陕北的自然地理与社会文化着眼，分析了当地妇女婚姻与生育方面的状况，为后人从微观层面了解该地区妇女婚育情况提供了很好的镜鉴。
从相关的文章来看，多集中在对婚姻、家庭改革的探讨上。有些文章忽视了人与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未能将历史现场的立体性与多样性展现出来。如傅建成在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婚姻改造进程考察时，仅仅将革命的单线条呈现出来，在他的文章中并未看到婚姻革命中民众的反馈及态度。
吴小卫、杨双双认为苏区婚姻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但并未论及改革过程的艰难。
田苏苏在对晋察冀边区妇女婚姻状况进行考察时也存在上述问题。
崔兰平在对根据地实行的反家庭暴力政策进行考察时，认为中共的政策是颇有成效的，但在她的描述中并未看到中共在政策推广与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与障碍。
一些学者面对上述情形也开始反思，着手重新论证。郭磊认为抗战时期，根据地不合理的婚姻状况发生了些许改变，但问题重重，若根本解决落后的婚姻形式，仍是路途漫漫。
王克霞认为乡村社会中传统的婚姻观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除，理想的婚姻与现实之间还有一段距离需要跨越。
与崔兰平对根据地反家暴政策的“乐观”相比，郑立柱的论述更客观、更切合实际。他认为囿于传统习俗的根深蒂固或革命的激进，家暴在华北根据地并未绝迹，一些地区还比较普遍。
张志永在考察华北根据地和睦家庭建设运动时，将民众的因应、中共遇到的困难都一一展现出来，不但还原了历史，还凸显了革命进程的艰难与不易，历史的画面感与现场感较强。
李媛对革命战争中根据地婆媳关系进行了翔实地考察，将此种社会关系改变的过程勾勒得十分清楚，不但让我们了解了战争与革命中家庭内部结构的变革脉络，还使我们对乡村社会性别制度的变迁有了一定的认知。
黄东海、张希坡从革命根据地离婚司法实务入手，发现“法制层面上的离婚自由固然可由法律法规的公布实施，以强制性变迁的方式实现。但是传统习俗的强大和革命斗争现实需要决定了，我们必须对法律所规定的‘离婚自由’作出相应的政策性调整。离婚自由原则，从制度表达到实践层面的实现，仍然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间”
。丁迎果对20世纪40年代中共豫北离婚政策与实践进行了考察，梳理了中共豫北地区各级政府处理婚姻问题的相关政策进行的尝试以及处理民众离婚问题的原则，认为中共豫北地区各级政府对于处理婚姻问题的逐步摸索和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诸多法令、法律和法规相较之前取得了重大进步。
3. 研究特点及不足
（1）国共内战时期，根据地妇女研究不多
研究国共内战时期妇女的文章相对较少，且多集中在对土改中妇女生活变迁的探讨上，如王仕忠以沂水妇女为考察对象，认为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土改运动中，妇女的心理和行为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她们的政治热情与参与意识都空前高涨，对战争起了支持作用。
白卉也持与上文相同的观点。
王克霞以沂蒙地区的妇女为中心，探讨了土改中女性“翻身”与“翻心”的双重体验，认为土改中，妇女走出了原有的生活范围，参与到了宏大的历史运动中，并努力实践着自身的解放。
马亚楠通过讨论土改运动对农村妇女生活和地位的影响，阐释了动摇封建的经济基础对妇女解放及其婚姻家庭变迁的巨大推动作用。
研究这时期文章的数量及深刻程度与研究苏区、抗战时期妇女的文章难以比肩。
（2）妇女多以受害者、被动的、同质的形象出现，缺少对妇女能动性及群体复杂性的描述
晚清以降，中国妇女就开始以落后和依从的形象出现在历史镜像中，此种悲惨的“五四”形象，更被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所强化。
虽然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开始对此有所质疑，如国外历史学者曼素恩和高彦颐在对明清各种妇女生活的研究表明，“封建中国”女性的悲惨画面完全是脱离实际的。
然而，在国内，能够完全批判和修正中国妇女都是“祥林嫂形象”这一看法，将妇女群体的复杂性揭示出来的文章还是凤毛麟角。江沛、王微通过展现华北根据地妇女在离婚中的差异性表现，证明了妇女并非完全被动忍受夫权、父权的压制，她们中很多人会利用一些新的革命话语来进行反抗。而且在20世纪40年代妇女离婚潮中，很多妇女也并非因感情失和而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其背后隐藏着更多个人复杂的因素。
（3）“政策—效果”的研究模式较为明显
在目前诸多革命史研究中都存在着“政策—效果”的研究模式，忽视了对过程曲折性的展示，对妇女运动的研究尤其如此。对此，一些学者也开始对中共妇女运动的过程进行反思，是不是所有妇女都响应中共的政策？妇女运动是否一帆风顺？刘萍认为，抗战之初从事妇女工作的一些中共知识女性干部在进入根据地后，因她们所携有的幻想、浪漫、激进的工作方式与传统相背离，使得中共妇女工作出现偏颇，根据地妇女运动在曲折中前进。
王思林认为在陕甘宁边区，虽然中共所推行的妇女解放方针政策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绩，但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并非一帆风顺，期间满是矛盾与冲突，中共对此不断进行政策上的调整。
王微通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妇女形象变迁过程的描摹，展现了该地区妇女运动所经历的波折。
王微在另两篇关于妇女教育和女性婚姻的文章都打破了传统的“政策—效果”研究范式，凸显了革命过程的复杂与不易。
岳谦厚、杜清娥从制度设计与实践操作两个层面对华北革命根据地军人婚姻纠纷问题进行剖析，再现了相对完整的历史本相及不同于先前研究的另面视像。
岳谦厚在另外一篇关于军婚的文章中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最初宣传“婚姻自由”到保护军婚条例颁布，再到进一步限制抗属离婚，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妇女和军人在离婚问题上的微妙对抗与妥协。
“政策—效果”研究范式还带来了其他一些问题。如过分强调妇女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贡献，缺少对妇女复杂心态的描摹；将妇女置身于民族、阶级解放的视域中进行考察，性别问题因被民族国家、阶级、革命的宏大叙事所遮蔽而弱化。在这种“被解放”的场域中，妇女的日常生活场景被漠视，不同身份的妇女个体几乎都处于失语状态。
（4）“革命—解放”的研究模式也十分突出，强调妇女生活的变迁以及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的提高
