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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伊始，“五四”妇女解放的理念在华北乡村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这种现代的女性观不仅切切实实地正面挑战了华北乡土社会中一些亘古未变的传统与惯习，同时以城市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干部在做农村妇女工作时，其激进的工作作风也让这种现代的妇女解放观变得不为农民大众所接受。革命与传统展开了激烈的博弈，革命并非以渐进的方式来缓和与传统之间的冲突，反而试图将其意志强加于乡土习俗之上，并希冀通过较为激烈的方式冲击传统，从而结束家庭对妇女的束缚，直接将农妇拉进战争的视域。然而结果并非如经历了“五四”运动洗礼的干部所期待的那样：乡村的“娜拉”走出家庭，汇成抗战洪流。相反，随着乡村“娜拉”塑造的进行，妇运却逐渐偏离中共最初提出的调动一切力量进行抗战的轨道，父权制的家庭和乡村受到革命强烈的冲击，他们不得不以其自有的方式抗衡着中共政权及革命。农民战时利益的受损已经威胁到共产党的权力基础，其消极抗战的态度及举动不得不让中共重新思索妇女运动何去何从。思索的结果是工作重心发生质的改变——从初期的反对封建、强调男女平等转移到中后期的鼓励妇女生产、建构和睦家庭上来。此时乡村妇女的形象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中共不再鼓励女性成为走出家庭的“娜拉”，而是通过生产改善其生活、提高地位的新式“贤妻良母”。
无论是乡村式的“娜拉”还是新式的“贤妻良母”，乡村妇女以何种形象存在都不是她们的自主选择。人为变革的乡村妇女形象并无牢固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基础予以支撑，在国家、民族、阶级环环相扣之下，乡村妇女缺少陈述与表达的机会。她们想改变传统的形象吗？倘若她们想变，目标是什么呢？这些我们都无从而知。传统习俗及现实条件的力量虽不张扬却也足够强大。在那个历史情境中，乡村妇女形象的建构是以战争、革命发展为导向。塑造符合革命需要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最终保证抗战大业的顺利进行。一方面也极大程度保障了乡村女性的权利。在这个乡村妇女形象的建构中，中共将生产作为妇女获得解放唯一之路，该种妇女解放的模式在抗战后期至国共内战，甚至在建国后都发挥了较好的妇女动员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