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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首次接到邀请，去哈佛大学举办赖绍华讲座，内容是有关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的、题材广泛的四次公开讲演；要构想一个同样可以适用于中国、高丽和日本的主题，这对我来说乃是一项挑战。最后我决定在历史发展的四大阶段的基础上组织成这一讲演，首先是以下迄公元200年为止的中国古典文明为代表，继之是（公元3世纪至10世纪）由佛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自11世纪至19世纪的新儒家运动，以及最后是受到西方强大影响（有时候是通过日本而传给中国和高丽）的近代。这四个阶段合起来，就代表着东亚所共享的文明，而同时又容许通过这种共享传统的重叠而坚持其本土的文化。
我的意图是要把东亚的统一性和分歧性作为多文化的世界文明的一个典型来阐述；而未来多文化的世界文明必须是在各种基本上由人类所共享的价值基础之上来肯定文化分歧性的价值。没有对这些基本价值的某种一致认识，就没有可以保卫文化自由与分歧性的根据。然而，在这三种东亚文明中，我们有可能看到，这种共享的过程，对各自文化的丰富化和益处都是怎样——历史地，而不仅是理想地——发生的。
并且，根据这同一理由，我希望强调的不仅是处于其全部的变异性之中的文化，而且尤其是在各种复杂的社会之中维系着文明生活的那些价值。文明在这种意义上，按照此词的原来意义而言，就蕴涵着某种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它们通常都是由其各个部分功能的分工和相互依存的缘故而在一定限度上城市化了。为此，一种更高层次的沟通就是必要的，因而就有了文字的与文人的讨论。在西方，各个复杂文明之内与之间的这种更高一级的沟通，是在我们所称之为“公民讨论”的形式中发展起来的，而维持这种公民讨论的体制通常就称之为“公民社会”，此词通常是指在国家与社会（人民）之间促进了这种沟通的内在结构。
当我试图在一部很简短的指南中论证东亚所共享的文明成分时，这就是我心目之中主要的东西。显然，在这方面我的焦点是十分狭隘的，而且是有选择性的。例如，它倾向于把焦点更集中在儒教上而不是其他的思想体系上，这恰好是因为儒教在其全部的文明功能中特别关系到“文”：公民生活、公民讨论、人道、文学，等等。自从我的赖绍华讲演作为《东亚文明》一书出版后，我继续在从事有关公民社会的各种问题的研究，并且已经就此又写出了《儒教的困境》（199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和《等待天亮》（1993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书。我还积极地在一种多文化的（亦即非欧洲中心的）基础之上，组织了各种讨论公民社会与人权的座谈会。但是对于讨论这类问题来说，本书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关联域（context）和视角；并且我极为欣赏何兆武教授努力提供了一部《东亚文明》的中文译本，作为对这些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多文化对话的一个基础。
在结尾时，我愿意在这里再次提到我的《等待天亮》一书所献给的那些中国学者的名字。尽管他们中间大有不同，却都是学者，而且我本人十分有幸都认识他们，并从他们的著作中学习了许多东西。凡是我在中国研究的领域里力图做出的一切，都是出于要报答我大大有负他们的东西：
梁方仲（1908—1970）
胡适（1891—1962）
冯友兰（1895—1990）
钱穆（1895—1990）
唐君毅（1909—1978）
陈荣捷（1901—）
狄百瑞
哥伦比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副校长
1994年3月15日