目前的研究多把妇女群体看作是利益诉求无差别的共同体，从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不同层面论证中共的妇女政策为妇女生活所带来的变化。但在历史现场中，这些“变化”真的存在吗？若妇女的生活、地位的确发生改变，改变的程度也如这些研究所言那般深刻吗？改变的过程也是一帆风顺、毫无波澜吗？郭卫民认为虽然中共在动员广大农村妇女积极生产、支前、参战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这并不意味着根据地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
王克霞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妇女生活变迁经历了“革命化”与“社会化”交互显现与抑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二者是对立与统一的。
韩晓莉认为太行根据地妇女的解放是在民族战争的大背景下以政治动员为主要形式而展开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冲击了乡村社会传统的性别制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妇女形象的重塑是非常态情形下官方的行为，妇女解放未走出中国革命中存在着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偏离的悖论。
4. 新的研究动向
（1）研究对象
目前关于根据地妇女的研究已经逐步跳出了妇女生活、妇女运动等传统研究范畴的束缚，研究对象更宽泛、更细致，研究议题更丰富、更多元。
首先，对妇女群体的研究方兴未艾。王向贤对根据地时期的“抗属”群体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根据地革命贞节话语的形成并非缘于政府的强化，而是性别、战争、知识权力等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刘中华
、林蓉、韩巍巍
、李茜
、白艳
和王罗旺
都将研究的着眼点置放在妇女干部这个群体上，分别探讨了妇女干部培养的指导思想、群体特性、受教育情况、培养方式以及她们与革命的关系等问题。张志永将“破鞋”作为考察中心，探寻这个特殊群体与妇女运动的关系。作者认为：只有“从妇女整体中析出具有婚外性关系的亚群体，探讨她们与中共妇女运动耦合与背离的过程，努力还原妇女运动的历史本相”，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共妇女运动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笔者曾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控制区妇女劳动英雄形塑的过程、方式以及作用进行了梳理。
张玮、王莹探讨了抗日根据地时期华北及陕甘宁边区女性英模的生成逻辑或组织机理。
其次，对妇女组织的研究初显端倪。抗战开始后，为了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参加抗日工作，全国各地妇女界成立了各类妇女救亡团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与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是最早成立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随着抗日根据地的相继开辟，在华北、华中、华南各根据地，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抗日组织普遍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国统区妇女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妇女界抗日团体也纷纷成立。据中国台湾学者梁惠锦统计，抗战时期各种妇女团体有570个，若加上已确知的支队数目，总数可达819个。学界对国统区妇女组织的探讨开展较早、研究较深入，成果亦较丰硕。
相较于国统区女性组织，根据地的相关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从研究的深度与厚度而言，还稍显逊色。近几年，一些年轻的历史学者以此种研究现状为突破口，丰富了根据地妇女组织研究的层次感。笔者从传统、战争与性别等视域出发，将妇女自身的体验与心态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对抗战时期的华北妇救会进行了考察。
岳谦厚、王斐考察了华北革命根据地妇救会在婚姻变革中的职能与角色。
刘冲通过梳理中央苏区妇女组织发展沿革、分析组织形态与人员构成，探究妇女组织在妇女解放和战争支援层面的作用。
宋弘考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组建的历史背景、动员方式、日常管理和训练等。
此外，在研究对象革新上，除了妇女群体与组织两个较明显的层面外，其他一些文章的选题也较为新颖。如杜春斌分析了延安时期妇女所参与的体育活动的特征及其影响。笔者认为延安时期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的形式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女性对体育活动的参与也充分体现了中共寻求男女平等的不懈努力。
李红英、汪远忠探究了根据地妇女在灾荒中的具体实践及承担的社会角色，并认为女性在应对灾荒实践中利用性别的优势发挥了较大作用，一方面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对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也具有重要意义。
张婧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根据在思想、法理、制度和经济基础四个方面使女性家庭财产权理念得以确立所做出的努力。
近两年对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家庭政策、妇女政策的研究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王颖认为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妇女政策变迁分为与家庭分离、与集体整合以及家庭与集体的整合等三个阶段，“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是妇女解放的路径。“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之间的统合和张力围绕着劳动、集体化、传统伦理和革命理想的糅合这三个主要议题展开。‘延安模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本土性提升。”
张静、曾晓丽爬梳了在整风运动背景下，中共中央对延安初期妇女政策的调整。张、曾二人认为新调整的妇女政策“在应对日本的军事进攻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带来的经济危机，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形成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中国独特的妇女解放道路”
