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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白色的高加索人种的命名揭示了人种“科学”背后的“神话”投影的话，那么蒙古人种的命名则有挥之不去的“历史”的投影。
13世纪蒙古的铁骑打通了欧亚东西交通。在东来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笔下，不仅蒙古大王是白色的，而且连他一心想去而未能去成的“黄金国”——日本列岛——的人也是白色的，这种对中国大地上的人群的“白色”认知基于可视的经验观察和比较，在后来的欧洲人的笔下不断被重复，一直延续到大航海时代。
1513年，名叫乔治·欧维士（Jorge Álvares）的葡萄牙探险家抵达广州，他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1546年，另一个同名的葡萄牙船长豪尔赫·阿尔瓦雷斯（Jorge Álvares）的商船在离开日本西南的鹿儿岛时偷载了一个日本人，这人名叫弥次郎（约 1511—1550），是个杀人越货的海盗。葡萄牙船长在抵达马六甲后，将弥次郎交给了耶稣会士沙勿略（St.Francois Xavier，1506—1552）。
1549年8月，成为天主教徒的弥次郎引领沙勿略回到了鹿儿岛，开启了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教历史。
沙勿略对于日本及日本人有很多细致的观察，与马可波罗的想象不同，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的特征：很白，讲究礼仪。
在日本开启天主教传播的历史后，沙勿略燃起了去中国传教的愿望，但直到死于广东附近的上川岛也未能如愿。沙勿略的期望为后继者所实现。与沙勿略在日本的感受一样，在欧洲传教士和商人笔下，中国人的肤色主要是白色。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受教皇之命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出版，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被译为多种欧洲文字。关于中国人的肤色，《中华大帝国史》描述道：“在广州和那一带海岸出生的人是褐色，象非斯城（Fez）或巴巴利（Barbarye）人，因为整个该地区处于已知的巴巴利的纬线上。内地多数省份的人是白色人，一些比另一些更白，因为更接近寒冷地区。有的人象西班牙人，另一些更黄，象德国人，黄红色。”
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8—1606）将中国人和日本人并视为“白人”（gente Bianca）。
[1]
著名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回忆录《基督教和耶稣会进入中国》中写道：“中国人色白，除去南方省份的一些人因身处或靠近热带而色暗。”
[2]
在18世纪的人种学里，包括康德在内，谈到“黄色”，一般指的是印度某地人。白色的中国人及日本人何以变成了后来自他都认可的黄色的呢？关于这个问题，较早试图予以解答的是瓦尔特·戴默尔（Walter Demel）
[3]
，而集大成者是奇迈可（Michael Keevak）的《成为黄种人》（
Becoming Yellow
）。概而言之，1684年伯尼埃称东亚人为白色人，黄种人指的是印度人中的一种。1735年林奈《自然系统》第一次将亚洲人与黄色联系起来，第1版的肤色为暗色（fuscus），第10版是浅黄色和苍白色（luridus）。在布鲁门巴哈的人种分类学中，肤色不是决定性的要素，亚洲人近乎“铜色”，只是肤白不及欧洲人而已。但是，在1795年第3版《论人类的自然种类》中出现了“黄种人”（gilvus），同时也出现了“蒙古性”（mongolianness）。对于这一叙述变化，奇迈可认为：“‘黄种人’或‘蒙古人种’的概念强化了亚洲是危险的、有威胁性的观念，这一术语正逐渐与一系列世界范围的关于入侵的文化记忆联系在一起：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他们都被贴上了‘蒙古人’的标签。”
笔者原则上同意这一看法，但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和高加索人种一样，蒙古人种也出现在迈纳斯的《人类历史纲要》中，书中迈纳斯言及13世纪蒙古人铁骑的破坏行为
[4]
，布鲁门巴哈使用蒙古人种一语无疑也有“历史”的投影。19世纪初，法国人类学家居维叶（Georges Cuvier）在介绍高加索人种后写道：“他们的祖先曾在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统治之下，这三个人的名字带有恐怖色彩。”
[5]
但是，既然黄色的蒙古人种在文明-野蛮的等级序列中“劣”于白色的高加索人种，又怎能构成对白色的高加索人种的威胁呢？因此，19世纪后半叶在欧洲逐渐滋长的“危险的、有威胁性的观念”是需要“媒介”的，此即本书第六章将要考察的“黄祸论”。至于中国人到底是何时接受“黄色”这一人种符号的，也是需要进一步考察的。
[1] Andrew C.Ross， AVision Betrayed ， The Jesuits in Japan and China ， 1542 1742 ，New York：Orbis Books，1994，p.42.
[2] Fonti Ricciane ：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 1579-1615 ，edite e commentate da Pasquale M.D'Elia（Roma，1942-1949），Vol.1，p.88.
[3] Walter Demel，“How the Chinese Became Yellow：A Contribution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Race Theories，”Bettina Brandt and Daniel Leonhard Purdy，eds.， China in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6，pp.20-59.
[4] Christoph Meiners， 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Lemgo：Verlage Der Memer The BchenBuchhandlung，1785，S.13.
[5] Georges Cuvier， Le règne animal distribué d'après son organisation ，tome 1，Paris：Deterville，1817，pp.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