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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中华民族从辉煌、衰落到再度走向复兴的千年时间线，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华民族创造了领先世界的文明成就。唐朝中晚期，长江流域经济地位上升，运河之城扬州有“天下之盛，扬为首”之说；清代描绘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市井风情的《姑苏繁华图》，再现了古城苏州的精致发达；丝绸之乡盛泽地处江南一隅，最繁盛时号称“日出万匹，衣被天下”。然而即便是在汉唐盛世，抑或两宋、明清等商品经济繁盛时期，小康生活也始终只是广大“升斗小民”的奢望，他们往往连温饱都难以维持，即使是被誉为富庶之地的江南地区也概莫能外。新中国成立前夕，江苏经济更是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新中国成立后，江苏根据全国的统一部署，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稳定市场和物价。到1952年底，江苏经济就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同年全省人均生产总值为131元，但仍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经过土地制度改革，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废除，广大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发展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江苏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一批规模较大、影响较大的企业先后实行公私合营，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煤炭、冶金、电力、机械、化工等为重点的重工业以及轻工、纺织、电子工业都得到了发展，县以下以农机、化肥、水泥等为代表的“五小”工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江苏还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农田水利改造，大力改善农村交通条件和灌溉设施，农村土地改革和农业技术进步改善了农户以土地为核心的资产状况，促进了江苏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村人口福利水平的逐步提高。总之，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以土地革命、公社化运动等社会制度改革，切断了产生贫富差距或两极分化的经济根源，通过平均收入分配、改善基本教育和健康，有效消除了极端贫困现象，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贫困。
改革开放后，江苏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3年上半年，江苏全面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同时大幅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1979年至1984年这六年间，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了45.6%，其中粮价提高了56.6%。放开与提高农副产品价格，调整农业结构，由单纯追求粮食生产转向扩大经济效益好的农副产品生产，农业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增长。与此同时，乡镇企业逐步兴起，1980年江苏成为全国社队工业产值第一个超百亿元的省份。1984年3月，中央下发文件高度肯定乡镇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江苏创造性地把农业联产承包的经验带进乡镇企业，累积多年的能量迅猛释放，出现了乡镇企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1986年，苏州、无锡两市的乡、村两级工业产值都超过了110亿元，第一次超过了这两个市全民和大集体工业企业产值的总和。1987年，全省乡、村两级工业企业达124743个，从业人员729.77万人，完成产值688.52亿元。为了促进全省乡镇企业上技术、上管理、上质量，创优、创汇，提高经济效益，4月，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推进乡镇企业技术进步的若干政策规定》，全省乡镇企业普遍增强了管理意识，抓住管理，练好企业“内功”，创出了一批优质产品和新产品。张家港市第二医疗器械厂的“燕牌”手术钳，荣获国家银质奖，是江苏乡镇工业首次获得国家奖的产品。20世纪80年代中期，江苏全面推进城市改革，经历企业扩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等阶段，企业效益大幅提高。国家、企业、职工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开始向职工倾斜。到1987年，江苏总体上跨进温饱大门，这是江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飞跃。在摆脱贫困之后，江苏开始把自身的发展置于生存线之上，得以跳出极具损耗性的“贫困陷阱”，真正开始经济起飞的步伐，向着更高的发展目标迈进。
为居民健康提供必要保障，是摆脱贫困的重要指标。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医疗体系的建立保障了人民群众基本的医疗需求。疾病控制方面，江苏经过20世纪50年代初普种牛痘和大面积的霍乱菌苗接种，天花和古典型霍乱很快得到控制；60年代初脊髓灰质炎疫苗和麻疹减毒活疫苗问世，全省有重点地开展多种疫苗接种工作；1978年全面推行7岁以内儿童实行有计划的“四苗”（卡介苗、脊髓灰质炎三价糖丸疫苗、百白破三联疫苗、麻疹疫苗）基础免疫，传染病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改革开放后，江苏大多数地方的乡村推行了儿童计划免疫和母婴系列保健保偿、老年保健保险和独生子女健康保险等制度；改革和建立健全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制度，在村办企业发达的地方实行村民劳保医疗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改善了人民群众健康保障条件，显著提升了城乡居民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