。周蕾则“围绕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家庭变革展开探讨，力图呈现家庭变革在理想和现实之间遭遇的冲突及融合所历经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她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家庭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中调整处理家庭问题”
。
（2）研究资料
文学作品作为反映当时社会环境的一面镜子，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对根据地妇女的研究中。张慧玲以民歌为主要史料考察了根据地婚姻观念的变迁。
岳培红通过对抗战时期歌曲的梳理考察了当时妇女的生活状况。
侯杰、王小蕾从歌谣入手，对抗战时期女性动员进行了深入分析。
刘传霞将具体的历史文献与虚构的文学文本做互文性的比较阅读，不仅展现了文学与历史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还深刻反思了根据地农村妇女解放的问题。作者认为抗战时期历史现场所呈现的情景与文学作品中所记录的一样，蕴含解放意义的妇女生产只是作为遮蔽乡村父权制家庭伦理及性别矛盾和冲突的一层屏障而已。
王荣花以赵树理短篇小说《孟祥英翻身》作为个案，分析了太行山区乡村妇女的解放。
董丽敏同样以赵树理小说《传家宝》《孟祥英翻身》《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为主要考察对象，“采用文本细读与实证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梳理了“妇女”与“劳动”之间的绞合、疏离甚至分裂的多种情形，对1940—1950年间革命——社会主义情景中妇女参加劳动实践的经验教训给予了关照。
董还结合赵树理小说《传家宝》，“对抗战时期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生产运动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指出其具有多重面向”。首先它对传统的性别分工进行了征用与改造，其次是解决经济封锁的重要方案，第三询唤出了一批劳动自觉的“新妇女”。最为重要的是探索了未来“新社会”建构的可能路径。
虽然，将文学作品作为主要史料进行研究的客观性有待商榷，但它作为一种辅助的资料，是可以再现当时部分社会环境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基层档案馆开放程度逐步提高、信息检索愈加便利，这带给学术研究的是第一手资料的大量掌握与使用。如岳谦厚、罗佳以晋西北（晋绥）高等法院25宗离婚案为中心，探讨了婚姻变革与客观实际的必然联系。作者认为：婚姻自由在社会制度尚未发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没有实现之可能，真正自由的获得所凭借的是多重元素的相互作用。
周海丽的硕士学位论文通过大量河北省档案馆馆藏的档案论证了妇女角色重构与妇女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
杜清娥从“女性、婚姻与革命”视角切入，运用大量革命历史档案、地方史志、报刊文献和缩微胶片等资料，对华北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与两性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此外，越来越多的档案资料出版成册，如白潮编著的《乡村法案——1940年太行地区政府断案63例》，婚姻案件在该资料集中占据相当的比重。通过这些审讯笔录，可“聆听”到妇女所发之声。江沛、王微在对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进行考察时就使用了该汇编集中的资料，撰写的文章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耿磊在探讨20世纪40年代乡村女性如何利用革命话语维护自我利益，进而展示革命时期乡村妇女解放历程中的复杂面相时也用到了上述资料。
（3）研究视角与切入点
一些新的概念范畴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到妇女史研究领域中。如不少研究者运用性别视角重新审视根据地时期革命中的妇女以及妇女中的革命。“社会性别”这一概念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已被大量引用，但作为一个发展成熟的研究理论却是在1980年后。
女性主义史学理论家琼·斯科特在《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对“社会性别”进行了界定。“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社会性别理论的逐步成熟和西方学者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的日益增多，社会性别史研究在中国妇女研究领域逐步成为主导。”
在此大趋势下，国内史学界逐渐将“社会性别理论”作为研究中国妇女史的一个有效方法，在根据地女性研究中也涌现出不少使用此种理论的成果。
秦燕从女性的经验和视角出发，探究了延安时期新女性所经历的妇女解放历程的艰辛。
张慧玲以女性主义视角对根据地婚姻变革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重新审视了根据地婚姻变革政策、机构、婚姻缔结与解除的过程，发掘了女性的体验，展现了女性的主体性与多样性。
周艳丽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审视了延安时期的妇女解放，认为此时妇女解放仅局限于社会层面，并非性别的解放。
徐峰从性别视角分析了川陕妇女革命动机、革命性与地缘社会等问题，进而探讨了川陕地区女性性别意识与革命之间的张力。作者认为革命激发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同时又消解了自我的性别意识。
宋少鹏通过考察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性别中的阶级”和“阶级中的性别”，回答了为什么苏区的妇女运动能赢得劳动阶级青年妇女的支持。
在中国传统妇女史研究中，宏大的历史场景、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是其叙述的重点，而女性或者偶有提及或干脆省略，这导致了女性意识缺席的现象出现。但随着西方“社会性别”“女性视角”的引入，女性主义妇女史研究的兴起，一方面，学者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对妇女意识的发掘上。如张秀丽认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民族救亡、民主平等的参政意识、自强自立、科学育儿等诸多方面。
邵通、曲晓鹏认为华北抗日根据地各级政权对妇女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使她们的政治意识和参与意识显著加强。
张小云认为虽然抗战时边区妇女自主意识有所觉醒，但由于时代和自身的限制，此种意识的觉醒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刘苧和石玲玲都将妇女运动与妇女意识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分析妇女解放对妇女意识觉醒的影响。
另一方面，学者们又渐从该视角出发，开启了对革命战争时期两性关系的探讨。
当女性主义史学蓬勃发展之际，李小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认为：“研究20世纪中国妇女，需要超越于女性主义。”
让女人自己说话！但“‘让女人自己说话’不是历史书写者带有后见之明的审视与反省，而是作为历史事件参与者或见证人的叙述”
。
随着学术界对传统革命史反思越来越透彻，除了在研究内容与视角有所改观外，切入点也更为细致、新颖。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由于受日益盛行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观念和女性主义论述的影响，“身体”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新研究焦点。特别是当法国思想家福柯关于身体的一系列著作问世后，“身体”研究进程得到了极大的推进。受社会科学的影响，历史学中也逐渐出现了“身体史”的研究，国内根据地妇女史研究也顺势而为，出现了以“身体”为切入点的研究。如杨兴梅对中共自苏维埃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反缠足运动的不同内涵进行解析，认为中共根据不同革命时期的革命需求赋予了妇女放足不同的意义。
王克霞认为在革命中妇女的身体有所变动，中共在此用力甚勤，其目的主要是唤醒妇女的社会意识，实现妇女角色的重塑。
朱晓东重新审视革命与身体的关系，进而讨论妇女解放与否、妇女解放与婚姻法令关系等问题。认为：建国后“革命（国家）对妇女、家庭、性的双重策略，革命（国家）的迷狂与转折的脉络，甚至策略与话语的细节”，一再被重复。
江沛、王微梳理了华北中共根据地对女性的政治动员与放足状况，认为“‘像男人一样’的宣传在战争刚性文化洗礼中逐步形成了主流政治文化中的性别模糊现象，在此后的国共内战、冷战对峙的压力下一再得到强化”
。
此外，以其他方面为切入点进行的根据地妇女研究也让人耳目一新。如贺桂梅以阶级与性别问题为切入点，来展现中共妇女解放运动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作者认为，1943年后中共的妇女政策“在消除农村社会不和谐音、强化人民团结的同时，传统农村父权制家庭结构下性别问题被遮蔽了”
。丛小平以发生在1942年的一件离婚案为主要线索，分析在战时陕甘宁边区特定社会文化经济环境中妇女与国家建设的关系。该文通过对陕甘宁边区妇女法律活动的细致考察，认为“妇女是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博弈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她们的活动导致了国家女性观念的变化以及政策的调整”
。岳谦厚、张婧通过婚姻关系解除的不同方式分析了根据地女性的家庭财产问题。
刘荣臻以“话语”为切入点，对中共妇女解放话语下重塑的社会活动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这些社会活动推动了妇女生活的转型，也开启了乡村妇女解放的新里程。
杨豪、马良玉以社会流动为切入点，以冀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考察了乡村女性社会流动的运作机制，认为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的良性运行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共革命的进程，也重新塑造了政权与女性之间的关系。
吴云峰从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互动考察了华中根据地婚姻习俗的变革。
学界对根据地女性区域上的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突破了传统研究关注的陕甘宁边区和华北革命根据地，华中、东北、川陕等地区亦逐渐被学者纳入研究视野。
但华南根据地的研究仍显薄弱，是今后研究需要着力之处。
国外学者对根据地时期妇女研究多集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主义学术研究兴起之后。此前，记述根据地妇女的文章和著作多是出自同情中国革命的作家或新闻记者之手。
如美国著名左派女作家、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其著作《斯特朗文集3——中国人征服中国人》中对延安边区、华北抗妇女日根据地部分地区妇女的生活、教育、参政情况都有所描述，并认为中共革命对乡村妇女命运的改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知名记者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十章“妇女的反抗”中以类似口述史的形式，详细记载了一位名叫“金花”的农村妇女在战争时期个人命运发生的变化。因作者并非专门从事中国妇女问题研究，他写作的出发点仍是对中国革命的关注。
美国作家韩丁在《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除详细记录山西潞城张庄村民在轰轰烈烈的土改中翻身的情形外，对革命后发生在该地区妇女身上的翻转与变化也有细致的记载。
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热情歌颂了中国妇女在革命中的历史功勋，同时对她们所经历的苦难表示深深的同情。史沫特莱笔下的中国妇女也包括了根据地的妇救会会长、妇救会委员。
柯鲁克夫妇的纪实著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翔实地记录了武安县十里店土改复查、整党和民主运动的全过程，也记录了乡村妇女生产、婚姻、教育、参政等方面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并没有像上述三本书那样完全认同中共革命对乡村妇女的影响。
如果说斯特朗、杰克·贝尔登、韩丁讲述的是中共革命给根据地妇女命运带来的正面变化，那么这种乐观的看法在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逐渐发生了改变。一些西方的女性主义学者进入了反思阶段，开始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中国妇女解放进程和中国妇女的地位问题。其中，1983年凯·安·约翰逊撰述的《中国妇女、家庭和农民革命》
应着重介绍。该书对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的这段时期中共和妇女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了研究，旨在评价社会主义革命对改变妇女生活的作用。经过一番考察分析，作者发现一些意在为妇女带来利益的法律条例并未完全得以贯彻，她也因此得出中国的家庭变革尚未完成的结论。其原因主要是：第一，传统的性别制度与权力结构根深蒂固，中共以生产为媒介的妇女解放并不会彻底将传统剔除。第二，中共为了实现革命的胜利，不得不维护男性农民及父权制家庭的利益，而选择忽视妇女的权益，将根据地妇女的解放让位于革命的需要。李木兰在对近代中国妇女参政问题考察过程中，也谈到了1937—1949中共控制区域内的妇女参政情况。作者认为“共产党控制区域的妇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淹没在更广泛的党的政策中”，“阶级和性别压迫之间的矛盾在共产党文化中很明显地一直持续要1940年代，但是矫正这种党的父权制基础的企图很快被粉碎”。
在此期间关于女性的研究虽新作频现，但一些著述仍延续之前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如美国学者帕特里夏·斯特拉纳汉
对陕甘宁边区妇女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认为中共每次对妇女政策的修订都是对妇女权利的扩大。因此，在作者看来，中共的这些政策是进步的，对妇女生活的影响也是正面、积极的。此外，新时期国外对根据地妇女研究中还有对特定地区的妇女运动、妇女解放进行考察的文章。如大卫·古德曼通过对太行革命根据地武乡、黎城、辽县三个不同地方妇女运动的考察，认为不同地区的妇女对革命与战争的参与都不尽相同，环境对妇女参与公众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
除了上述专门性的研究外，还涌现了一批妇女运动通史类的研究。如小野和子的《世纪革命中的中国妇女，1850—1950》（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1850—1950，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本书以时间为主轴，介绍了中国近代史上妇女运动的情况，中共领导下的革命也在其中。该书认为中国的阶级与民族矛盾远远超过了性别之间的矛盾。还有些著述对女性主义进行了文化与思想方面的梳理。如汤尼·白露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从“女性”和“妇女”等词汇入手，解读并考证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近100年时间内中国女性主体的思想源流，其中对延安时期丁玲思想中的“妇女”一词内涵转变的过程进行了翔实勾勒与细致分析。
综而论之，国外学者对根据地妇女的研究虽日趋多元，但质量与数量都远低于对同时期城市妇女、知识女性以及对古代与当代妇女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思考的方向。
首先，在中国革命史中，乡村妇女是一个近乎失语的群体。然而，她们的身影却如此鲜明地活跃在根据地时期的历史舞台上，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问题。她们是中国社会革命性变革的参与者和重要动力，她们当然也应该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言说者和解释者。然而“她们却因其出生地（农村）和性别（女性）而被双重边缘化了”
。在正式的历史和革命史叙述中，她们的经历、人生体验、生命情怀、所思所想以及记忆和讲述往往几近于无声无息，她们生动丰富的故事在历史中几乎遁形，她们似乎没有历史，或者至多只有由他人代言的女性历史。在革命巨变与民族战争压力下，这个群体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们到底是以何种状态来应对着社会的变迁？她们中一些人又如何走出了原有的生活圈参与到宏大的革命场域中？这些问题都在笔者的脑海中徘徊。虽然，本书不能让无声者发声，但致力于改变对这群“无声之人”的不恰当、不客观的描绘，力图让她们从“他者”之位重回历史的视域。以女性的视角，考量历史的足迹，通过女性的文字，找回乡村妇女的历史，令历史的解读更加丰满。
其次，“一般来说，人们在讨论中共领导农村妇女运动时，惯于使用阶级分析方法甚至男权主义话语系统，把农村妇女视作一个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束缚而亟待被解放的同质化整体”
。战争状态下，妇女脸谱化的现象愈加严重，农村妇女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成了“无差别的统一整体”，她们面对战争，舍小家为大家；面对屠戮，舍生取义；为了国家、民族积极献身。但农村妇女作为一个尚未开化的群体，一个仍处于传统语境的单位，一个有血有肉、有着不同性格、追求与目的的社会成员，怎能用几个杰出人物就可以全权代表了呢？而且一个女人在社会中的存在不仅仅是性别的载体，还有阶级与民族的属性。她拥有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生存网络。因此，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体系中，她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位置，当她们面对战争、革命、生死存亡，有着不同的因应与选择。一些政治术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群体而言，也都只是一些新传入的现代理念，即使在观念上逐渐接受，却难以真正成为一种思维惯性和行为模式。何况是地处偏僻、未受现代教育洗礼的“家庭妇女”和山野村妇们？对她们来说也许只是个陌生的概念而已。她们中的大多数“既没有对民族战争清晰的理性认识，也没有对革命队伍的阶级觉悟，仅仅依据生存本能的指使而行动”
。即便是在中共的影响下，捍卫国家民族的意识在妇女身上初见端倪，但这种考虑和担忧并不是处处主导着她们。因为每个个体的生命和生活还有国家、民族以外的考虑与范畴。那么，我们有必要探究农村妇女在战争状态下所形成的不同群体及其动机与顾虑。
第三，“妇女解放”作为一个舶来品，在中国大地上被广为传诵。“如果说19世纪90年代维新志士以‘禁缠足’‘兴女学’等改良思潮吹响了近代城市女性解放的时代号角，那么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话语建构的‘妇女解放’则是这一思潮在乡村社会的扬弃与实践。”
“革命—解放”的妇女解放模式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由于在众多问题的表述中都存在着“客观性现实与表达性现实不符”
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地探究根据地妇女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把一个对历史现象作出简单判断的“是否”问题，转化为一个对历史复杂性做出深描的“如何”问题。从这一视角出发，历史现象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复杂过程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本书是指中共在华北地区建立的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解放区。
本书的性别即区别于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此种性别角色与行为期待是对生理性别的延伸，同时也是社会化的产物。发端于20世界60年代的社会性别理论反对孤立地研究女性和女性问题，认为在考察女性时要将她们放在两性共同存在的社会制度与权利体系中。本书的性别视域即将男女两性共同纳入考察的范围，在他们不同的反馈中探析女性的历史角色与处境。
所谓父权是指男性因在社会占主导而拥有的权力，女性在此种社会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传统中国基层社会中的父权，狭义而言主要是指家庭中决定各种社会事务的权力为父亲或年长男子所拥有。当战争、革命肇始，政治组织、政党理念及其运作方式下沉到乡村社会，影响到了民众生活的诸多层面。特别是对乡村妇女而言，她们的身体、婚姻等都不再简单地为传统父权所掌控，同时也被基层男性干部所影响，甚至他们代替传统父权来行事。
本书的乡村妇女包括两个群体，一个是长期生活在乡村的农妇；一个是在战争与革命时期在乡村活动的妇女，这个群体中有外来的妇女干部，也有本土的小知识分子。本书以第一个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部分章节也会涉及第二个群体。
本课题研究依据的历史资料主要由以下几类：
在资料的运用上，以往对根据地妇女生活、妇女运动的研究，主要利用公开出版的资料汇编、回忆录、地方志、报刊文献等开展研究，对原始档案资料的挖掘较为欠缺。诚如黄宗智所指出的，“今日不知有多少地方政府档案，仍埋藏在县、市或市政府机关之中。中国历史学家如果能够用上这些资料，将可兼有欧洲历史学和第三世界历史学所分别享有的有利条件——即长时期的政府机关档案和现代人类学的调查研究资料”
。为了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笔者耗时三个多月在河北、山西两省的县市省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赴台期间，有幸在“国史馆”和“党史馆”也找到珍贵史料。尽管在查档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但面对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史料，笔者稍感安慰。
一些地方性的报刊也对当时妇女生活做了生动的报道，如《晋察冀日报》《冀鲁豫日报》《太岳日报》《晋绥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中国妇女》等，它们对本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历时五年编著了《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全书按照时间分为五册。其中大量选录了中共中央及各省的有关妇女工作的文献资料，同时也兼收其他妇女组织和妇女活动的资料。各地妇联和各类的史料编写组先后编辑了数十种不定期的妇运史资料集，如《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4辑）、《烽火巾帼》《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烽火太行半边天》《武乡妇女运动史料选编》（3集）、《山东妇女运动文献》（2本）、《河南妇女运动志》等。尽管与本课题相关的资料汇编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资料丰富度上都让人欣喜，但由于编者先入为主的框架局限，对史料的收集整理难免带有片面性和主观性。所以在运用这些资料时，需结合其他资料互相佐证。
华北地区一些县的县志及文史资料不仅有助于本书勾勒出当时的社会情境、历史风貌，还能帮助本书描绘出抗战前华北乡村妇女的生存空间与生活内容，特别是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一些河北、山西地区的县志，其客观性、立体与真实性都屈指可数，是可资参考的重要资料。
妇女史研究长期面临的困难就是史料的缺乏。因为传统史学依据的主要是官方文献，大多关注的是著名人物和重大事件，而亲历事件的普通人的声音却常常被忽视，妇女更是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口述史是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在史学研究方面逐渐采取的一种方法，在深入了解女性生活经验，记述妇女个人内心情感方面，口述资料具有文献资料无法比拟的独特价值。由杜芳琴主编的《大山的女儿：经验、心声和需求——山区妇女口述》（华北卷）
“是一部以口述史为主反映贫困妇女和性别差异的研究著作”
。李小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
通过女性的声音，在宏大的叙事中探寻女性的生命轨迹。200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西抗战口述史》
在抓住抗战主线的同时，对抗战时期山西的社会状况和百姓生活实态，都有大量的细节描述和真实记录。在这部著作中女性的声音也被彰显，从她们的谈论中也可以了解到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李丹柯的《女性，战争与回忆：35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记录了抗战时期生活在重庆的35名女性的回忆，聚焦她们的私人经历和生活体验，探究战争对女性打下何种烙印，而女性又如何抗争战争的残酷。
罗久蓉、游鉴铭耗时五年共同完成的《烽火岁月下的中国妇女》“道尽了战乱下中国妇女生活的从小到老、从家庭到社会的生活全貌”
。
随着近年来对慰安妇问题的关注，对这个妇女群体的口述调查也丰富起来。张敬民、罗庆东根据15集大型口述历史纪录片《人证》编写了《人证：日军侵华期间盂县性暴力受害者口述实录》
一书，真实地记录了盂县20位性暴力受害者的经历过往及生存状况。《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
是一名退休的山村小学教师用近30年时间，对盂县、阳泉、沁县和武乡四地60余位慰安妇口述历史的记录，揭露了70年前发生在山西乡村的人间惨剧。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不单单是一个个被日军蹂躏的身体，更多的是无法忘记却又不想忆起的生命体验，为我们立体地展现了妇女战争中一个别样而悲壮的生存场景。此外，还有如《我的见证——200位亲历抗战者口述历史》《寻访抗战老兵》《我的抗战》、“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系列丛书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女性失语的缺憾。
这里着重要提的是李小江编著的《让女人自己说话》口述史丛书，该丛书分为《文化寻踪》《民族叙事》《亲历战争》《独立的历程》四个分册。这套丛书用女性朴素的言语表述了她们的经历和感受，证明了她们在宏大历史场景中的存在。
口述史对传统史学有着补充和校正作用，它发掘了沉默的人群的声音，使得史学有可能完整地记录“人”和普通人的历史。
通过这些口述资料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女性在革命、战争等宏大视域中的切身感触以及她们对时代变迁、民族、阶级、新旧社会性别制度等层面的认知。这样就可以通过妇女自己的声音来呈现性别解放与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之间的关系。
本书除了运用档案、报纸、资料汇编外，还将回忆录、个人传记、游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作为辅助资料。从抗战全面爆发到新中国成立，这十来年时间里，解放区文学——这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文学思潮经历了形成、发展、成熟与深化几个阶段，涌现出大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如开创“山药蛋派”的赵树理，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塑造出了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形象，其中也不乏对乡村妇女及她们生活的描写。如《小二黑结婚》《两个巧媳妇》《登记》《邪不压正》《孟祥英翻身》等。还有开创“荷花淀派”的孙犁，他的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白洋淀乡村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图画。他以塑造根据地青年妇女的美好形象而著名，如脍炙人口的《荷花淀》和《祝福》中的水声嫂。孙犁笔下的落后妇女形象也很饱满，如《风云初记》中的俗儿，《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等。此外，还有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尽管这些文学创作在客观性上不能与档案资料相比，但毕竟它们的形成也需要一定的社会背景作为依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能够生动地揭示和展现当时的社会生活风貌和历史时代精神”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说：“在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作者对当时社会所涂的阴影，不过他们所涂绘的阴影，有浓有淡而已。”
因此，从上述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透视一些关于当时社会的情境与民众的只言片语，可给本书以借鉴，帮助笔者勾勒出当时华北农村社会生活的场景及乡土妇女的形象。
目前对于中共革命的研究存在着“政策—效果”的书写与研究模式，即中共下发政策，民众欢呼响应。以根据地妇女经济生活的研究为例，中共在战争期间遇到了众多困难，劳力的缺乏是其中之一。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方法就是对乡土社会女性的发动，让她们参与到生产、根据地经济建设中来。昔日的学者在做相关的研究中，严格按流水线书写历史——中共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后者积极响应、改变往日不劳动的习惯，其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随之提高，革命性更加高涨。这种研究方法，一方面“遮蔽了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另一方面也忽略“人”作为一个参与社会活动的生物的差异性，更是“忽略了传统社会与革命政策的关系”
，“革命政策与民间的传统的关系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根据地妇女在参加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充满了困难和矛盾，这里有家庭的阻拦、传统的束缚以及个人的认知缺陷等。因此，根据地妇女有的积极响应，有的消极应对，有的随波逐流。
由于有了上述的这些“障碍”，中共政策的贯彻落实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曲折中前进。至于最终的效果，也需我们深入地考量。并且近年来，在以实证为主流的社会史研究中，革命似乎被边缘化了。如张佩国认为“‘革命’面临着诸多的叙事困境”
，需要“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和解读以更逼近历史形形色色的诸多面相”
。于是，对于革命史的书写，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方式和方法。有些人提出要将中共革命史与社会史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有些学者认为可以“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来进行尝试。
本书同意上述观点，也试图打破以往的“政策—效果”研究模式，将革命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在革命史宏大叙事的前提下，拓宽研究视野，展现出历史研究的本然追求：人、人性及其社会性
，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中能翔实、客观、多面向地对中国革命中的根据地妇女群体做出解释。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风貌和经济社会发展往往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从地域角度探讨各地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特殊性，早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妇女活动在历史记载中十分缺乏，我们在填补这一空白时需要注意到妇女生活和活动的地域差异性。换言之，要研究特定地区的妇女活动的历史。它与地域政治史、地域经济史、地域文化史既有区别，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将地域妇女史研究与总体性妇女史研究结合起来，妇女史才会有更加生动、丰富、具体的内涵。”
本书选择的是广袤的华北乡村，试图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区域中探寻该地区妇女独特的历史风貌。
社会性别理论是本书依托的重要理论。自1975年美国盖尔·卢宾在《女人的交易》一文中提出“社会性别”概念以来，这一理论在接受质疑和挑战中不断发展，几乎成为女性主义学术和理论的核心，逐渐向各学科领域渗透，亦自然成为女性主义史学新的关注点。
因此，“性别的维度和社会性别的视角成为妇女史研究的新趋势”
。对于“社会性别”这一概念，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界定。美国历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W.Scott）认为：“社会性别是一种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现权利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
有的学者也给出了与之不同的定义，所谓社会性别即“一种知识结构，一种思考和研究的方法，一种能帮助我们发现历史中被忽视的领域的分析工具，它是一种挑战传统史学性别盲点的社会文化反思的概念形式。重要的是要强调社会性别范畴必须作为特定情境的，依赖情境的。它为更深入地理解各种历史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能，它不应该被用作一种静止的模式、解释历史事件全貌的产生原因的一个神话。它的力量不是仅仅将历史简化为一种模式，而是启发作为一种揭示历史的多样性和变异性的一种方法”
。因此，妇女史不仅是书写妇女的历史，也不单是由妇女来写妇女的历史，更不是仅局限于为妇女而写历史。妇女史应是从女性——性别切入历史，研究男女两性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及变化趋势、过程和规律。妇女以往的历史被以男性为核心的历史观、价值观、性别观掩蔽得太深太久了，我们不但需要对妇女的存在聚焦透视，更需要用一种女性的视角、女性的观点和女性的体验对根深蒂固的成见、观点、习俗进行重新评价。
从社会性别维度和视角切入历史研究，一方面会使史学的研究视野、空间、深度大大延伸和拓展，另一方面也给历史注入了活力和“人气”，使之更有立体感。本书试图依托于该理论，跳出就妇女论妇女的怪圈，从性别的视角展示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
学术研究中的创新与灵感主要源于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与总结。在前述的问题意识部分和学术史回顾部分，本研究已经论述了根据地妇女研究的欠缺与不足。针对前文所提到的不足，我们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在这个被忽视的群体身上到底上演了怎样一场绚丽多姿又扼腕长叹的剧情？处于“无声”之态的她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们的实际状态如何？本研究希望让根据地妇女自我言说她们的喜怒哀乐，倾诉她们的苦楚和情怀。本研究亦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女性“无声”的缘由，从史学史的视野思考女性被遮蔽的诸种因素。
根据地妇女绝非铁板一块，她们也并非完全同质的整体。总体而言，她们是受教育程度较少、认识水平低、国家民族意识淡薄、生活在男权社会中，以相夫教子为人生事业的群体。她们之间存在着阶级、年龄、性格、生活环境种种的差异性，只是战争和革命改变了她们的人生际遇。在国家和民族立场上展开的历史叙述，将她们脸谱化、形象化、代表化，也就意味着是人为地在填充她们的历史、塑造她们的形象。因此，本研究希冀展现在战争、革命视域中不同的妇女群体的形象、面貌、心声与诉求，使得根据地妇女不再只是浮在纸上的、所谓的“英雄”与“模范”，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丰满的“人”，同时也希望能够展示这个群体在时代牵引下向前迈进的豪迈与艰辛。
我们应该“把研究的焦点从简单地判断共产党是否解放了妇女，转向以另一种方法提问”
，即在根据地农村妇女身上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哪些又没变？对于那些已经发生变化的，为什么发生了这些改变？这些变革是短暂的、还是长久的？是表面的，还是本质的？至于那些未发生改变的方面，为什么没变？是何种原因造成的？这些变与不变和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共的政策及区域性传统习俗又存在何种关联？本书并不认为“革命—解放”模式是华北根据地区域女性解放的标志性样态，更倾向于把这种缺少经济平等与社会安定支撑的“女性解放”看作是战时需要背景下的假性解放，它并不具有本质意义。
传统根据地女性研究模式是以中共政治效能为核心展开的，也以解释中共政治合法性和中国革命必要性为目的。由此产生的“政策—效果”模式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它只部分反映了历史演变中女性的生活情形，简化了女性群体形象的形成过程，忽略了作为政策执行者群体对于政策的不同认知及利益博弈。本书旨在彰显根据地普通妇女对战争与革命动员的真实体验及这一完整、复杂的行动过程。中共与根据地妇女之间呈现出的并非动员与被动员、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不应忽略她们复杂的心态与行为对中共政策推动与制约的双重作用。
本研究包括摘要、绪言、正文、结语和参考文献。
绪言部分主要包括研究回顾、选题意义、概念界定、资料概况、相关理论介绍创新之外及对研究框架与思路的说明。
正文部分一共有七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以华北乡村社会为中心，探讨中共妇女政策的变迁。该部分主要是作为历史背景及政治形态的铺垫。虽然妇女政策的变革对区域妇女运动进行过程中的各个层面都具有深刻的影响，但战时背景下女性解放的展开缺少经济变动的基本条件，这使得该时期女性解放运动呈现出先天不足的特征。
第二章：本章介绍在传统、革命、战争、性别视域下婚姻中的妇女。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乡村妇女始终未走出婚姻的“围城”。尽管如此，她们却一直发挥与展现着自我的能动性。在多方压力下，她们对婚姻变革反应的多样性也说明了妇女群体的复杂性。
第三章：本章介绍乡村经济生产中的妇女。在性别革命与抗战大业之需产生冲突之后，中共将妇女运动的方向转向了生产，通过多种方式将妇女拉入生产领域，并赋予妇女生产以“解放”的含义。此举，一方面解决了根据地经济上的危机，另一方面也缓和了两性之间的矛盾。然而渴求经济解放与政治平等的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道路依旧漫长。
第四章：本章介绍教育中的妇女。在妇女动员的需求下，中共赋予了乡村妇女受教育的权利。但并不是所有妇女、家庭都完全接受中共此种社会教育的推广，革命与传统在此过程中展开了激烈的博弈。虽然中共所推行的妇女教育的初衷较复杂，但最终根据地妇女教育的开展对施教者和受教者都是获益的。
第五章：面对民族战争，不同的妇女有着不同的考量与选择。她们当中有为革命与战争服务的积极参与者，也有消极的应对者。她们当中的积极分子之所以选择响应并不完全都是出于民族、国家的考量，被贴上消极应对标签的妇女群体也不完全是“卖国求荣”即可概括。她们的选择多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考，与政治、阶级、民族、国家诉求等多不相关。
第六章：华北根据地土改开始后，乡村妇女有着不同的态度与反馈。面对中共承诺的利益所得，不是所有的妇女都为此心动，她们多受限于传统、家庭等因素不敢响应中共的号召。即便最初响应了中共动员，仍有一些妇女在对自我利益衡量后，消极应对甚至根本不参与其中，还有些妇女因各种原因退出革命视域。土改后华北乡村妇女的“翻身”与“翻心”问题仍需进一步深探，究其原因，仍是尚未改变的经济条件以及革命的大环境。
第七章：本章以妇女干部为中心，探讨根据地妇女参政的实态，进而考究妇女在参政方面的所获与所失。最终我们要回答的是，对女性而言，战争与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究竟在哪些方面改变了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